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金冲及（1930—2024），生于上海，著名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复兴文库》总主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主编有《毛泽东传》《刘少奇传》《周恩来传》《朱德传》《陈云传》《邓小平传略》等。著有“金冲及文丛”14种等。

金冲及在病床上安静地走了，生命定格在2024年11月14日，距离他的94岁生日不到一个月。

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他住在医院已不能下床，更看不了书，甚至连睁眼的力气也没有了。儿子金以林几乎每天都去看他，有时还给他读新闻。10月初，孙子金之夏刚获得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便来到医院，和他讲博士论文写了什么，答辩过程是怎样的，也谈到准备赴北大读博士后的情况……他睁着眼睛，听了20分钟，有时还“嗯啊”回应着。

“这大概是老金生命终结前最后一段和家人之间清醒的交流，能看出他内心是高兴的。他这一生都在做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直到去年底还在写论文。更令他欣慰的是，我们祖孙三代人都走上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这条路。老金说他此生没什么遗憾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的金以林对人民文娱记者说。父亲曾担任该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身边同事都称父亲“老金”，他也跟着这样叫，一直到现在。

在金冲及工作过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大家也都叫他“老金”，无论是并肩作战过的老同事还是新来的年轻人，无论是门卫还是保洁员。“老金一点儿架子都没有，谦逊、可爱、可亲。2004年退休后，他每周还到办公室一到两次，一直坚持到去年，不是读书、看报就是写作，偶尔有人拜访、聊天。”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研究员邵建斌说，自2013年他开始担任老金的秘书，陪伴老人走完最后10年的工作时光。

老金离开10天了，邵建斌心里还是很难过，尤其是到他家里去，以往都是进了门直奔书房，一张桌子，一老一少一人一边，讲完工作就开始闲扯、瞎聊，天南海北一顿侃，“现在往桌前一坐，对面是空的”。

这些日子，不断有人在追忆金冲及的故事。作为老师的他，作为同事的他，作为学界同仁的他……他和他的人生，一点点在人们面前铺展开来。

脑子里装着一整个中国近代史

金冲及在人生的最后20年里，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

“他总说退休后生命才真正开始。”金以林说。2004年，74岁的金冲及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办了离休手续。但他退而不休，开始盘点之前想做而未做的事，“要在有限的短促岁月里，了却自己遗留的心愿”。

一年后，过完75岁生日的第二天，他就开始着手撰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从中日甲午战争一直写到2000年。他一直不用手机，也不会电脑打字，每天都用铅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3年间完成了4卷本、总计120万字的手稿。2009年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0年获得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2011年，金冲及查出患有癌症，医生说保守治疗可保10年健康。“老金一点儿都不受影响，精力依然很旺盛，每天还是读书、写作，一坐至少8小时。生活上也没啥顾忌，抽烟、喝酒、吃肥肉。”金以林说。

熟悉金冲及的人都知道他笔头快，记忆力好、思维敏捷。他通常边看材料边思考，看完后文章怎么写心中基本就有谱了，一旦下笔就一气呵成，之后再细改，一直改到满意为止。“完成一本书，解决一个问题，之后很快又找到新的问题和选题，继续探索和写作。”三联书店编辑唐明星说。2016年开始，她担任“金冲及文丛”的责编，目前该文丛已出版14种17本书。

·三联书店出版的“金冲及文丛“，大部分书都是金冲及退休后所著。

金冲及病情恶化前，每隔一段时间，唐明星都会和老人家见上一面，聊聊选题、拉拉家常。有一次，她提到家乡名人乔冠华，一下子把金冲及的记忆拉回到40多年前。1981年，他为了写《周恩来传》，曾经7次对乔冠华进行访谈，并做了详细的记录。后来，在唐明星的建议下，金冲及找到当年的笔记本，一字一句整理、核实，最终完成《乔冠华谈周恩来和新中国外交》，于今年6月出版。

·2022年1月，唐明星（左）去金冲及家中拜访时的合影。

“新书拿给他时，他特别开心，觉得没什么可牵挂的了。”唐明星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老人都没有停止过对中国20世纪历史的研究。她至今还记得，最后一次见金冲及是4月15日。那天，两人见面很匆忙，聊了聊即将出版的《漫谈治史》，金冲及像往常一样留她吃饭，她赶时间就走了。后来，听说金冲及住院，再后来，老人离开。

