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女儿家厨房的灶台边起步，用布满皱纹的手在稿纸上耕耘出《秋园》《浮木》《我本芬芳》"女性三重奏"，杨本芬以素人作家身份横空出世，用质朴文字为沉默女性立传。今年母亲节，这位年逾八旬的"厨房作家"接受荔枝新闻中心记者专访，坦言"母亲不是终生职业"，更以"坨坨扁担"自喻韧性人生，其关于母职与自我、苦难与光明的思考，为当代女性困境提供独特注解。

这是一颗露珠的记忆，微笑、脆弱，但在破灭之前，那也是闪耀着晶亮光芒。

——杨本芬

1940年生于湖南湘阴的杨本芬，幼年丧父，17岁下放农村，后成汽车运输公司职员，60岁因母亲离世提笔写作，80岁出版处女作《秋园》。在南京女儿家厨房边炒菜边写作，用买菜间隙记录20万字家族史，其作品豆瓣评分均超8.5，被读者称为"平民史诗"。

母亲不是一份终生职业

记者：“您如何理解‘母亲’这一身份在家庭与社会中的角色？在母亲节这一天，您最想对天下母亲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杨本芬说：“多数家庭中，母亲承担了照顾者的角色。孩子幼小的时候，没有人照顾就存活不下来，因此在家庭中母亲就格外重要了。母亲花在家庭中的时间特别多，因此一个家庭的氛围常常是由母亲决定的。母亲像一个家庭的粘合剂，把家庭成员联系在一起。”

对社会来说，每一个孩子都不光是家庭的孩子，还是社会的孩子。一位母亲养育好一个孩子，就是培养了一名良好的社会成员，那意味着她对社会、对人类做出了贡献。

最想对天下母亲说的话是：母亲不是一份终生职业，当孩子们长大以后，让他们去走他们的路，把自己还给自己。

我和她都是坨坨扁担

记者：“您在南京女儿家厨房写作时，灶台边的抽油烟机声、汤锅的咕嘟声是否成为创作的背景音？这些日常琐碎如何融入文字的温度？”

杨本芬觉得：“日常琐事是我生活的重要部分。我只会写跟日常有关的文字，它们不是背景音，而是我写作的主旋律。不是‘日常琐碎如何融入文字的温度’，倒是文字如果脱离了日常生活、普通人的生活，温度又从何而来？”

记者：“您在60岁开始写作的契机是母亲去世，这种‘用笔赶路’的创作是否是对母爱的另一种延续？母亲的精神如何影响了您的文字？”

杨本芬说：“我终生感谢母亲在家境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让我出去考学校，这样我才变成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晚年才可能写作。书写母亲，更多是作为女儿的反哺吧。不过写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些，就是想把一些刻骨铭心的事情记录下来。母亲的精神，一个是她自己一生都爱读点什么，八十多岁了还跟我讨论金庸，这种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在我身上有延续。第二就是她的韧性，家乡俗话说‘坨坨扁担耐得挑’，意思是陈旧老竹做的扁担，哪怕弯曲了也不容易折断。我和她都是坨坨扁担。”

杨本芬与母亲合影

记者：“您笔下的母亲形象（如《秋园》中的梁秋芳）与当代母亲有何共通与差异？您认为今天的母亲面临哪些新的挑战？”

杨本芬表示：“人类的差异性很大，当代母亲也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只能粗浅地对比一下：共通性，都是母亲，都具有母性的本能。差异，一是秋园那代女性主要面临生计问题，选择很少，当代母亲选择的余裕就大多了；二是秋园毕竟是读《女儿经》启蒙的，身上有很深的传统文化烙印，当代母亲受现代观念影响肯定更大，会更自由更自主。”

记者：“《我本芬芳》中惠才的婚姻困境引发许多女性共鸣，您如何看待母亲身份与自我之间的张力？当代女性应如何在家庭责任与个人追求间寻找平衡？”

杨本芬告诉记者：“我们那代人很少会意识到‘自我’。就我而言，即便已经出版了《秋园》，也没把自己看成作家，依然把照顾家庭看作第一职责。当代女性如何在家庭责任与个人追求间寻找平衡，没有办法笼统地回答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需要自己做出选择，最终承担起自己的命运。”

【写作是怕忘记很多事

记者：“从60岁到85岁，您笔耕不辍，甚至在脚痛中坚持写作。是什么支撑您持续创作？您如何看待“年龄”对作家的影响？”

杨本芬说：“我就是有点喜欢写。”

记者：“您曾说‘写作是怕忘记很多事情’，在书写母亲、乡亲与自己的故事时，您如何选择记忆的切口？哪些细节是您最想保留的？”

杨本芬认为：“我选择那些像烙印一样刻印在脑海中的事情来写。我写下的细节都是我想保留的。”

我从未编织生活，我只写所见与听闻的生活

记者：“您的作品被称为‘女性三重奏’（《秋园》《浮木》《我本芬芳》），您如何看待女性视角在历史书写中的价值？您认为女性作家应如何为沉默者发声？”

杨本芬说：“我写的时候从没想到‘女性视角’。我自己是女的，又只会写真实，自然而然就是女性视角了。世界由男性和女性组成，女性的情感世界，另一个性别恐怕很难感同身受，来自女性的书写毫无疑问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如果人类文明与历史的长河中缺乏了女性书写，那是不可想象的。为自己发声，写自己切身的东西，真诚一点，这就是在为沉默者发声。因为在那之前，你自己也是沉默的一员。”

记者：“《豆子芝麻茶》中，您聚焦秦老太、湘君、冬莲的婚姻，这些故事是否源于您身边人的真实经历？您希望通过这些故事传递怎样的女性力量？”

杨本芬说：“是。有读者曾质疑秦老太的故事，认为我把悲惨的事堆叠在一个人身上了，有堆砌苦难，刻意赚取眼泪之嫌。殊不知我甚至没有采用鲁迅先生的创作方法——‘杂取种种，合成一个’，我写一个人，就是这个人的故事。如果那故事沉重得让人窒息，不是因为我的堆叠，而是个体生命的遭际就是如此。我从未编织生活，我只写所见与听闻的生活。”

记者：“您曾说“面对真实的勇气”是写作的特点，这种“真实”是否包含对人性弱点的直面？您如何看待读者将书中人物与自身经历对号入座的现象？”

杨本芬坦言：“我一开始写东西，我二女儿——她也是作家——就对我说，如果没有勇气面对真实，就不如不要写。我赞同。我觉得自己确实蛮有勇气的。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我的任务是把故事写出来，出版之后它的命运就不是我能掌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