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这首唐诗名篇《桃花溪》出自诗人张旭。在唐代诗人里，张旭算不上最耀眼的。相比诗歌，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则高得多——提到草书，张旭这个名字是绕不过去的。

张旭（约675—约759），字伯高，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他刚踏入仕途时，担任过常熟县尉，负责一县的治安管理与刑事案件。《新唐书》里记载了他在任上的一则轶事。据说，当时有个老人递状纸请求判决，张旭提笔写了判词，了结了案子。过了几天，老人又来递状纸，张旭觉得很是麻烦，斥责了他。老人却说：“我看您的书法笔法很是精妙，所以就想得到您亲笔书写的判词珍藏在家里。”原来是遇到了懂书法的行家。张旭问他家里收藏了些什么，老人便把他父亲的书法全都拿出来，张旭一看，眼前一亮，真是天下少有的奇妙笔迹。他细细观摩、品读，受益匪浅，感觉自己的书法境界更进了一层。

其实在进入仕途之前，张旭就有了一定的书法造诣。书法这门艺术，特别注重师承，张旭的笔法可是传承了“二王”正宗。他的母亲陆氏，是初唐书法名家陆柬之之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虞世南师承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陆柬之曾跟随虞世南修习，得其真传后，又学欧阳询，再学“二王”，草书笔意尤为古雅。他还擅长教授书法，与其子陆彦远，在书坛并称“大小陆”。而张旭则自幼受教于陆彦远，学有所成。

张旭之后官至左率府长史、金吾长史，世称“张长史”。这在仕途上不算得志，好在张旭有酒，有草书。他与李白、贺知章、李琎等人被誉为“饮中八仙”。李白曾写诗赞张旭：“楚人尽道张某奇，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郡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争追随。”两人性情相投，李白斗酒诗百篇，张旭则是“斗酒草千行”。张旭豪迈的性情，最适合写纵放不羁的狂草。

张旭的狂草，灵感源自公孙大娘的剑舞。他曾亲言“始吾见公主与挑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公孙大娘是开元盛世的著名舞人，以《剑器舞》风靡一时。一日，张旭在长安的街道上走着，突然看到前面人群涌动，便跟着人潮走去，发现是公孙大娘在表演剑舞，舞姿矫健，双剑上下飞舞，忽隐忽现。张旭一时被剑舞迷住，回到家中，马上痛饮一杯，拿起笔写了起来。这时，他手中的笔仿佛幻化为公孙大娘的剑，时而如猛虎下山，时而如蛟龙出水，变化莫测，字字龙飞凤舞，神采飞扬。张旭狂草由此横空出世。

张旭《古诗四帖》，写的是北周庾信的两首《步虚词》和南朝宋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四五少年赞》。

他的狂草作品主要有《古诗四帖》《千字文》等。《古诗四帖》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是一幅长卷作品，书写的是4首古诗，无落款署名。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鉴定为张旭的作品。只见首尾一气贯通，跌宕起伏，变化莫测，被誉为“神来之笔”，算得上书法史上数一数二的狂草作品。

张旭写狂草，往往借助酒的作用，每次大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李肇《国史补》有载：“旭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癫’。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把头浸在墨汁中，用头发书写，确实很癫狂。但在当时，很多人欣赏这种“癫”。对张旭而言，“癫”是生命本真状态的自然流露。癫狂的书法，意味着对前人法则的突破。在癫狂的草书中，他的生命得到淋漓尽致地舒展。在狂草艺术王国中，他就是国王，因此被尊为“草圣”。

最能理解张旭草书的，或许是唐代的韩愈。韩愈说张旭：“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在张旭的草书中，天地万物之变与个人的情绪波动交融一体，化成了“变动犹鬼神”的点画和线条。他即草书，草书即万物，万物与他并为一体。

张旭的狂草，没有释文几乎难以辨识，因此很多人以为，只要多喝几盅酒，乘着醉意，提笔一挥就成了狂草。实则不然。张旭的草书，从用笔到结构，再到章法，很讲究法度。

张旭楷书名作《郎官石柱记》局部。

张旭对法度的讲究，在他的楷书里也可见一斑。他有一件楷书名作《郎官石柱记》，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刻。原碑毁于元末，仅有明代王世贞旧藏“宋拓孤本”传世。这么狂放不羁的“张癫”，楷书竟能写得这么一笔不苟，由此引发了苏轼对草书与楷书二者关系的评论：“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

纵观整个书法史，张旭的草书影响很大，不仅当时有很多人写诗赞誉，唐文宗李昂在位时，还专门发了一道诏书，昭告天下，我大唐有三绝：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书法教育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