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七旬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近来频频和热词AI一起出现在公众视线中。

今年以来，他已发表《AI时代，文学如何教育》《人文学者：怎样与AI共舞》《AI时代的教育理念与方法》三篇长文，分别聚焦文学教育、人文学术与教育理念，直面人工智能对人文学科的剧烈冲击，也延续了他一以贯之的“与时代同行”的姿态。

“这三篇文章是我回应当下AI冲击的三个不同的思路和方法。”陈平原说，“任何一次大的科技变革，都会影响整个道德观念、社会制度以及文化学术。转变中的有些思考，将来回过头来看是很幼稚的，可是在当下，我们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做力所能及的思考与表达，那样才有可能跟时代同行。”

与此同时，陈平原还参与了北京大学主办的“AI挑战下的人文学术”以及河南大学主办的“AI时代的人文教育”两个研讨会，并受北京大学出版社邀请，主编新书《AI时代的文学教育》，预计今夏出版。

拥有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北大博雅讲席教授、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河南大学近现代中国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多个身份，也曾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对他来说，书房外的世界和书房内的学问同样重要，这或许正是他最近积极发声，探讨AI应对之道的原因。

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潮到21世纪的技术激变，陈平原始终以人文学者的身份，屹立于时代前沿，回应现实，并以积极的思考直面时代挑战。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就主张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现代学术日趋精细，操作性越来越强，希望学者不要完全舍弃忧生忧世的学术动力，以及贯串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人文关怀。”此后的日子里，他一直秉持这样的态度，对社会和思想文化建设始终葆有一份热情。他的书房，不只是学术研究的场所，也是与时代对话的阵地。

陈平原在家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梦妮摄

学术与人生合一

虽自谦是“闯入陌生领域”，陈平原对科技如何影响人文领域的关注其实由来已久。2000年，他就曾发文探讨互联网对人文学术的影响。近年来，他也数次参与科技论坛，与人工智能专家对话，“让他们了解我这样的人文学者是如何思考与表达的。”

对于新事物和前沿科技，陈平原一直有了解和参与的热情。他甚至在呼吁警惕碎片化阅读的同时，看到短视频的价值：“做近代思想文化研究的，大都知道严复与梁启超关于著述之文与报章之文的论争。当初的预想，报刊应时，报刊之文必定速朽，不可能传世的。可实际上，报刊文章在这一百年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留下大量精品，比如梁启超的写作。”在陈平原看来，今天备受争议、正“野蛮生长”的短视频，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百年前的“报章之文”。若努力耕耘，也能有很好的收获。

无怪乎他的学生会认为：“陈老师哪怕已届古稀，仍是一位不折不扣，怀揣着理想和激情的‘新青年’。”

陈平原曾这样总结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征——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

而他自己，一方面是“五四”研究者，与“五四”时的“新青年”精神上有着深切共鸣，“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我来说，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既是潜心思索的对象，也是自我反省的镜子”。一方面深度参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讨论，并始终保持着当年的理想和激情。

除自家的专业研究，前几年陈平原还出任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去年被聘为潮州古城研究首席顾问，助力潮州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今年，他主持的10卷本《潮学集成》即将问世。为了宣传家乡，他甚至参与央视“开讲啦”节目，讲“文学中的元宵节”，把潮州元素带进来，包括游甘蔗巷、吃鸭母捻、看英歌舞等。“节目播出后，家乡的领导告知，对当地旅游业大有帮助，大家都很开心。”

今年3月初，陈平原到重庆讲学，考察了位于重庆大学松林坡的国立中央大学遗址。让他伤心的是，“沿着略显荒废的小路，穿过水泥建造的大门，门额及对联上的字大半脱落，左边是铁丝围栏，透过围栏，可窥见若干栋颓败不堪的老屋，周边芳草萋萋，明显好长时间无人打理。”因此，他写下《松林坡应该有座纪念馆》，建议在松林坡上，为抗战时期“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立一块碑，建一座纪念馆。

文章传播很广，且得到迅速的回应。作为中央大学的重要继承者，南京大学校方先委托北大校方向陈平原道谢，几天后校长亲自率队赴重庆，敲定建设纪念馆事宜。

位于重庆大学松林坡的国立中央大学遗址（4月30日摄）。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梦妮摄

看似偶然的小事背后，蕴含着陈平原的“人间情怀”。除了一如既往的社会责任感，也有深厚的学养做支撑。比如他多年来对大学精神与大学历史的研究，以及对地方史及文化多样性的关注。

