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家邱华栋的创作里，一些数字十分重要。他写武侠小说，写了十个短篇，结集为《十侠》；他写历史小说，一写就是四个长篇，形成“中国屏风”系列；再早一些，他写城市题材，下笔就是三五十篇……他从不写零散的东西，每次着手新的题材，都规划得整整齐齐，几年过后，总能凝结成一些实实在在的成果。

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空城纪》里，也有数字的排列组合。这部西域题材的历史小说，分为六章：龟兹双阕、高昌三书、尼雅四锦、楼兰五叠、于阗六部、敦煌七窟。每一章主体内容，正是二、三、四、五、六、七节，像一座金字塔。

他有一颗建筑师般的大脑，有条不紊地建造自己的文学城堡。

“千万别把经验给零卖了。特别是现在这个注意力时代，必须强化你的符号，经常得问自己，你是写什么的。”邱华栋笃定地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个想法就根深蒂固，直到今天。

大学毕业至今，邱华栋从未成为专职作家。他一直有社会工作在身，先是媒体记者、编辑，后来做文学期刊主编，直至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作家是他的身份，但写作始终是业余行为。

现在，更重要的数字，是排满活动与会议的日程表。他的位置常常在主席台和发言席上，以至于有时让人忘记，他也是一位著作几近等身的高产作家，并且，还在持续用笔筑城。

时空穿梭术

“在近千年时空里来回跳跃。有一点像武术，有声光电，非常绚烂。”去年在上海的一次对谈中，上海作家孙甘露对《空城纪》如此评价。但对于生长自新疆的作家，时空穿梭之术近乎本能。

《空城纪》 600多页篇幅，写了六座西域古城。30多个角色以“我”为主语开口说话，有史书中记载的西域国王、和亲公主，有虚构的敦煌沙门、精绝国小兵，有近代探险家、当代学者，还有佛像、骏马，甚至一枚铜钱、一块木简。苍凉沉寂的西域，因为这万事万物的自述有了声音。

邱华栋。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邱华栋是新疆昌吉人，在写作的前20年，他并未将新疆视为主题。但多年前的一次经历，让他始终难忘。十几岁时的某年暑假，他和小伙伴骑车、坐长途车到处跑，无意间闯入一片废墟，芨芨草和骆驼刺中间，无数野鸽子突然腾空，如旋风升起。他后来知道，那片废墟是唐朝北庭都护府遗址。

人到中年以后，心中有了历史感，记忆中的这一幕，在脑海中被重新涂抹上色。面对荒凉、壮美、勾起无限想象力的废墟之城，他看到的不再是夕阳与鸽群，而是空城里曾经活过的人与事。新疆人血脉里的“DNA”，开始滚动起来。“（新疆作家）刘亮程现在来北京，我见到他都亲切了起来。”邱华栋笑着说。

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写过一本经典历史小说《哈德良回忆录》，以罗马帝国皇帝第一人称下笔，直陈内心。邱华栋认为，这种写法彻底改变了历史小说，使得历史小说拥有了内心的声音和精神的深度，成为现代小说。从技法到理念，邱华栋都是尤瑟纳尔的同路人。

去年出版以来，这部厚如砖头的小说屡获嘉奖，登上各种好书榜，每两个月加印一次。也是在最近几年，作为作家的邱华栋，受到文学界的集中关注，不少主流文学期刊做了关于他的专题。同代写作者中，邱华栋的创作力越发顽强。

邱华栋在中国作协八楼的办公室，犹如一座小型当代文学馆，每位作家的书码在一起，同行新作他一一过眼。书橱一角码着一摞半人高的书，有三四十本之多，“都是我最近五六年出的，有几本新书，还有一些重印和新编的文集”。他数了数，写作生涯中仅小说就已经出了30多部，还有不少非虚构、诗歌和散文，总数超过1000万字。最新一套文集刚出了第一辑8本，后续已经规划到第四辑。

