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邓丽君在“One&Only”演唱会上旗袍搭配辫子的造型。

1985年12月15日，邓丽君在日本NHK大会堂举行了人生中最后一场大型演唱会，主题是“One&Only（唯一一次）”。

演唱会进行到第二十一分钟，舞台灯光渐次熄灭，背景幕布变换成夜幕降临时分的深紫色。三盏中式宫灯悬在幕布上方，透出朦胧光晕。

圆形追光灯下，邓丽君站在立式话筒前，伴随着《何日君再来》的前奏轻轻舞动。身上那袭淡紫色旗袍随她的舞步漾开微波，全身珠片明明灭灭，像星辰在银河间跃动。

对歌迷和全体华人而言，谈起邓丽君的美，总是离不开旗袍。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只要举办演唱会，邓丽君一定要安排至少一套旗袍造型。三哥邓长富说：“她认为这样能彰显我们中国人的穿衣特性，这是她的风格。”

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亚洲女性愿意一掷千金，只为复刻“邓丽君同款旗袍”。这就是邓丽君的魅力。她把那些流畅的线条、闪烁的珠片和大气的纹样演绎出万千风情，成为无数人的时尚启蒙和“东方美”的代表人物。

柔美与风骨

1976年，邓丽君首次以高衩旗袍造型亮相电视节目，一举俘获无数观众的心。有人来信索取邓丽君的旗袍照片，有人夸赞她的腿部线条很美。一向大方的邓丽君幽默回应：“因为脸蛋不好看嘛，只好穿高衩旗袍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啦！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中的西康雅安高颐阙手绘稿。

此时的邓丽君，已将发展重心转移到竞争激烈的日本市场。日本社会存在一定的排外倾向，但邓丽君以中国形象为荣，从不掩饰自己是中国歌手。在越来越多的演出中，她选择穿上代表中国的旗袍。

1978年，邓丽君身穿白底牡丹旗袍在日本演唱。

她的绝大多数旗袍在香港、台湾两地定制。一件丝质旗袍大约需要5000元港币，在当时可以买两台18英寸的进口彩电，或是为一间普通住宅提供半年的租金，可见邓丽君投入之高。不过，她乐此不疲，有时还会记下歌迷的身材尺码，定制旗袍送给歌迷当礼物。

为什么邓丽君能成为“最适合穿旗袍的人”？

北京服装学院教授、中国传统旗袍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史立萍认为，历经多番改良的旗袍是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结晶，最能表现东方女性的身段美。“西方一般将丰满的胸部作为女性魅力的核心符号，东方则讲究‘藏而不露’，更重视曲线与整体身形。邓丽君身高1.67米，体形匀称、腿部修长，这些先天条件与旗袍十分适配。”

史立萍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早年间，旗袍制作有地域流派之分，邓丽君的许多旗袍属于港工旗袍。在海派旗袍的基础上，港工旗袍吸收了西方的立体剪裁技术，腰部和裙摆更加收拢，使邓丽君的女性气质更为突出。同时，港工旗袍常用无袖的齐肩设计，露肤度更高，又为邓丽君增加了俏丽和摩登感。

不过，史立萍觉得，邓丽君的旗袍造型之所以经典，更重要的东西源于内在。“旗袍是一种兼具柔美和风骨、很有能量的服饰，穿着旗袍的邓丽君大方自信、美而不妖，把属于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展现出来了。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性穿着旗袍走上街头抗议列强入侵、呼唤民族独立开始，近现代的旗袍就蕴含着这种风骨和气质。”

说起来，史立萍投身旗袍制作和旗袍文化传播，也是受邓丽君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还在上高中的她常常走上两站路，到母亲的单位看电视。一天，画面放到邓丽君出场，史立萍和身边的朋友们忍不住“哇”了出来：“好美啊！”

那是史立萍第一次看到穿着旗袍的中国女性。时隔多年，她还记得邓丽君身上是件白底大花旗袍。电视机的屏幕只有9英寸，又是黑白的，可她依然被那种温柔而不失洒脱的美深深震撼了。

后来，机缘巧合之下，史立萍到北京老字号“双顺便服店”拜师学艺，从此埋首于旗袍40多年。她曾像邓丽君一样走出国门，在欧洲的服装公司工作。但她发现，外国人真正对自己刮目相看，还是因为她用中国传统工艺制作了精美的中式礼服。

“只有具备民族特色的中国服饰，才能得到西方的尊重，并在世界上立足。邓丽君的旗袍打动了众多海外歌迷，正应了那句话：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史立萍说。

国风和混搭

台北的中山北路，街道两侧林立着大大小小的婚纱店。在一众陈列着西式白色婚纱的店铺中，陈杏春的“汉清旗袍名店”显得与众不同。

走进店门，墙壁上层层叠叠地贴着名人留影，邓丽君的那张就在试衣镜上方最高处——她穿着一件缀满亮片的白色立领长款旗袍，七朵颜色各异的牡丹自领口延伸至下摆，雍容大气。

这件旗袍是由陈杏春和母亲、姐姐共同打造的。陈杏春出生于1949年，15岁起跟着上海来的老师傅学艺。这61年间，他为无数明星艺人、达官显贵做过旗袍，知名度最高的还是邓丽君。“她穿旗袍，就是有灵气、有味道。”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冯应谦20多年前就加入了邓丽君歌迷会。作为资深歌迷，他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系统研究过偶像的旗袍。在他看来，白底牡丹旗袍集中体现了邓丽君美学的诸多要素。