“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学问与人生完全可以合一。”陈平原曾表示，“两耳闻窗外事，一心读圣贤书，二者并行不悖，且互相促进，这是我的学术理想。”

“紧赶慢赶”

去年2月，陈平原从北京大学退休；9月受聘河南大学至善特聘教授，且出任河南大学近现代中国研究院院长。这一抉择，同样是出于“做事情”的考虑：“有的地方你去了没办法发挥作用，因为基础太差；有的地方你去不去人家都做得不错。之所以选择河南大学，是认定我能帮他们做点事情。”

而在北京大学，陈平原仍担任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还继续指导8名博士生，“估计三年后才能全部毕业”。

陈平原和夏晓虹的家。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姜锦铭摄

陈平原的忙碌，让人联想到他常用的“紧赶慢赶”这个词。“我们这一代人起步低，有机会上大学以后，就一直有种紧迫感。”

他谈及乐黛云的一段广为流传的话，是这种“紧迫感”的最好注脚：“看乐老师履历，50岁才真正上路，而后一路狂奔，几乎没有停下来喘气或歇脚的念头。出道很晚，那是时代的缘故，个人做不了主；可一旦有了机会，就狠狠地抓住，而且再也不肯撒手。”

这段话似乎也在描述陈平原自己。1969年，初中毕业的陈平原无法继续升学，只能带着奶奶和两个弟弟一起回到老家，在一个离潮州城十多公里的小山村生活了8年多。在这期间，他种过地，当过民办教师，还念了两年高中，直到恢复高考后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

陈平原曾询问与他同龄的文史学者王德威，1978年春天他在做什么，“马上就知道差距，我好不容易上大学，他已经去美国读博士了”。

“上大学那年我24岁，现在已经是硕士毕业的年龄。”陈平原感叹：“因为前面荒废太多，我养成一个习惯，有机会就赶快做。”

这样的“紧赶慢赶”，让陈平原在40年学术生涯中，著作等身，研究领域广阔。退休这年，商务印书馆推出24卷《陈平原文集》，即便经过陈平原自己“删繁就简”，也仍有学术著作与文化随笔44种，涉及小说史、学术史、散文史、教育、城市文化、图像、声音等领域。

“当初对于是否70岁出版文集，我很是犹豫，深怕读者误解，以为到此止步。后来想清楚了，是否继续前行，主要看自己的意志与定力。自信学术上还有发展空间，不想设限，也不定太高的目标，这样脚步更为从容些。”在去年3月的《陈平原文集》出版暨现代中国人文学术研讨会上，陈平原这样说。

至今，他仍在前行。

“要不是你们今天来采访，我不会清理这些。”采访当天，陈平原拿出提前梳理好的两张A4纸，上面列满了他退休一年多来主持和参加的学术会议、演讲以及刊发的文章。

“做事情，尽可能认真做，做一件是一件。出去演讲或在学术会议上发言，很多人觉得无所谓，随便谈谈，但我努力把它们做成像样的事情。”对感兴趣的话题，哪怕只是在一场普通学术会议上简短发言，他也不会敷衍了事，每每将发言内容拓展深化，写成论文或随笔。

为了“紧赶慢赶”做学问，陈平原和妻子夏晓虹一直保持着规律的生活。“我们俩身体都不算好，从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本钱很有限，不敢随意挥洒，所以生活比较规律”。他们一般晚上12点前睡觉，早上七八点起来，陈平原中午还会睡半个小时午觉。“做学问，尤其是人文学者，不是短期突击能够完成的，需要持之以恒，长期努力。因此，身体本钱很重要。”

父亲与恩师

走进陈平原和夏晓虹的家，没有人不被那顶天立地的书墙，以及已经漫溢出书架、几乎无处不在的书所震撼。餐桌上、沙发上、茶几上甚至部分地板上都堆着书与各类学术资料。陈平原将沙发上的几摞书抱到地上，才勉强腾挪出一小块区域让大家坐下。

陈平原和夏晓虹的家。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摄

前段时间，这间书房在网络上火了起来，视频《“坐拥书城”，这对北大著名学术伉俪决定将一生藏书捐给首图》被上千万观众观看，无数人被满屋的书以及陈平原、夏晓虹二人言谈举止间的儒雅与温和深深打动。

如今，第一批的30多箱书已经收拾出来运至首都图书馆，但家里的书还丝毫看不出减少的迹象。“能够把书捐给公共图书馆，让它们保留下来，对一个学者来说，是幸福的事情。”

