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封面照时，温雄珍坐在自己的童装店里，瘦瘦小小的她，微笑地看着镜头，跟身后店里的衣服融为一体。很难想象，如此瘦小的女人，写出了那么多有力量的诗歌。

“如果不写诗，我的生活就如同一潭死水。”温雄珍把诗歌视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写诗，让她有了喘息的余地。在热闹的白天，她是童装店的老板，是妻子、母亲；在夜晚或劳作的间隙，她是“生活的歌者”，是诗人。她的诗，治愈了自己，也照亮了他人。

15岁就来广东打工的她，在“打鸡蛋”“洗鱼头”“看见一只麻雀”的生活里寻找诗意。在她的笔下，扫地的阿姨、开货车的司机、烧烤摊旁的烟、江边的风……都变得立体而有温度。

新大众文艺浪潮，给她的生活吹进一缕新风，分享会、座谈会、各种采访纷至沓来。小学五年级就辍学的温雄珍坦言，对这些场合尚未适应，每次发言前都会紧张，但她对写诗这件事依旧满怀信心：“我只想遵从自己的内心，用自己的方式，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其实在东莞，还有成千上万个“温雄珍”。她/他们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写作，写普通生活，写芸芸众生，写个体的困境，也写时代的回声。正如评论家胡磊所言：温雄珍的诗，写的是生活，是岁月，也是人世间。

15岁“闯广东”

1978年9月，全国首家“三来一补”企业——东莞太平手袋厂开业，拉开了“世界工厂”的序幕。此后数十年，东莞吸引了超2亿人次务工者涌入。他们来自湖南、四川、广西等地，在流水线上缝制全球1/4的动漫衍生品、组装1/4的手机、编织1/5的羊毛衫。而在流水线与霓虹灯之间，这些普通劳动者以笔为犁，还在工业文明的土壤上耕耘出一片文学的绿洲，让“东莞制造”有了精神的肌理。温雄珍就是其中一员。

1990年，年仅十五岁的温雄珍因为生计的压力，从广西老家坐着大巴一路南下广东。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汽车绕着悬崖边开，从车窗看出去就是深谷，她说当时“脚都是软的”，内心虽然充满胆怯，却不能退缩。这一来，就是34年。

起初，温雄珍在广东南海一家布料厂打工，拿的是计件工资，头一个月她拿到105元，自己留了5块，其余100元寄回了家。“那是我第一次看见100元的大钞。”温雄珍幼时家贫，有时饭都吃不上。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家人只能去买玉米粒回来煮着吃。“玉米很硬，当时都是拿来喂鸡的，要煮开、煮透了，才嚼得动。”11岁那年，母亲去世，温雄珍就用瘦小的肩膀挑起了沉重的生活。她顶着大太阳在田里割水稻，挑起粪桶时，担子举起来比她还高，两个桶得拖着地走。

因为交不起学费，温雄珍读到小学五年级时不得不辍学。“当时很想哭，但我也很理解我爸。四个孩子要养，他忙不过来。”

2003至2008年，是温雄珍最艰难的五年。丈夫有病痛，两个孩子还年幼，她必须兼顾带娃和摆摊。早晨，她用三轮车拉货，背着一个小孩，车内再坐一个小孩，一起出门摆摊。好天气时还算顺利，碰上刮风下雨则“很麻烦”。支撑她扛过来的，是一种“硬气”，也是一种解不开的责任感。

生活，锻造了温雄珍的力量与坚韧。如今，她一天还要做两份工。早上八点多到下午四点半，经营自己的童装店；下午五点到晚上十二点，在烧烤店打工。在童装店里，她麻利地卸货，把鞋子、衣服分门别类放好；在烧烤店里，她戴着橡胶手套，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滚烫的开水中快速搓洗抹布。体重不到一百斤的她，却可以轻松抬起几十斤重的木质大圆桌……

与诗歌相遇

小时候家里虽然生计艰难，父亲还是会花钱买书，《隋唐演义》《西游记》《三国演义》……小时候家里有一箱箱的小人书，那是父亲给温雄珍最大的精神馈赠。多年以来，温雄珍一直保留着阅读的习惯。汪国真的诗集、三毛的散文选、鲁迅的小说集、曹雪芹的《红楼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辛波斯卡的诗集……每本书她通常都会看三遍，她说，第一遍是看书，第二遍是读书，第三遍是思考。童年所有的困顿、孤独、人情冷暖，就这样在书籍的熏陶下，悄然变成了诗意的底色。

“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1992年，温雄珍第一次接触诗歌，是务工回家途中，在县城姑姑家看到一本席慕容的诗集。席慕蓉的《一颗开花的树》，在温雄珍心里种下诗歌的梦。“诗歌独特的表达方式，我很喜欢。”短短的句子，轻盈、灵动，不似她的生活那般沉重。温雄珍开始用诗歌安放自己的人生。

1994年，温雄珍在《江门文艺》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诗《如果》，书写情感的懵懂。

年轻时的温雄珍，总因自己不够好看深感自卑。与心仪的对象约会时，她会故意晚到一个小时，用矜持、骄傲的姿态掩饰自己害怕受伤的心。“对方那么帅，怎么会喜欢我这样的人。”这种心态，让温雄珍写诗时有了不一样的目标：“要提升自己的内在美。”

但对于只有小学学历的温雄珍来说，写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便用自己的方式学习，看电视记字幕、听歌识歌词，遇到完全不懂的就问一下别人。很多年后，她已经发表了很多首诗，偶尔还是会出现错别字。

