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曹文轩今年71岁，用现在年轻人爱说的一句俏皮话——“正是奋斗的年纪”来形容他，再合适不过了。

这位学者型作家目前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改编自他的经典作品《青铜葵花》的电影，不久前杀青，取景地就在他的家乡江苏盐城……接到《环球人物》记者的采访邀约时，他手头正有个紧要的科研项目，“忙得焦头烂额”，本来约定的电话采访改为了书面回复。10余个问题，他发来近万字的回答，记者在线上表示感谢，他用表情包回复——一个小男孩捂着嘴偷笑。

这很“曹文轩”。作为享誉世界的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始终为儿童写作，关心着儿童的成长，保持着一颗童心。17岁时，他发表了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在农村创作时，常有县文化馆的老师来指导，正是这位老师的儿童文学背景，把我引上了这条‘不归路’。”1974年，20岁的曹文轩被保送至北大，如饥似渴地学习哲学、美学、文学以及儿童文学理论、儿童心理学，为他后来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鲁迅、沈从文、安徒生、川端康成、海明威……都成为他文学创作上的领路人。其中，安徒生是绕不过去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个人，也许就没有我所书写的这样一部个人写作史”。

安徒生如何影响了这位中国作家？他的童话故事究竟魅力何在？如今我们谈论安徒生时，又在谈论什么？以下是《环球人物》记者与曹文轩的对话。

诗性与悲悯

《环球人物》：您说安徒生贯穿您的个人写作史，那么您最早阅读安徒生是什么时候？当时触动您的是什么？

曹文轩：我成长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读安徒生的作品已经很晚了，差不多是初中时期。第一印象是，他的作品虽然没有任何概念化和说教的成分，但就是能感染你，教化你。

最触动我的是字里行间的悲悯。后来我研究文学史，发现悲悯情怀是文学古老的命题之一，我甚至认定，文学正是因为具有悲悯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作为它的基本属性之一，才被称为文学。我们读《卖火柴的小女孩》，会沉浸在无边无际的悲悯之中，读《三毛流浪记》时也一样。这种忧伤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韵调。

儿童文学里，总有人在拼命宣扬快乐主义。当快乐主义泛滥时，我坚持认为，儿童文学不是给孩子带来快乐的文学，而是给孩子带来快感的文学，快感既包括喜剧快感，也包括悲剧快感。安徒生给我们的，我认为主要是一种悲剧快感，这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忧伤意味着这个人对世界有了一种比较深刻的认识，忧伤本身也是一种美感。

《环球人物》：如果溯源您与安徒生的联系，故乡应该是第一站。在安徒生的故乡欧登塞，有一条小河，他在河边长大，您也生于江南水乡。水对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有什么样的影响？

2005年7月，曹文轩在哥本哈根趣伏里公园对面和安徒生铜像合影。

曹文轩：许多国内外评论家在说到我的作品时，往往会提到“诗性”这个字眼。它从何而来？我怎么就看重了“诗性”？可能与安徒生有关。因为童话——我说的是安徒生这一路作家写的童话——本就是诗性的，上品童话与诗并无界限。安徒生最早是写诗剧“出道”，他的童话就像是从一首首精彩的诗改写、扩展而来的，它们生于诗，长于诗。

作家的诗性从何而来呢？每个人可能不同，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我将其归结于水。我生在水边，长在水边，儿时的我一个基本姿态就是坐在河边，望着流水与天空，痴痴呆呆地遐想。《草房子》《青铜葵花》以及我的其他作品大多因水而生，就像只有安徒生能写出《海的女儿》一样。河流给人一种生气与神气，作家会从河流里得到启示。水是干净的，我之所以不肯将肮脏之意象、肮脏之辞藻、肮脏之境界带进我的作品，可能与水对我的影响有关。

在这一点上，我和安徒生又走到了一起。他也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人，站在水边的人无法不干净，所以他的文字中有忧愁，有悲伤，但没有污秽。

“他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

《环球人物》：2016年，您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是迄今中国唯一一位“安奖”作家。回看这个奖项，对您意味着什么？

曹文轩：其实早在2004年，我便进入了“安奖”的提名长名单。当时的申报材料特别简陋，就几张纸。后来12年过去，我的250余册作品被译为英、法、德、俄、日、韩、瑞典、丹麦等40余种文字，给评委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来自不同国家的10位评委全都将票投给了我。