首都图书馆计划打造“陈夏书房”，将陈平原和夏晓虹的藏书做成一个展示案例。“再过50年、100年，人们来到首都图书馆的陈夏书房，就能了解20世纪的中国读书人是怎么生活的，包括他们的阅读思考，他们的家庭环境等。”陈平原说。因此，“陈夏书房”里除了藏书，还会有他们的手稿、书信、字画等。

尽管将“捐书”视为一种幸福，但在联系采访时，记者却被“约法三章”不谈这事。这也能看出陈平原的个性，虽然秉持“学者的人间情怀”，但对自己成为新闻热点却始终保持警惕。

陈平原希望被更多人关注到的，是他的恩师王瑶。对陈平原来说，退休第一年做的最重要的事，是完成了一系列王瑶先生的纪念活动。在那个火爆全网的视频中，他也特别介绍了为老师写的新书《风雨读师》。

“这是过去一年我做的最得意的事。”陈平原退休这年，正是他的博士导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一年多来，他组织了王瑶先生学术研讨会，完成回忆随笔集《风雨读师》，和学生合作编著《王瑶画传》，推动河北教育出版社重刊《王瑶全集》、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刊“王瑶著作系列”。

去年5月、6月、9月，在陈平原的推动下，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大学校史馆、山西大学分别举办了三场各具特色的王瑶学术文献展。办展览除了学识、见解与精力，还需要经费，且不是小数目。陈平原下了决心，即使自己掏钱也要做。好在文献展计划一提出，便得到相关单位及众多学者的鼎力支持。

陈平原还专门到王瑶的家乡山西省平遥县道备村，走访了老师出生的屋子、儿时玩耍的小院、上小学的关帝庙。他把对老师的怀念融入笔下的文字、行动的身影，以及脚下的道路。

陈平原在山西平遥郭家巷王瑶先生老宅。图源《风雨读师》

细究王瑶先生对自己的影响，陈平原觉得需要从自己的父亲说起：“王瑶先生和我的父亲从未谋面，但两人都对我走上学术道路起了决定性影响。”“我之所以走上这不算辉煌的学术之路，全靠他们二位的诱导和鼓励。”

陈平原的父亲陈北是广东汕头农校的语文老师，母亲陈礼坚也做过中学语文老师。“父亲的藏书充实了我颇为艰难的8年知青生活，同时也规定了我日后学术的发展方向。这一点我也是很晚才意识到的。”

冥冥之中，这些书似乎已经注定了陈平原的求师问学路。

在乡下期间，陈平原自学了游国恩、王起、季镇淮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那时，没人能够想到，这些书的作者们后来大都先后成了陈平原的老师。

陈平原决定报考王瑶的博士研究生时，还从父亲的藏书中找到几乎全部王瑶的早年著作。“父亲只是一个中专语文教师，且长期生活在远离城市的大山脚下，居然收藏那么多文学史著作，实在出人意料。”

1984年9月，陈平原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1989年12月，王瑶先生去世。回忆跟随王先生读书的那些年，陈平原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并非具体知识的传授，“先生从没正儿八经地给我讲过课，而是古今中外经史子集‘神聊’，谈学问也谈人生。”

王瑶习惯夜里工作，早上休息，陈平原一般下午三四点钟前往王瑶家中请教。“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得意处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像放风筝一样，话题漫天游荡，可线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收回来。”

王瑶先生在未名湖畔。图源《风雨读师》

“沉得住气”与“传薪”

怀念老师的同时，陈平原还看到了王瑶在学术上的遗憾：“以王瑶先生的才华，本可在学术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师生两代人的风雨人生，不同的学术生命，让陈平原对于时代与个人的关系有着深刻理解。“大的时势、大的运势，或者说大气候，你只能撞上，靠运气。你刚好生活在这个时代，其思考与作为，与生活在另一个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陈平原始终铭记老师的教诲：“大环境你是左右不了的，小环境则可以自己营造”，因此，“首先要自己沉得住气”。

陈平原无疑是“沉得住气”的。

困居乡下，看不到出路的岁月，他用阅读充盈自己的生命。

高考制度恢复，考入中山大学，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登上了《人民日报》。

1985年，与钱理群、黄子平合作，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并在《读书》上连载《“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由此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1987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是《光明日报》上介绍的四位“学有所成的新一代中国博士”之一。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多次再版、外译并获奖。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他也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与友人合作创办《学人》集刊、《文学史》集刊，发表《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论胡适的学术取向》《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等专业论文。1999年，他创建了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提出要“研究艰难中崛起的‘二十世纪中国’，希望在重铸‘民族魂’以及积极参与当代中国的精神及文化建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他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但每一次“移步”背后，都有内在的理论支撑，因而都有丰硕的成果。

