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华，1932年1月6日—2020年1月24日，籍贯广东德庆，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衍射物理、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和晶体学研究。

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我国科学家又斩获一项国际奖项——当地时间5月2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2025年“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密码学领域有开创性贡献的王小云是获奖者之一。

始于1998年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每年授予5位科学家，她们分别来自非洲与阿拉伯国家、亚太、欧洲、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北美这五大区域。中国共有9位女科学家获奖，去年获奖的就是颜宁。在此之前，李方华、叶玉如、任咏华、谢毅、陈化兰、张弥曼、胡海兰相继获奖。

顺着这个获奖名单，我们寻访2003年首获此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李方华。这是一位低调到近乎隐形的科学家。中国衍射物理、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和晶体学研究的众多“第一”都与她有关，她开创了我国单晶体电子衍射结构分析法，最早在国内测出晶体中氢原子的位置，最早提出“赝弱相位物体近似”像衬理论，为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实验开辟出一个全新的天地。2003年2月27日，当评审团主席宣布李方华代表亚太地区获奖时，她缓缓起身，身着红色唐装与黑色长裙，优雅从容地走上主席台，全场掌声经久不息。“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女科学家可以像男性一样登上科学的顶峰。”站在台上，李方华深情地说。

2003年，李方华（右）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

“母亲领奖时穿的这身衣服，还是我陪她去买的。”在北京的李方华旧居，她的女儿范清芬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母亲在生活中很有自己的小情调，爱唱歌、善缝纫、喜欢小工艺品……“我小时候穿的衣服几乎都是母亲缝制的。她对待缝纫就像搞科研一样，会仔细琢磨每一个细节，衣领稍微改一改会不会更好看，袖口换个做法是不是更省事。她还开玩笑，‘我要是真去当裁缝，至少也能评上八级’。”

2020年除夕夜，88岁的李方华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斯人已逝，但她的科学家精神依然影响着子女和科技工作者们。以下是范清芬的讲述：

“把问题装在脑子里”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小时候只知道母亲做的是科研工作，但不知道她工作的重要性，只觉得她总是在忙。我的家长会，她从没参加过。

每天早晨，母亲6点多起床，当我醒来时，家里已不见她的身影。十来岁时，我就学会了自己做饭，负责家里的一日三餐。父母晚上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物理所）回来，就能吃上我备好的饭菜。即便在家，他们的话题也大多围绕工作展开，在饭桌上，有时还会因为对某个科研问题意见不一致而争论起来，把我和弟弟完全“晾”在一边。

我最高兴的时候是放暑假，母亲会让我搭班车去她单位。那时，她的研究工作需先用电子显微镜拍照，再到暗室里冲印照片。有时，我也想进暗室，里面有曝光机、放大机、显影和定影药水等，我很感兴趣，但必须先向她申请。她在这方面要求很严，即便同意了，也要等中午其他人午休的空隙才能进入，而且她会全程跟着我，以免我乱动东西。

那时，我们和姥姥住在新街口附近的两间平房里。房子很小，在家看书、写字只有一张老式三屉桌，父母只能轮流使用。通常，母亲会先坐在桌前处理工作，等到稍晚些，父亲再用。那些年，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他们从未离开过自己的科研工作。

上世纪60年代，李方华与丈夫范海福（我国著名晶体学家）在北京。

改革开放后，大量前沿物理知识涌入国内，母亲的心也随之澎湃起来。当时，有广播电台开始教英文。为了阅读前沿英文文献，父母从工资中挤出钱买了一台收音机，每天准时坐在收音机旁听英语，有时也让我跟着一起学。后来物理所开设业余英语学习班，母亲还特意准备了笔记本，将不认识的英文单词、短语和句式工工整整地抄在上面，一面是英文，一面是中文译文。她很爱惜这些笔记，本子上都包了封皮。

除了英语，她还学过多种外语：日语、德语、俄语等。学日语，她上的是“早班”，每天早上7点至8点半在动物所上日语课，然后再赶回物理所上班；学德语，上的是“晚班”，下班后上两节课再回家。

在外，她是物理学家；在家，她是妻子与母亲，做饭、洗衣、缝补……各种家务都要做。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患了脊柱血管瘤，腰部以下神经受损。当时我在外地上学，弟弟年龄还小，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全落到母亲一个人肩上。那段时间，她白天要跑各个医院咨询医生，寻求治疗方案，在医院照顾我父亲，晚上回到家还要处理工作，辅导我弟弟的功课。但她很顽强，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能顶得住。