采访中途，座机响了，他简短应了一声，拿上笔记本就出去了。半个小时后回来：“我们继续。”这是他一周内难得不用开会的一天。“我白天做的就是文学工作，不会消耗自己。晚上回家关起门写自己的东西，也不累，也不着急，很愉快。”他说，不像卡夫卡，白天在保险公司干得很烦，所以要把小说主角格里高利写成一只甲虫。

邱华栋出门时，拎着开会常用的那种会务包，里面装着签字笔。早春季节，他身穿黑色西装、白衬衫、黑皮鞋，这身装扮让他可以随时走进各种会场。他今年56岁，肚子微凸，体态已经走向圆润，但还可以一蹦三尺高。他曾经是个习武之人。

整个中学时代，他都在武术队练武术，每天早晚练三四个小时，长拳、南拳、通背拳，刀、枪、剑、绳、镖都练过。有一年，他去看望教他功夫的语文老师，突然想到可以写一本武侠小说，庆祝老师的八十大寿。于是就写了十个武侠故事，从春秋写到清朝。

这本小说集的诞生过程，差不多可以说明他的创作风格——迅捷，跳跃，自信，又深深根植于人生经历。

浏览邱氏作品，时间上，从当下到历史；空间上，从中国到世界；题材上，从写实到幻想……每次灵感袭来，他都像个建筑师，精准谋划，迅速搭建，从不拖泥带水。同辈作家李洱曾说，邱华栋少年成名，写作者得到承认之前的那种挥之不去的自我怀疑，对他来说至少是稀有的，他的写作有着别人不具备的自信。

“我确实从来没自我怀疑过。”邱华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发现经过训练以后，只要通过阅读和勤奋地写作，这条路就能一直走下去。”

邱华栋16岁开始写作，18岁出作品集，凭借创作免试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录取。他真正成名是在20世纪90年代。大学毕业后，他来到北京，在《中华工商时报》做记者。那是1992年，市场经济起步，迅速扩张的大都市、花样翻新的新生活、世纪末的狂飙与颓废，给一个外省年轻人以巨大冲击。他白天写完新闻，晚上摊开稿纸写小说，将对城市的观察体悟零时差地编织进小说故事里。

那时，莫言在写《丰乳肥臀》，余华在写《活着》，王安忆在写《长恨歌》，刘震云沉浸在数百万字的“故乡”系列中。而一批年轻作家抛掉沉重的历史负担，跃入对滚烫生活的书写。邱华栋与这一批同时代作家被归为90年代“新生代作家群”，相提并论者有述平、朱文、东西、李洱等人，他们集体闯入文坛。

城市速写者

有一段时间，邱华栋租住在后海附近，身边有几个外地青年朋友。后海聚集了一批文艺青年，从外地来的摇滚歌手、画家等都出没于此。他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刻画这些年轻人在城市里的冲撞与彷徨。

1995年，这篇《手上的星光》发表在《上海文学》。李洱读到这篇小说，立即意识到，这是个雄心万丈的作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能开创了90年代文学的另外一脉”。至今仍有不少评论家提及这个中篇，小说开篇就有一大段外地青年对北京的体察：

“在这座充满了像玻璃山一样的楼厦的城市中，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必须得尝试去爬爬那些城市玻璃山。肯定有人在这里摔得粉身碎骨，也肯定有人爬上了那些玻璃山，从而从高处进入到玻璃山楼厦的内部，接受了城市的认同，心安理得地站在玻璃窗内欣赏在外面攀援的其他人，欣赏他们摔下去时的美丽弧线。”

“手上的星光”是一个直白的比喻，星光落在手上，却握不住，像希望一样缥缈。

这篇小说大致可以代表邱华栋那一时期的创作立场。他的故事里，呈现了大量北京新兴的城市景观，酒吧、咖啡厅、BP机、时装秀、电视购物……长安街和东三环崛起的高楼大厦，成为很多故事发生的布景。他尤其敏感于商业品牌，燕莎购物中心、凯宾斯基饭店、欧罗巴牌大雪茄、必胜客、麦当劳……具体的城市地标和商业品牌，本身就是邱氏故事的重要角色。他自己形容，就像照相机一样，快速拍下城市的一幕幕景观。