几年前，陈平原在一次演讲中称：“几十年风云变幻，位于风口时不盲目起飞，处于低潮时也能守住底线，这或许是我唯一值得自夸的长处。”

陈平原对老师的怀念与他对学生的爱护是一体的。“你知道一个人到了退休的时候会想些什么？我会想到我和我的学生，我和我的老师，突然间感觉到承上启下的重要性。”陈平原说，“40年前我刚到北京的时候，王先生70岁，我来跟他念书。去年我也70岁了，我会思考在今天的条件下，如何面对学生，怎样尽可能帮助他/她们，这就是传薪。”

他这样解释“传薪”：“我们都是历史的中间物，都曾在历史上发挥过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个人的能力越来越小，声音越来越弱，好在年轻一辈起来了。所以，要有大的历史定位，满天星辰，不能只考虑个体存在。”

他将王瑶、他自己以及他的学生看作跋涉在学术道路上的一个整体。多年前，他在北大中文系开学典礼的演讲中说：“记得临毕业时，王瑶先生这样开导我：今天我们是师生，好像距离很大，可两百年后，谁还记得这些？都是20世纪中国学者，都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想想也是，诸位今天念文学史、学术史，百年风云，弹指一挥间。在这个意义上，你我既是师生，也是同学，说不定还是竞争对手。作为师生、同学兼竞争对手，我能说的就是：在叩问学术探讨真理的道路上，需要勇气，需要真诚，也需要毅力。祝大家尽力而为，不要轻易败下阵来。”

访谈录

“也许有一天，‘边角料’会成为新的学术重心”

来源：5月23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姜锦铭  王京雪 刘梦妮

理想的状态

草地周刊：感觉您退休之后更忙了。

陈平原：文科教授都是这样，不像有的学科需要实验室什么的。如果身体好的话，文科教授退休后继续工作，没有问题，而且比以前更自由。我这两年还是一个过渡的状态，希望之后调整到比较好的阅读和写作状态。

草地周刊：比较好的状态是怎样的呢？

陈平原：悠闲自在地读自己喜欢的书，并非为了研究而阅读，那是比较幸福的。做学问的人，好多时候是围绕研究和写作，而不是纯粹个人兴趣来阅读。我说要调整到比较好的状态，那就是读自己喜欢的书，写自己想写的文章，不再考虑发表与否以及别人如何评价。自由自在，心无旁骛，那才是理想的“读书”。

草地周刊：是您常常提到的“为己之学”？

陈平原：是的。

草地周刊：退休一年多做了很多事情，您是怎么分配精力和时间的？

陈平原：你没看我的记事本子，密密麻麻的。昨天还跟夏晓虹说，从一开始进入学界，我就知道自己的起步低，有一种紧迫感。如此自我意识，好处是一直往前赶，缺点则是不够从容。

草地周刊：您提到您跟夏老师身体底子都不是非常强健，但看做事的劲头，让人感觉精力很旺盛。

陈平原：知道自己的长处，更知道自己的弱点，较好地使用本来就不太多的本钱，这其实是一种能力，一种智慧。

“运气是大时代给你的”

草地周刊：您在农村的经历，对后来的研究有什么影响？

陈平原：我们这一代人在乡下的经历，影响当然很深，包含一些无法弥补的缺憾。比如我上大学时的年纪，你们硕士都毕业了。比起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人，我们这一代人，我指的是77、78级大学生，普遍学术上有短板，但我们对理想的执着、对社会的洞察、对人生的领悟，也不无长处。还有就是养成一些生活习惯，比如“紧赶慢赶”。因为知道自己的不足，机会来了，一定要狠狠地、紧紧地抓住，我们没有那么多可以随意挥洒的时间以及不断试错的机会。

学生发现我在好几篇文章里用了“紧赶慢赶”这个词，也感叹我整体的生活节奏很快，从走路，到吃饭，到阅读，到写作，到同时做好几件事，能自如切换。

草地周刊：一路走来，您的学术之路得益于什么？

陈平原：个人努力当然是有的，可说实话，最关键的还是整个大时代。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说，大环境你是左右不了的，小环境可以自己营造。大的时运、大的气候，你只能撞上，无法强求。

