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亭记》的价值不止于文学，欧阳修撰写此文的心态与思想，也颇堪玩味。

志士何以成醉翁

《醉翁亭记》写于庆历六年（1046）的滁州，想要了解文章创作的心态，必先联系欧阳修的仕途起伏。

欧阳修自步入官场，稳中有升，亦是以范仲淹为首“改革派”的头面人物之一。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以范仲淹任参知政事，赋予欧阳修等谏官超过以往的权力，允许其上朝议政。然而，“庆历新政”历经一年有余便偃旗息鼓，是一次不成功的政治改革。

欧阳修从来都是与改革派共进退，改革失败的“标配”自然是相关人员的贬谪外任。反对派竟罗织欧阳修的私德“污点”来攻击他——欧阳修有一位外甥女张氏，年幼时丧父投靠，欧阳修将其许配给堂侄欧阳晟。谁承想张氏与男仆陈谏有染，私情被欧阳晟抓住，并投入官府。而审理此案的开封府尹杨日严，曾因贪污渎职遭到过欧阳修的弹劾，这次便抓住时机，诬蔑张氏在未嫁时，与欧阳修有不正当关系。这种“无稽之谈”在改革派失势的大背景下，俨然酿成一场风波。最终，正在河北都转运使任上的欧阳修，被左迁至滁州（今安徽滁州）。

欧阳修自然无法容忍这种攻击，同时，他也知晓自己难逃贬谪的命运。于是他在《滁州谢上表》中说道：

盖荷圣明之主张，得免罗织之冤枉。然臣自蒙睿奖，尝列谏垣，论议多及于贵权，指目不胜于怨怒。若臣身不黜，则攻者不休，苟令谗巧之愈多，是速倾危于不保。必欲为臣明辩，莫若付于狱官；必欲措臣少安，莫若置之闲处。使其脱风波而远去，避陷阱之危机。

欧阳修意在表明，自己充分领悟并感激宋仁宗的处理，但也再次控诉群奸宵小的诋毁。奋斗十载的理想夭折，心心念念的革新气象消亡，欧阳修成为“醉翁”，几乎不是因为贬官，而是他前半生的志向与事业，遭遇重大挫折，他内心的失落与愤懑，不言而喻。

醉翁之意不在酒

仕途坎坷而纵情山水，在传统诗文中由来已久。《醉翁亭记》的第一处关键句是：

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首先，关于“醉翁”这一称呼，就比较矛盾，因为欧阳修并不嗜酒，年纪也仅有四十。那为何自称“醉翁”呢？他在《题滁州醉翁亭》曾写道：“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意在消除痛苦，而非颓丧饮酒——“酒”被视为削弱痛苦的媒介。

其次，酒与醉只是山水佳景的助兴之物，欧阳修的着眼点还是自然，与其说是沉醉美酒，不如说是沉醉于自然。只有这样，他才能观察并描写出琅琊山四季的美景。

写作《醉翁亭记》的同一年，欧阳修还创作了《丰乐亭记》，两篇文章堪称“姊妹”篇。《丰乐亭记》侧重于描述宋朝以来，滁州的河清海晏，大部分篇幅聚焦于历史，不过，此文最后，也有和《醉翁亭记》类似的表达：

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

可见，这种悠游山水的心态时时相通。经历政治挫败的欧阳修，将“山水”作为舒缓情绪、寄寓心事的佳所。滁州固然是人杰地灵、风景如画，但更因欧阳修心态如是，方能将其妙处诉诸于文。

与民同乐的欧阳修

如果欧阳修仅仅纵情山水，《醉翁亭记》绝不可能有如此高的历史地位。山水寄情之外，“与民同乐”的观念，才使其文其人熠熠生辉。

欧阳修很早便形成并认同“与民同乐”的理念，并始终为百姓的福祉而努力。《宋史》曾记载：

（欧阳修）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

夷陵积压的冤假错案，深深触动了欧阳修，当朝臣们言之凿凿地发表宏论时，县里百姓却很可能因为太守的玩忽职守而家破人亡。国家社稷并非单纯的抽象概念，而是由黎民苍生组合而成。这应当是作为政治家的欧阳修，超乎同辈的深刻认知。

《宋史》评价欧阳修“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也就是不求功名、只看实际，把百姓幸福当成执政的唯一目标。

如果我们把欧阳修的思想与“庆历新政”稍加联系，也不难看出一脉相承的思路。范仲淹在庆历三年（1043）提出十项主张，历来被视作新政的发端，十条改革建议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其中，“明黜陟”就是严格考核官员政绩，奖惩分明，全然针对吏治。“择长官”则是“明黜陟”的应用层面，即根据考核，谨慎任命官员。“抑侥幸”是企图削弱恩荫制度的作用，减少权贵子弟的入仕；“精贡举”则是重视科举取士，着重考核真才实学，而非纯粹的诗赋经义。

实际上，所谓“庆历新政”，真正有所动作的变更，侧重于前四项，目标便是解决冗员之弊，让各级官员能够真正履行责任，为社会造福。曾为范公鼓与呼的欧阳修，当然也认同这些主张。

欧阳修在《醉翁亭记》结尾说道：“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这不是一句行文到此的场面话，而是欧阳修政治思想和爱民情怀的一抹动人“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