“总是想起老人家坐在对面，说个不停的样子，以后再也不会有了。”她说。

问题意识，研究的出发点和动力

唐明星印象最深的是，每次去看金冲及，他书桌上的书都会换一批，大部分都与历史有关。“追溯他的一生，做的事情都离不开历史，只是有时在中心，有时在边缘。”

上世纪30年代，金冲及生于上海，从小就爱读书，尤其是史书。十五六岁时，他经常到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读书，买了一套“青年自学丛书”，其中有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等。

“历史讲的是人类和中国社会怎样一步一步地演进，是古往今来那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最动人的历史场面和最有智慧和才能的历史人物，读起来能够吸引人、打动人，能够扩大眼界、增长智慧，越深入就越会被它所吸引。”多年后，金冲及如是解释自己为何喜欢历史。

1947年，金冲及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1949年改为历史系）学习。当时的史地系，聚集了一大批名师大家，有历史学家周谷城、中国经学史家周予同、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等。周谷城注重训练学生的问题意识，常常说：“你如果能提出一个好的问题，文章就成功了一半。”

·毕业多年后，金冲及（左））和老师周谷城合影。

谭其骧每次上课，都穿一件蓝布大褂，戴褐框眼镜，把布包往讲台一放，就滔滔不绝地讲起课来。“老师言传身教对学生的作用潜移默化……如果年轻时没有受到过这些熏陶，在心中对怎样才算是做学问树立起一种无形标尺，不如此就不敢拿出来，恐怕连今天这点微薄的成果也难以取得。”1991年，谭其骧80岁寿辰时，金冲及在贺信里写道。

·青年时期的金冲及（右）和同学合影。

1951年，金冲及毕业留校。两年后，他按照学校安排，开始讲授中国近代史，一共讲了12年，直到1965年调到文化部工作。

很多上过金冲及课的学生，都对他印象深刻。如今已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张广智记得，金冲及的课大都在第一教学楼一个有后门的大阶梯教室，从来满满当当、座无虚席。“先生信步走上讲台，讲授中国近代史。听他讲的课，能直接感知他的情感，喜怒哀乐，溢于言表。”

他记得老师讲邹容《革命军》时，会动情地背诵：“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台下学生听之，个个热血沸腾，豪情满怀。

金冲及一边上课，一边做学问。他陆续发表《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论1895年到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等文章，引起史学界关注。这些文章，几乎每篇都提出一个新问题，“对史学工作来说，问题意识是研究的出发点和持续动力。与其一年写10篇文章都在原地踏步，不如用心写好一篇文章，力求能有所长进”，金冲及说。

问题意识，也成为他之后治学著书的重要原则之一。

一个历史学人的初心

金冲及这一生，换过好几次工作，大都是根据组织需要调动的，“我自己其实没有主动想过转移阵地”。

1981年，辛亥革命胜利70周年，金冲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偶然看到，把文章呈送邓颖超看，并征求她的意见：这个作者的文笔是否堪任《周恩来传》的主笔？

邓颖超点头认可。正在文物出版社工作的金冲及被调入中央文献研究室，担任《周恩来传》的主编，也由此走上了研究中共党史的道路。

那一时期，金冲及几乎每天都泡在档案室中，看领导人的文稿、手稿、讲话记录稿、电报、书信等。此外，他还和同事一起走访当事人，核实材料。10多年间，他们走访过几百人，对乔冠华等人的访谈都在六七次以上。最终编写时，金冲及执笔写了大部分书稿，拿到其他人写的初稿后，也要不断修改。

1989年，《周恩来传》上册出版，邓颖超要身边人每天给她读20分钟。听完后，她对传记十分满意，找金冲及去家里谈话。邓颖超对金冲及说，这部《周恩来传》是一个创新，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一些重要历史情况，并且澄清了一些问题。

