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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的了解、理解孔子吗?
2024年11月29日14:51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陈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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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诸子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孔子。今年是孔子诞辰2575周年,作为万世师表,孔子深深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的价值观。

我们对孔子似乎很熟悉,但是,我们真的了解、理解孔子吗?

未必。

且不论千载而下的我们,即便是孔子的同代人,也未必理解孔子。当时,叔孙武叔、陈子禽都觉得,孔子不如他的学生子贡——当然,子贡是有自知之明的,觉得“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孔子其实是一个有点矛盾、不太好理解的人。

2024甲辰年公祭孔子大典上。新华社记者 朱峥 摄

他有时候对出仕表现得很热衷。“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去哪个国家都要准备给君主的见面礼(“出疆必载质”)。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意思是跟贾雨村一样,“玉在椟中求善价”。哪怕是公山弗扰、佛肸之类的小角色召他去,他都想去看看有没有一试身手的机会。

他有时候对出仕又表现得很疏淡。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在与学生们谈人生理想时,学生曾点说自己的理想是过过闲散日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深表赞同(“吾与点也”)。

中国古代很多读书人,都在仕与隐之间纠结踟蹰。

比如陶渊明,算是很淡泊的人了,明明已经辞官不做,种豆南山下,但依然感慨“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期待“脂我名车,策我名骥”。

比如杜甫,算是非常入世的人了,在最落魄的时候依然“每依北斗望京华”,但他也说过,“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

他们在仕隐之间徘徊不定,其实,根源就埋在祖师爷孔子那里。

孟子曾把贤人分成几种类型:一种是伯夷这样的“圣之清者”;一种是伊尹这样的“圣之任者”,一种是柳下惠这样的“圣之和者”,而集大成者是孔子这样的“圣之时者”。

伯夷、叔齐是隐逸派,孤芳自赏,算是后世隐士的鼻祖。这类人,史不绝书,比如与孔子同时代的楚狂接舆、荷蓧丈人,后世的管宁、梅福、庞德公、孟浩然、林逋、王冕等。

伊尹、柳下惠其实区别不大,都算是事功派,只是事功大小不同。他们都勇于任事,不挑剔环境,希望能充分施展才华,致君尧舜。这类人是儒家的主流,历代的贤臣循吏,大抵如此。

孔子呢,既不同于伯夷、叔齐,又不同于伊尹、柳下惠。他没有伯夷那么清高,不想做辟世之士——“鸟兽不可与同群”,人毕竟还是生活在社会中,隐居逃避社会,并不是可取的态度。

他也没有伊尹、柳下惠那么“随缘”。孔子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周游列国,希望能遇到一个值得托付的人,让他有施展抱负的机会。当然,他首选是希望在自己的母国鲁国寻找机会,但当时鲁国掌权的“三桓”不成器。孔子又跑到别的国家寻找机会,可惜奔走一生,如流莺漂荡,英雄无用武之地。

游客从“尼山圣境”景区高72米的孔子像下走过(12月13日摄)。新华社记者王毓国摄

孔子不是不想出仕——“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事实上,他也当过鲁国的司寇,摄行相事,颇有作为。但孔子不是为了做官而做官,而是为了践行政治理想才做官。如果理想落空,那就没必要尸位素餐。

他本质上是一个有强烈现实关怀的理想主义者。在他看来,读书人有义务去弘道救世,出仕是尽自己的社会责任。“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但是,做官要有原则、有底线。所以,当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军队列阵之法,孔子回答说:“俎豆之事(祭祀礼仪),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第二天,他便离开了卫国。

孟子说,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当然,何谓“可以仕”,何谓“可以止”,这个原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事,并没有客观标准。孔子打算应公山弗扰、佛肸之召前往时,子路就很不以为然;从后来的情况看,子路的看法其实是对的。孔子只是圣贤,不是能预知未来的神仙。

孔子对别人的评价也很有意思。

虽然他有强烈的济世情怀,但他非常敬重伯夷、叔齐,说“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他也敬重把天下让给弟弟的泰伯,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他最喜欢的弟子是颜回,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孔子敬重伯夷,可是他也敬重品格上有争议,但贡献很大的管仲。子贡说:“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孔子回答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矛盾吗?是有点矛盾。我们感觉这位“圣之时者”的标准随时在变,用颜回评价老师的话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学生们在孔子像前合影留念。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怎么理解孔子的一生行事与衡人标准呢?

我觉得,孔子是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惟其有出世之心,所以他敬重伯夷、叔齐等隐逸之士的品格;惟其想做入世之事,所以他一生都在努力寻找出仕的机会。

儒家提倡“内圣外王”。“内圣”追求的是品格,要达到“内圣”,就要有鄙薄名利的出世之心;“外王”追求的是事功,要实现“外王”,就必须做入世之事。

在理想的境界上,“内圣”与“外王”是可以统一的,孟子所谓“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传说中的尧、舜、禹都是这样的典范。

但落在实际上,“内圣”很难带来“外王”。孔子本人实际上也只实现了“内圣”,未能实现“外王”,只是个“素王”。

如果在“内圣”、出世的路上走得远一点,儒家其实就近于道家了。比如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的颜回,人设与道家就很相似。孔子另一名“亡在草泽中”的学生原宪也是如此。

相反,如果在“外王”、入世的路上走得远一点,儒家又近乎法家了。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李斯就是大儒荀子的学生。后世不少治世名臣,比如诸葛亮、王安石,也是外儒内法。

孔子本人虽然未能完美地实现“内圣外王”,但他为后世树立了人格典范。

当然,仕与隐也不是完全对立的。有的人先隐后仕,比如诸葛亮、谢安;有的人先仕后隐,比如范蠡、张良;有的人仕如隐、隐如仕,比如李泌、刘秉忠、姚广孝。

在很多士大夫看来,最理想的人生,其实是先仕后隐。有隐无仕,或为废物;有仕无隐,或为禄蠹。像范蠡一样,功成身退,泛舟五湖,是相当完美的人生安排。

所以,李白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又说“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辛弃疾说“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又说“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

表达得最好的,我觉得是李商隐——“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欲回天地入扁舟”,七个字,前四个字表达了对入世、对事功的渴盼,后三个字表达了对出世、对隐逸的向往。

“欲回天地入扁舟”,这大概也是孔子以及古代无数读书人的人生理想。


责任编辑:邱小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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