也许很多人认为小块的、零碎的时间是搞不了科研的，母亲却能巧妙地利用这些零星时间，平常炒菜、洗衣、走路时都在想问题。她曾说：“很多问题并不是坐在那里正襟危坐就能解决。我常常把问题装在脑子里，走路、做饭、洗衣服的时候都会思考，说不定什么时候，某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必须自立自强”

母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让我好好读书。她不是要求我必须读书读得多么好，而是要我必须自立自强，有自己的事业。

这跟她的个人经历分不开。母亲1932年出生于战乱年代的中国香港，此后便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辗转漂泊。为躲避战火侵扰，姥姥带着我母亲和两个舅舅来到北京，生活全靠姥爷每月寄来的微薄生活费。后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交通中断，生活费再也无法寄达。为了生计，姥姥只能到一家被服厂做工，靠每天领一小袋“杂合面”养家糊口。

姥姥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识字不多，在那个年代社会地位较低，也做不了其他工作。姥爷则是一名广东“新青年”，曾在辛亥革命中加入同盟会。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姥姥也深受革命新思潮洗礼，坚信知识改变命运。在母亲小时候，姥姥就告诉她：女性若不读书，便无法获得工作机会，更难以在社会中立足。

母亲自小学习就很刻苦，也有天赋。她初中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每到周日就将包括母亲在内的几名尖子生带到家中，找难题让他们做。渐渐地，母亲对解难题上了瘾，总喜欢将图“装”进脑子，比如看星星，星星的分布图就“装”进脑子；遇到“鸡兔同笼”题，鸡与兔子也幻化成图“装”到脑子中……

年少的她不怎么爱说话，但脑子里总想着事：雨后的天空为什么出现彩虹？石子扔到水中，为什么泛起涟漪？开着的车子突然停下，站在车上的人为什么会向前倒？这些看似日常普通的现象，母亲却觉得很有趣。或许正因如此，她后来选择了物理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

1950年，母亲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学习。1956年，她学成归国，到物理所工作，师从著名晶体学家陆学善先生，从事合金结构的X射线衍射研究。从此，母亲的一生都和物理分不开了。

有一种说法认为物理研究枯燥、乏味、难懂，不易引起女性兴趣或不适合她们。母亲很反对这种观点，她曾说：“我接触过的很多女同行，心态大都比较平和，在金钱、职务等方面没有特别大的欲望，也不追求所谓‘轰动效应’，同时以女性特有的坚韧在踏踏实实探索，比较‘静’，而越平静越容易思考，行为、决策越容易正确，越能够得到想要的结果。”

多年来，母亲也这样教育我。70年代末，高考恢复不久，我就考上了华北电力学院。我虽然没从事物理科学研究，但母亲的言传身教让我无论学习还是工作，都要求自己努力自强。她当导师时也常对女学生们说：“在工作中，不要想着自己是女性，除非是重体力活，否则不要找男生帮忙。”

“出了名的严格”

李方华（右一）在物理所指导学生。

很多物理所的老同事都评价母亲“治学严谨”。她对学生是出了名的严格，学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她一向直言不讳。一次，我回家时恰好遇见母亲教育学生。她说话声音不大，但语气很严肃，我赶紧躲进房间关上了门。

这种严格，我也深有体会。我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时，母亲跟我说：“你的论文一定要交给我看，现在有些学生的论文写得很不像样，语句不通顺，还满是错别字。”听了她的话，我很紧张，写论文时格外注意语法。但当我把论文拿给她看时，她在上面勾勾画画，又找出不少小毛病。经过她的批改，我的论文读起来更顺口了。

母亲很早就患上了较严重的心脏病，2003年还装上了心脏起搏器，但一直到前些年住院，她才不再招收新的学生。之后几年，她已经没有精力参加学术会议，就让学生们去参会，回来后向她详细转述会议内容，以便了解科研的前沿动态和信息。她始终牵挂着学生们的研究工作进度，为了某个冷冻电镜项目，还联系了当时在美国的学生，询问他们有没有意愿协同国内的师弟师妹们共同完成这个项目。

2017年，母亲的学生去医院看望她，谈到冷冻电镜的话题时，她从病床上一下子坐了起来，思路清晰地谈了近一个小时自己在这方面的思考和计划。2020年11月11日，物理所购买的大型冷冻电镜设备到货，很遗憾母亲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幕。

母亲为科学事业工作了一辈子，有人曾问她，如何处理生活和工作的关系？她说，“生活倾向简单，工作主张认真”。他们那一代人就是这样，生活很简单，思想也很单纯，在工作上思考最多的就是怎么把事情做得更好。现在年轻人谈“内核稳定”，我想，母亲在那时就已经做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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