“牡丹花语为富贵、吉祥、国色天香，符合邓丽君的形象。在邓丽君的旗袍中，常常出现类似的国风元素，除了牡丹花，还有兰花、凤凰、蝴蝶等。”

香港文化馆里陈列着邓丽君的一件黑色凤凰旗袍，它是邓丽君喜爱的旗袍之一，多次在亚洲演出中亮相。冯应谦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凤凰同时具有富贵和太平的象征，邓丽君选择它，可以理解为希望给华人社群和整个亚洲带来和平。

这件凤凰旗袍陪邓丽君到过亚洲各地。

和牡丹旗袍一样，这件旗袍上的凤凰由彩色亮片组成，纵贯全身、绚烂夺目——“国风+亮片”是邓丽君偏爱的组合。冯应谦说，亮片材质流行于当时的西方服装，邓丽君将其融入旗袍，创造了一种辨识度极高的混搭风格。

陈杏春也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20世纪80年代，亮片装饰在中国服装上并不常见，有能力将旗袍绣满亮片的店铺更是屈指可数。他的姐姐一直钻研传统刺绣工艺，因此才能胜任。整件旗袍从预定到完成，制作时间足有一个半月。

陈杏春特别提到，亮片耀眼美丽，但布满亮片的旗袍又硬又重，舒适度欠佳，并不适合日常穿着。“为了给歌迷呈现最美的效果，邓丽君小姐下了很多看不见的功夫。”

“反叛”又前卫

1985年的“One&Only”演唱会，邓丽君照例穿了旗袍，发型却有些特殊：她那一头乌黑飘逸的秀发，竟被编成了数十根手指粗细的小辫子！

“你的朋友们看了这个发型，有没有什么看法？”在1986年2月的电视节目《与君同乐》上，主持人向邓丽君提出了很多人好奇的问题。

“他们没人说不好。”

“就是都说好？”

“他们也没说好，也不敢说不好。”邓丽君笑道，她的灵感来自京剧中的花旦装扮。当天，编头发大约花了4个小时，但是在此之前，她足足花了6个小时才说服造型师。

2015年，邓长禧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邓丽君大概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打破日本观众将她当作“糖娃娃”的固有认知。“哇，现在想起来，还是好反叛！”

在冯应谦看来，这恰恰是邓丽君的魅力所在——作为东方美人，邓丽君用旗袍倾倒了众人，但她的美绝不局限于此。传统和现代、内敛和前卫在她的身上和谐共存，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之美，又加深了中国与世界文化的联系。

1984年，邓丽君的15周年巡回演唱会来到台北站。进入尾声部分，她换上一套白色丝绸吊带短裙。丝绸的裙摆仅到大腿，往下则缀满闪亮摇曳的流苏，将邓丽君衬得妩媚灵动。

1983年到1984年，邓丽君在15周年巡回演唱会上的吊带短裙造型。

1984年，邓丽君穿着吊带纱裙拍摄写真。

与演唱会主持人互动时，邓丽君说，她已经出道15年，经历了“两个迷你裙的时代”，所以这次挑选了较多“短一点的裙子”，“十几岁穿的裙子比现在还要短。”

主持人点头回应：“过去您的服装很保守，现在的服装都比较……突破。”

冯应谦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即便在被视为“开放”的西方社会，短裙也不是一开始就得到普遍接受。在诞生之初，它是女性表达“叛逆”的符号。

“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社会仍然相当保守，邓丽君却大胆选择各种短裙。她的旗袍中也有一些是短款。除此之外，她还尝试过泳装造型。相对于华人社会的传统期望，邓丽君在舞台上展现了许多不同的形象，突破了女性的传统服装规范。从这个角度看，她不仅是时尚潮流的标杆，也是革新女性文化的先锋。”冯应谦说。

1995年，邓丽君去世的噩耗传来，为邓丽君做过百余套旗袍的香港师傅，含泪赶制了春、夏、秋、冬四款旗袍，让她一年四季都有美丽的衣裳可以穿——伊人故去30年，但她的美早已凝练在我们的记忆中，永不褪色。

邓丽君的古装造型。

邓丽君身穿花朵大摆裙，于越南丽声剧院留影。

邓丽君鬓边簪花的造型。

身着旗袍的邓丽君在台上手捧干花。

邓丽君身穿黑色旗袍、手持团扇的造型。

邓丽君身着蝴蝶图案超短旗袍、搭配白色网袜的造型。

邓丽君身披红色披肩的造型。

邓丽君身着格子西装、手持画册的造型。

邓丽君身着黄色衣裙的造型。

邓丽君身着黑色吊带裙的造型。

邓丽君的签名及其生前用过的饰品。

邓丽君身着黑色抹胸短裙的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