我还记得，2016年4月4日那天，在意大利博洛尼亚，获奖名单公布时，在场的中国人都欢呼雀跃，唯一安静地坐着的就是我。在没完没了地接受采访之后，我很快从获奖的状态中抽离。我不可以让获奖成为魔咒——只要获奖，就再也写不出好作品了。

2016年，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

《环球人物》：近些年，熊亮、蔡皋先后入围“安奖”插画奖短名单，也有学者先后入选“安奖”评委会。就您观察，安徒生对中国一代代童话创作者有何影响？

曹文轩：再往前数，20世纪90年代，孙幼军、裘兆明、金波、杨永青就先后被提名了“安奖”，后来还有秦文君、吴带生、王晓明、张之路、陶文杰获得提名。这些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家，或多或少都曾经受到过安徒生的影响。

安徒生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用一个词来表述就是“恩重如山”。中国儿童文学浩荡大河的源头之一是安徒生。中国儿童文学中那些美好的东西，和这位极其善良的丹麦人息息相关。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无法离开这个人，安徒生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

这么多中国儿童文学创作者获得提名，也在证明一件事情——中国的儿童文学并不逊于其他国家。很早之前，我就对中国当代文学作过一个结论：中国最高水准的文学就是世界水平的文学。当时，没有人同意我的观点。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沉浸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情境中，对自己毫无信心。怎么办？那就得有一个人去获得一个世界性的最高级别的文学大奖。国外的文学水准高低，不也是用这样的方式证明的吗？中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已经处在高处，我只不过是因为角度等原因，被人家先看到了而已。

童话的力量

《环球人物》：今年是安徒生诞辰220周年、逝世150周年，但他好像从来没有远离我们，您有这种感觉吗？

曹文轩：是，他从来没有远离我们。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安徒生。

多年前我去北欧，发现北欧国家与西欧国家不同，它更安静，更童话。除了安徒生，北欧还有一位儿童文学大师阿斯特丽德·林格伦。我现在理解了北欧为什么出童话作家，那是一个到了冬天会有漫长黑夜的世界，为了打发漫漫黑夜，特别是打发孩子们的漫漫黑夜，童话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那里的天空、大地、河流与山脉，都是童话的世界。

我去丹麦时，特意到安徒生铜像前照了一张相，后来出书时，经常会用这张照片。但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样如此仰慕这位文学伟人。记得当时站在铜像前，我突然想到了那时的中国网络上有一部分人正在质疑安徒生，竟要做出一副要与安徒生分道扬镳的架势，牛气哄哄、自以为是地认为200多年前的安徒生已经“过气”了。他们要重打锣鼓另开张，写一种嬉笑的、胡闹的、玩世不恭的、与安徒生的格调完全不一样的所谓儿童文学。按理说这也没有问题，你完全可以写你这样一路的作品，但狂妄而无知地断言如今这个时代只需要享乐主义的儿童文学，这就让人无法苟同了。我有时也会想：安徒生童话真的过气了吗？安徒生童话到底还能存活多久？

曹文轩的多部儿童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环球人物》：这也是盘绕在一些读者心目中的问题——200多年后，我们还需要读安徒生童话吗？

曹文轩：古典形态的文学，始终将自己交给了一个核心词：感动。现代形态的文学崛起之后，却不再这样做了。人类社会发展至今，获得了许多，但也损失或者损伤了许多，比如激情、热情、同情……机械性的作业、重返个体化的倾向、淡化人际关系的行为原则等，都使人日益意识到自己是“孤独的个体”。人们变得冷漠，这种“社会疾病”已渐渐反映在儿童身上。因此，无论成人还是孩子，都需要安徒生的抚慰。

一个希望自己变得有质量的人，我希望他读安徒生；一个希望自己变得有情调的人，我希望他读安徒生。

一直以来，我对儿童文学的定义是：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任何有分辨能力的人都能发现，安徒生作品处处展现着人性之美。也正因此，他的故事才能穿越时空，从遥远的昨天活到今天，从他的脚下走向世界。

《环球人物》总第541期封面人物报道：重读安徒生，从童话隐喻到格陵兰岛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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