回过头来想，我其实挺幸运的。1977年恢复高考，一直在乡下“晴耕雨读”的我，终于有机会考出来了。否则，就是另外一种生活。

我曾经说过，这几十年社会大转型，犹如火车不断拐弯，每拐一道弯，都甩下一批人。能够坚持下来，走到今天，一半是个人努力，一半是运气，运气是大时代给你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

草地周刊：作为学者，感觉您很好地平衡了书房内的学术研究与书房外的社会关注。

陈平原：有的人沉潜把玩，在书斋里做纯粹的学问，很可敬；有的人热心公益，成为社会活动家，也挺好的。我大概是鱼与熊掌都要，两边平衡得不错，没有舍弃学者的本色，又对社会比较关心。过去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我说其实不对，“读圣贤书”必须“闻窗外事”，那样才能真正读好。没有对世事以及人生、人性的洞察体悟，很难做出第一流的学问。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有一个基本思路——学在民间。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学术的希望、学术的根基、学术的未来，在民间。从孔夫子起，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都是如此。

草地周刊：但要做到这点其实不容易，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陈平原：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很庆幸自己走过的路。比如，一毕业就留在北大教书，又刚好碰上思想解放和社会转型的好时机。我和钱理群、黄子平1985年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那年我才31岁，还是博士生，就因为这些文章“名扬天下”，实在是运气好。刚好在大家关注的点上，说了几句有意思且有分量的话，你的成绩就被放大了，很快得到学界的认可。

现在可不一样，我的学生们读到博士毕业、博士后出站、甚至当了教授，也有很好的研究成果，但不可能有我们当初那样的社会关注度。

草地周刊：现在学术的关注点在哪里，人文学科的内容相对固定，再有新的开掘和发现难度很大吧。

陈平原：其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重点、难点、焦点不一样。不是你没做出成绩，而是这个时代的聚光灯打在别的地方。就像两三年前，人文学者一般不会想到AI会那么被关注。但是，你不能因为追逐热点，就轻易放弃自己的努力方向。每个专业都有自己关心的话题，包括疆域、方法与可能性等，即便不是显学，无法引起专业以外的人关注，也应该努力往前走。也许有一天，时来运转，此前被人忽略的那些“边角料”，突然间大放光彩，会成为新的学术重心。

学术伉俪

草地周刊：您和夏老师这满屋子书都是怎么来的？

陈平原：我们双方的父母都是读书人，会有一些书籍。不过，目前藏书主要还是我们两个人工作以后陆续购入的。此外，还有很多师友以及出版社的赠送。

这次捐书，夏老师说朋友的书先别拿走，因为不少我们还没翻阅。这些书都会送走，只是希望先稍微抚摸与翻阅，否则对不起赠书的朋友，这种心情，相信大家都能理解。至于有人问，你每本书都读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草地周刊：对于藏书您有什么建议吗？

陈平原：知识的传播会越来越依赖电子书、数据库等，所以，你要是想藏书的话，一般的书不必多藏，就藏那些有特殊意义的，比如跟自己的生命有独特关联的。以后的纸质书，越来越多是为了收藏，为了把玩，为了审美，而不是纯粹的阅读。纯粹阅读的话，你家里空间再大也放不下。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藏书太多了，你经常会找不到想看的书。

草地周刊：您和夏老师作为学术伉俪，在学术上如何互相补充互相激发？

陈平原：我们两人专业比较接近，虽然她在古代文学教研室，我在现代文学教研室，但都关注晚清，研究领域有重叠的部分，也经常一起外出开会。学术上有交叉，但研究及写作还是各做各的，题目不一样，风格也不一样。

说到互相帮助，有时候她读到相关资料，会告诉我，我也一样。我们知道对方在研究什么，会有一些资料的提醒，观点的切磋，阅读的分享。还有，我们互为对方的第一读者，会互相提醒，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失误。

草地周刊：夏老师最近在关注什么。

陈平原：一个是增订版《〈饮冰室合集〉集外文》的编校，这个已经完成，很快就由北大出版社刊行。另外就是重编《古文新观（版刻对照本）》。初版一册，现在做成三册，初、中、高三个不同层次。文章难度不一，注释详略有别，让读者一个个台阶逐渐往上走，这样学起来更方便，也更有趣。选文及各家小传我写，注释则由夏老师负责。别人可能觉得不难，因好多是名篇；但夏老师做事认真，虽是普及读物，也都用心用力。校注太详细没必要，太简略也不好，好多注解，她可是斟酌再三，一步不敢放松。因近期不断外出，还要收拾书房，略为耽搁了，但无论如何会在年内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