因为对那一时期中国城市化的贴身记录和反思，他的独特性很快受到注目。1995年，著名作家刘心武就与年轻的邱华栋对谈，提出他的创作是“与生命共时空”。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说，当北京剧烈改变以后，我们也许要通过邱氏小说来回忆那些消失了的城市风景。

那是他第一个创作爆发期。有时从报社下班后，他溜达到三里屯，钻进一间酒吧，点一杯酒，趴在桌上写出一个五千字的短篇。身边人来人往，DJ放着噪声，他沉浸在纸上王国里，充耳不闻。有时需要酒来助兴，一晚上喝干一瓶红酒，一个多月就能浇出一部长篇。

新闻结束时，文学开始了。工作结束时，创作开始了。有一次他在外采访，目睹一个擦玻璃的“蜘蛛人”摔死，没过多久就以“蜘蛛人”为主角写了一篇小说。他对城市的解剖，往往是在写实基础上夸张、变形、符号化，充满了隐喻和超现实色彩，揭开城市光鲜外表下的某些暗面。在青年邱华栋笔下，城市迅速膨胀。外省人进入大城市，就像进入一场命运闯关游戏，不成功，就坠落。一种混杂着兴奋和恐慌的生存焦虑，贯穿在他那一时期的很多小说里。

“当时我已经意识到，我不像那些有农村经验的作家，他们背后有深厚的土地，随便一写，就既沉重又辉煌。到了这个时期的城市，好像根突然断了。这是我们这代人的特点，所以以前我说，我没有那种文学的故乡。”邱华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说，邱华栋早期城市题材小说有“峻急的叙述，急于表达的姿态，密稠的人物动作”。从技法上看不乏稚嫩之处，但探索性很强，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

十几年间，邱华栋写了近百篇短篇小说，勾勒北京的青年和中产生活，还有多部长篇小说出炉——《夜晚的诺言》《白昼的喘息》《正午的供词》《教授的黄昏》——也是整整齐齐，构成了“北京时间”系列。

1998年，邱华栋买房了。他在郊区买了套二手房，前业主是个德国人，留给了他四扇高大的屏风。他看着屏风上画的古代故事，突然觉得这个痴迷中国旧物的老外，很像一百多年前来到中国的那些外国人。这个感受催生了“中国屏风”系列长篇，以近代以来进入中国的外国人为主角，如四扇屏风，也是整齐的四部。

“中国屏风”开启了邱华栋的第二文学战场：历史小说。到40岁上下，他的创作思路清晰起来：一边是“与生命共时空”的书写，一边是对历史的想象性书写。他往往交叉着写，一边一本。随年龄增长，“与生命共时空”也走到了中年岁月，前几年出版的《哈瓦那波浪》里，有失独、离婚等中年遭遇，脱胎自身边的真实人生故事。

相比于年轻时的激愤，中年语调更为舒缓。当他的人生穿越过青春的急流航道，驶入更为宽广而平缓的水面，来自生活表面的跌宕和刺激自然衰减，而从历史和地理生发的想象，反而打开一个空间更宽阔的世界。显而易见，历史写作成为邱华栋更为重要的领地。

“文学劳模”的中年

让邱华栋列出三部自己的代表作，他毫无迟疑地回答：《空城纪》《北京传》和《现代小说佳作100部》。其中两部都出版于去年，《北京传》出版于2020年，也是晚近作品。这个评价，透露出一位作家对自我成长的满意，也说明他毫不念旧。

邱华栋的超大阅读量，在文学界赫赫有名。他写过大量关于作家的评论文章，这几年重新整理、补充，在1922年至2022年的100年中，选出世界100位作家的100部小说，写成《现代小说佳作100部》。这是作为一位胃口惊人的文学读者列出的文学清单。