这样的肯定，在写作上给了金冲及很大信心。之后，他又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刘少奇传》《朱德传》，共同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陈云传》等。后来，他总结出写作党的领袖人物传记要特别注重处理好的6个关系：传主和历史环境的关系；思想和行动的关系；正确和失误的关系；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性格和事件的关系；叙述和议论的关系。“传记写作的基本要求是不能写成‘千人一面’，还应突出重点，对于关键地方要着重笔墨，有分析和细节，要展现领袖人物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精彩人生。”

·金冲及主编或共同主编的党的领袖人物传记。

“编述领袖人物的生平活动和思想发展，都离不开20世纪这一宏大而又极为复杂的历史变迁背景。为此，我系统阅读了大量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始档案。这也为我之后研究20世纪中国史和相关问题打下了基础。”金冲及曾经如是说。

退休后，金冲及所著大都与20世纪中国史相关。他花费3年时间，完成了4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整理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过程，编著《一本书的历史》；提出新问题，写下6.7万字的长文《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担任《复兴文库》的总主编，选编近代以来重要思想文献……去年底，他还写了一篇论文《谈苏中七战七捷》，成了他最后的文章。

有人曾指出，当代人写当代史容易存在无法回避的时代局限性，故而“当代人不写当代史”。金冲及则认为，“当代人也好，后代人也好，各有各的时代局限性”，“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时代、亲眼看到或直接听到的历史，经过认真思考和严肃研究后写下来，是我们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2009年，金冲及被评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也是中国历史学界继郭沫若、刘大年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三人。

·2009年，金以林陪同金冲及（左）前往莫斯科接受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称号。

金冲及去世后，复旦大学专门发文缅怀他，文中写道：“他始终记得身为一个复旦人、一个历史学人的初心，为民族立志、为史学立心，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终生。”

留下一个“二十世纪中国史阅览室”

在金以林的记忆里，父亲金冲及“生活上是一个极其乏味的人”，除了读书似乎没有别的爱好。

“我记得小时候，老金去理发，20分钟还要抱本书看，用他的话说‘不看书难受’。”金以林说。每次去北戴河度假，父亲必带一只小台灯——宾馆里的台灯不够亮，影响看书。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金冲及正在文物出版社工作，一家人住在北京。北京也有强烈震感，不少房屋倒塌，他们住在马路边的抗震棚里。一天晚上，外面正下着雨，他看到父亲坐在一个小马扎上，撑着一把伞，在路灯下看书，看的是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一画面，一直停留在他的脑海里。

金冲及把心思都放在做学问上了，真正做到心无旁骛。而在生活上，可谓不食人间烟火。金以林记得，有一次母亲让父亲择芹菜，“老金把叶子都留在盆里，芹菜秆全扔了”，一家人哭笑不得。“生活的担子都落在母亲身上，子女的教育他也很少管，我学中国近代史都是自己选的。”金以林说。

除了和老朋友聚会，金冲及几乎没什么社交。“但如果有年轻人找他，请教学术问题或者人生困惑，他都愿意坦诚交流。”邵建斌说。两人相处10多年，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聊得多了，再加上经常读金冲及的文章，并将金冲及的手稿录入电脑，原本做行政工作的他渐渐对历史感兴趣，转做历史研究，如今成了一名党史工作者。

2014年和2015年，年过八旬的金冲及进行了一场“壮游”——两次重走长征路。邵建斌曾跟着金冲及一起翻越夹金山，过松藩草地。当时海拔4000多米，很多人有高反，金冲及却没事儿。看着曾经出现在自己笔下的地方，金冲及感慨万千。“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身临其境，确是惊险，在这种感触中，对历史，尤其是党的历史的理解就更深了。”金冲及说。

·2015年，邵建斌陪同金冲及（左）重走长征路，翻越夹金山。

金冲及这一生，爱读书也爱藏书，基本上也都是以史料为主。听说北京大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正向社会征集国史文献，他特别叮嘱家人将自己的藏书捐给北大，其中包括他自1949年11月创刊就开始收集的全套《新华月报》，还有《新华文摘》《中央日报》《大公报》等民国报刊影印本百余种，以及大量近代中国人物文集、回忆录、日记等，共计1万多册。

“他曾经戏称自己的藏书可以建一个‘二十世纪中国史阅览室’。他不愿意独享，想开放给更多青年学子，让更多的人借阅、参考档案文献和一手史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金以林说，这算是老金留下的一个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