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是好几代人的“女神”。她的美妙歌声与传奇人生惊艳了海峡两岸,影响了东亚文化圈乃至整个世界。
邓丽君的音乐创作,饱含对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记忆。邓丽君祖籍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1953年出生于台湾云林县,有着根系两岸的文化渊源。在其成长教育期,台湾地区正处在相对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阶段,这影响和塑造了她的艺术底色。1967年,邓丽君发行首张个人专辑《邓丽君之歌——凤阳花鼓》,重新演绎一段安徽传统戏曲,从此步入歌坛。此后,邓丽君演唱了多首中国传统民间小调,比如《采红菱》《四季歌》《探情郎》《回娘家》等。1983年,她发行华语流行乐坛首张以古诗词谱曲的专辑《淡淡幽情》,以古诗词为载体展现中华文化之美与两岸同根同源的民族认同。邓丽君的服饰之美乃至艺术审美,也都有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元素和偏好。
邓丽君艺术人生的黄金时段,跨越了台湾地区的现代化与两岸和平发展的“破冰”进程。彼时正值台湾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邓丽君歌曲中的中华文化底色和对经济发展的自豪感日益汇集。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在海峡两岸由隔离转向交融的背景下,邓丽君的音乐走进了大陆千家万户。与她同时到来的,还有余光中的乡愁诗、金庸的武侠小说、李小龙的功夫片,共同形成独具时代特质的文化潮流,也成为那一代中国人——无论身在海峡两岸,还是港澳地区——相通的文化记忆和情感共鸣。1985年,《北京青年报》刊登题为《邓丽君说:真高兴,能有电话从北京来》的报道,“电话从北京来”是祖国的认可和召唤。2012年,以邯郸大名邓丽君筠馆为中心,新华社制作的专题片《寻找邓丽君之根——中国·大名》(英文版)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巨型电子屏上首播,代表祖国对邓丽君艺术人生的进一步肯定。她也成为两岸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参照与样本。
邓丽君遍及东亚、远涉欧美的音乐足迹,是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70年代,邓丽君的歌声传播至日本、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其艺术影响力扩展到东亚文化圈。这一时期,其歌曲《千言万语》《海韵》《空港》《小村之恋》等风靡东亚文化圈,其内在的乡愁、进步、自豪相互激荡,别具一格,动人心弦,并逐步成为东亚流行音乐的一种创作范式。在20世纪80年代,邓丽君的歌声又漂洋过海传播到美国,她成为首位在美国林肯中心、洛杉矶音乐中心开唱的华人歌手。1986年,美国《时代》周刊将邓丽君评为“世界七大女歌星”之一,评语为“她的声音是连接离散华人的无形纽带”。
更为可贵的是,邓丽君的影响没有囿于那个时代。流行音乐的持久性影响是衡量艺术生命与艺术质量的关键指标,它考验的是艺术家的深层文化根基和创造活力。邓丽君是连接前后两段中国流行音乐史的桥梁纽带,既对大陆第一代流行歌手田震、王菲等带来启发和塑造作用,也对第二代流行歌手的音乐创作和演唱带来远程渗透性影响。如今,邓丽君的歌声穿透时光,跨越世代,成为治愈“00后”的一种心灵之声。这种强烈的生命力,恰好印证了邓丽君深厚的文化根基与独特的创作才华。
作为根系两岸、享誉东亚、影响海外并跨越世代的流行音乐家和艺术家,邓丽君的一生短暂而光荣。她的音乐历经两岸文化与政治的变迁,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当下,依旧为全体中国人甚至海外热爱中华文化之人士所喜爱。邓丽君的艺术人生及其在两岸强大的影响力,证明两岸同文同种、同根同源。这不仅是包括邓丽君在内的一批港台音乐家和文学家个人艺术生命的底层支撑,更体现了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与两岸完全统一的强大政治和人心基础,是任何“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无法隔断与破坏的。
邓丽君一生有着强烈的登陆演出、落叶归根和开展更密切文化艺术交流的渴望,但因时局、身份以及两岸长期政治阻隔的现实,未能成行,这是其艺术人生的一大遗憾。祖国统一、人民幸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强大意志,也是贯穿邓丽君艺术人生的夙愿和追求。(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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