《北京传》则是一部以北京城为主角的传记，他将多年对北京史的阅读化为非虚构长篇。这次写作可能无意间又开辟了一个新战场——新作《祁连山传》刚刚交稿。

《诗刊》主编李少君与邱华栋相识于武汉大学读书期间，多年来一直是文学上的同道。他觉得，邱华栋的创作是总体性的，计划性很强，有一种钻透精神。“比如他早期写城市小说，就要把城市里所有新职业都写一遍，挨个写。这种大规模的创作里，总会有些比较出彩，有些比较弱，但要总体去看。”李少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邱华栋很坦诚地承认，一些作品留有遗憾。比如初写“中国屏风”时经验不足，被历史材料束缚了手脚，这几年又回头改写。《十侠》里五六篇算是不错，写到还差两篇时，他到处翻古代传奇和兵器谱，非要凑满十篇。“‘十景病’就是我。”他笑呵呵地说。

早期写作城市小说时，他就意识到，这种对提取城市符号的象征式的写作，不乏幼稚和漂浮。评论界也有类似批评。但不止一位评论家认为，邱华栋最具风格和最有成绩的创作，就是20世纪90年代那批中短篇。“我不太认同，”邱华栋说，“90年代那批小说已经浮现出一些文学史的价值，今天回望，确实难得。但一个作家就像一棵树一样在慢慢成长，我一定是越近的作品会越好，我认为《空城纪》肯定更成熟。”

邱华栋同时也是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每年，他会牵头拉出一份几十人的作家名单，都是活跃着的40岁以下年轻作者。手头没有的书，他自己买来看，还推荐给作协的其他领导，提醒他们关注。

《天涯》杂志主编、海南省作协副主席林森是一位“80后”作家。当年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招收作家研究生班，时任鲁院常务副院长的邱华栋给林森打电话，鼓励他报名：“要想写出你心目中的海南岛，你得走出来，你得到北方来看看。”在北京读书期间，林森写出了长篇小说《岛》和中篇小说《海里岸上》。“他视野开阔，对国内诸多青年作家都特别关注。”林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林森的同班同学朱山坡、陈崇正等人，也是在邱华栋的鼓励下，从南方来到北京学习，这些作家后来写出了他们的重要作品。

邱华栋也关注素人作者，他请范雨素参加作协活动，进故宫与院长交流。有一次，“外卖诗人”王计兵受邀到北京做节目，主持人是邱华栋的朋友，他还私下跟朋友打听，耽误了人家工作时间，有没有给作家付酬劳。听到有劳务报酬，他放心了。归结起来，他觉得：“我们都是同行。我从十几岁就开始写作，热爱文学，所以对每一位同行都觉得特别亲近。”

而他自己，到50岁以后，这位写作劳模不仅没有减速，反而狂飙起来。李少君记得邱华栋曾经对他说，当一个大作家，首先作品数量要足够多，希望以后图书馆一面墙都是他的书。李少君听了很震惊，觉得他有一颗雄心。

“在报社那十年养成了习惯，得按时交稿排版，所以随时随地都能写。这样就不娇气，有些作家写作时有很多‘毛病’，这我都没有。”他笑道。晚上回家，关起书房门，打开音响放一首古典乐，他就能迅速进入写作状态，一个月便积累数万字，一个假期常常能集中精力整理完一本书稿。

他没有下笔的心理障碍。“写作首先是个体生命的表达，离伟大比较远。写出一个伟大的作品，这个特别难，一个作品写出来大概是什么层次，自己也知道。”他说。

他隐约感觉，如果脑子里正在构思的几个作品能够出炉，会出现更好的代表作。他还在不停地写，一个晚上连着一个晚上，一个假期接着一个假期。就像他的文学偶像之一尤瑟纳尔所说：“假如时间允许，我将一直创作，直到钢笔从我的手上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