柳公权

在中国书法史上，柳公权是楷书四大家之一，他的楷书被尊为“柳体”，与颜真卿并称“颜柳”。

柳公权（778年—865年），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幼而好学，12岁即能吟诗作赋，人称“神童”，后精经术、晓音律，尤擅书法。29岁那年，他进士及第，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7朝，官至太子少师，封河东郡开国公。

据说，柳公权有出口成章之才。有一天，他随从唐文宗去未央宫花园中游玩，文宗对柳公权说：“有一件使我高兴的事。过去赐给边兵的服装，常常不能及时发下，现在二月里就把春衣发放完毕。”柳公权上前祝贺，文宗说：“只是祝贺一下，还不能把你的心意表达清楚，你应作首诗向我祝贺。”柳公权当即作诗两首，文宗听后，赞道：“曹子建七步吟诗，你竟只需三步。”

但柳公权最为知名的还是书法。他的楷书与颜真卿的楷书被誉为“颜筋柳骨”。两者之所以并列，一是他们各自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成为楷体典范；二是他们两人在品格上均忠直有风骨。唐以后的书法学习，一般都从楷书入门，楷书入门的第一步就是先“立骨”——先把字的“骨架子”撑起来，因此“柳体”“颜体”楷书就成了初学书法的入门字帖，这背后蕴含着“艺”与“道”并修的理念。

“柳体”楷书这么硬朗，根源在于内心的刚正不阿。唐穆宗喜欢柳公权的书法，将之奉为书法圣品，后来还把他召到长安。他入仕不久，即成为朝廷的专职书法教师。有一次，穆宗问柳公权怎么才能写好字，柳公权答：“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这既是在谈书法，也是对皇帝的“笔谏”。“心正则笔正”从此广为流传，并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论题。尽管一个作书者的内心与书法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复杂性，不能直接画等号，但强调“作字先作人”，人作好了字才可一观，成为中国书法的一个重要追求。

文宗朝时，文宗在便殿召见6位学士，谈话中提及汉文帝的谦恭节俭，文宗随即举起自己的衣袖说：“我这件衣服也洗过三回了。”学士们一听，纷纷称赞文宗的节俭，只有柳公权一言不发。文宗询问缘由，柳公权答：“一国之君应当选拔贤良之士，罢免不才之人，采纳谏言，严明赏罚。而像穿洗过的衣服这类事情，只是细枝末节而已，根本不值一提。”听了这话，监察御史周墀（音同池）吓得两腿发抖，柳公权却神色自若，不慌不乱。文宗一听，对柳公权说：“我深知你这个舍人之官不应降为谏议，但你有谏臣风度，那就授予你谏议大夫之职。”第二天，朝廷颁布诏令，让柳公权以谏议大夫的身份掌管起草诏令，同时保留学士职位。

柳公权的楷书在当时影响很大，公卿大臣家为先人立碑，如不能请到柳公权写字，会被认为是“子孙不孝”。就连外国人来朝进贡，也往往额外备上一份钱款并标注：“购买柳公权书法专用。”及至后来，“柳体”还成了北宋印刷字体的“模板”，明清两朝的“馆阁体”也以“柳楷”为基础。

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玄秘塔碑》是柳公权的楷书名作。《玄秘塔碑》于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刻成，由时任宰相、也是书法名家的裴休撰文，柳公权书丹。雄伟高大，高386厘米、宽120厘米，有1302字。何以有如此高规格的“礼遇”？因为碑主端甫法师不同寻常。端甫是继玄奘之后的又一位高僧，在朝中掌内殿法仪，清净持戒长达10年，尤以主讲《涅般》《唯识》等著称于世。836年6月，端甫圆寂，文宗赐谥号“大达”法师。5年后，武宗为纪念他并告示后人，在长安立此功德碑。

柳公权《玄秘塔碑》局部。

《玄秘塔碑》为柳公权64岁所书，是“柳体”楷书风格走向成熟的代表作，也是唐代楷书的巅峰之作。通观此碑，每一个点画，每一个结构，均精到严谨，极有法则，但又书写自然。明代文学家王世贞评价说：“此碑柳书中最露筋骨者。”可以说，《玄秘塔碑》是唐代楷书里最能见“骨”之作。

两年之后，66岁的柳公权完成了另一件楷书杰作《神策军碑》。相比于《玄秘塔碑》，《神策军碑》显得更为敦实含蓄，骨力不那么外露。此碑由翰林学士承旨崔铉撰文，立于皇宫禁地，后毁于战火，只有拓本传世。拓本在宋代即装裱成册，分上、下两册，下册不知何时佚失。上册后为南宋贾似道所收，元代归翰林院国史馆藏，至明代为晋王朱棡（音同岗）所得，清代经孙承泽、安岐等人收藏，后流落至香港。20世纪60年代，藏家拟将《神策军碑》等碑帖出售。周恩来总理得知后，指示文化部设法购回这批珍贵碑帖。最终，宋拓孤本《神策军碑》被购回，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柳公权《神策军碑》局部。

以书法名世的柳公权，其实对自己书法写得好并担任朝廷书法教师这件事很不以为意。他的哥哥柳公绰在一封写给宰相李宗闵的信中说：“家弟苦心辞艺，先朝以侍书见用，颇偕工、祝，心实耻之。”柳公权认为，侍书这事就像乐官（工）、太祝（祝）这一类杂艺，与治国理政的君子正业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可见，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眼里，人生为之“大”而书道为之“末”，对颜真卿是如此，对柳公权也是如此。（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书法教育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