2012年，温雄珍拥有了第一部智能手机，她开始在QQ空间写诗。互联网渠道和平台，让温雄珍的诗歌，从个人爱好慢慢变成一种自觉的写作。

2015年是她诗歌写作的转折点，一个QQ好友把她拉进中国诗歌群，从此，她有了更多同路人。“来自江苏的‘瘦石别园’老师，经常指导我、鼓励我，带我去注册论坛、发表作品，由此我得到很多人的认可。”

她不再是一个人“摸黑”写诗。她越来越懂得诗的本真，是从生活里生长出来的。“离你很近的诗，特别能打动人。有时候一些句子不是刻意写出来的，是自然蹦出来的。”从《扫地的阿姨》《老张》到《迷宫》《木质的肉身》《我在一首诗中想到叙利亚》，温雄珍的诗越写越开阔。

难怪文艺评论家、东莞市作家协会主席胡磊说，温雄珍的诗歌有助于我们重新发掘后打工时代东莞文学的另一侧影。“东莞写作者通过底层化、疏离化、边缘化的方式，重申东莞文学的地域文化质感，早已跳脱出早期的‘苦难叙事’和一味强调新工业文明书写特质的写作范式，缤纷而多元。”

温雄珍写自己，也写他人。在组诗《迷宫》中，温雄珍用个人的视角，探寻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她写市场扫地的阿姨，“我喜欢看她拧开水瓶盖的动作/那里有悲伤，她总是拧得太紧。”

她的诗里，还有群山跟江河。她写巴颜喀拉山“游走在约古宗列曲的绵羊/到了晚上，把群星带回人间”；写阿尼玛卿山“风削石头，从不削柔软的雪/这些魂，真干净”；写怒江“只有愤怒才能更好地保存它们的慈爱”。她写故乡，也写远方的世界。老家的橘园、田野里的养蜂人、紫云英、苦楝树，联通她的乡土记忆。战争题材的诗歌《加沙，今晚你是谁》，表达了她对战争的思考和人性的关怀。

如今，温雄珍的诗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她脑海里蹦出的句子，很多都公开发表，变成铅字，温雄珍很开心。她列举了一大串刊物名字，像小孩子数糖果一般：《诗刊》《安徽文艺》《红螺》《广西文学》《作品》《星星》……但她始终没有“刻意要变成谁”或者以诗人自居，她说，写诗只为给自己寻找一个可以慰藉、安放灵魂的地方。

烟火缭绕的生活

相比写诗，打工仍是温雄珍的重心所在。写诗，都是在打工的间隙完成。

温雄珍的童装小店没有名字，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企石镇的综合市场，不足10平方米，门口是马路，对面是市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温雄珍吃住都在这里。前面是商铺，挂满了衣服；中间是卧室，床下堆满货物；最后面是厨房。空间狭小、昏暗，即便是大晴天，找东西还是要开灯。

为了扩大店面空间，温雄珍跟周围的商铺学到一招——在门口用两块木板支起一张桌子，上面摆满各式鞋子，卷闸门两边也挂满童装。作为店主和唯一的店员，童装店所有的业务都需要温雄珍一人承担。早上起来，拉开卷闸门，摆放好货物，然后去对面市场买份早餐，跟认识的人打招呼；中午有时候自己做饭，午休就睡在店里，门开着。店里有时候一天都没有一个客人，她就看书、用手机写诗。

马路对面的市场，经常出现在温雄珍的诗中。“太阳从菜市场右侧升起/它巨大的阴影/布满车轮碾动，和谈论蔬菜、肉类的价格/年轻的人总是步履匆匆/他们带动老人们背面小小的震荡/许多车辆停下来，完成西门口的一阵吞吐。”这是诗，也是她的日常。

十年前，童装店还能挣到钱，她只在空闲时做点手工帮补生活。现在实体店生意不好做，她又给自己找了份工作，每天下午四点半去一家烧烤店打工。从童装店到烧烤店，需要走半个小时。温雄珍从不迟到，一到下午四点半，就关上店铺，背起双肩包，前往烧烤店。到店大概五点，要做的事情很多，温雄珍有条不紊地进行。她跟店主一起把两张大圆桌抬到门口，把店里堆在一起的长条桌、凳子摆放开来。扫完地后，她又打一桶开水，戴着橡皮手套的手，在冒着热气的水中快速搓洗着抹布。“这样才搓得干净。”

经营烧烤店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妇，温雄珍很欣赏他们：“两个年轻人，用自己的双手，在东莞买了车买了房，真的很了不起。”其实，回望一路走来的历程，温雄珍自己也很了不起。

生活的种种苦涩与艰辛，都被她写进诗里。“生活/有时是一首快乐的歌谣/有时是一副沉重的担子。生活再沉重/我也不能把你放下。”诗词里，她坦露自己的脆弱，也给自己注一份力量。她说“痛苦就是诗歌的灵感来源之一”，但她更懂得把灰暗写进阳光中，把美好从艰难里提炼出来。她也从不把诗歌作为改变命运的工具：“从没想过通过诗歌赚钱，只想写好诗。”但她依然有一份关于书籍的梦想——“等经济条件好，孩子成家后，我想开一家免费的开放性图书馆。”现实尚远，她坦然接受：“但现在，还是得努力工作维持生计。”

“作诗，不为高尚，只是一种责任。”温雄珍说，只要生活本身尚有余温，她就会继续坐在东江边或者烟火气缭绕的烧烤摊边，在沉重与轻盈之间，为自己、也为更多素人，写下更有温度的诗。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刘颖颖 实习生 朱玺文 图\唐德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