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陈嘉庚（1874年—1961年），著名爱国华侨领袖、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现属厦门市集美区），1890年赴新加坡随父亲学习经商，此后长期侨居新加坡，1950年回国定居。一生爱国爱乡，致力于推动中国教育发展，领导了南洋华侨的抗日救亡活动，并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不朽贡献。
今年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诞辰150周年。10月21日，陈嘉庚的长孙陈立人，孙女陈佩仪、陈玉玲，曾孙陈铭等后裔及各界人士代表走进厦门集美鳌园，郑重地将一枝枝鲜花放置于他的墓前。
2024年10月21日，陈嘉庚长孙陈立人（左）和曾孙陈铭在陈嘉庚陵墓前寄托哀思。 人们不会忘记陈嘉庚。他一生倾资兴学，在国内外创办和资助学校达120余所，集美学校（现集美大学、集美中学、集美小学、集美幼儿园等由陈嘉庚创办的学校）和厦门大学均称他为“校主”；他一生忠贞爱国，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建设中，始终愿为强国富民的理想倾其所有。毛泽东主席曾用8个字称赞他：“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1957年，陈嘉庚（前排左四）与集美高考生合影。（陈嘉庚纪念馆供图） “祖父是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他曾说‘人生在世，除为个人生活企图，更当为国家社会奋斗’，还说‘凡事要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依归，个人成败应在所不计’。他用光辉绚烂的一生，践行了自己的人生格言：真骨性方能爱国，真事业方能救国。”陈立人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一个决心
吕娴是河北人，20世纪90年代考入集美大学，如今是集美大学校董会办公室主任。她至今记得自己入学时的“第一课”：参观鳌园和陈嘉庚先生故居。“那时，其实我对嘉庚先生了解得并不多，只知道他创办了集美学校，才有了我们大学。参观过程中，我第一次感受到他的不一般，是因为看到他‘替父还债’的故事。”
陈嘉庚1874年出生于福建东南沿海一个半渔半耕的小村庄，自小便对民族危亡有着深刻认知。他10岁那年，法国远东舰队挑起震惊中外的马江海战，福建水师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奋力还击，结果几乎全军覆没。这让他意识到国家落后就要挨打，也在心中埋下了爱国报国的种子。
1890年，远在南洋的父亲来信，让陈嘉庚去新加坡帮忙打理生意。几年后，正当事业风生水起之际，陈嘉庚收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他遵循礼俗回乡为母亲守孝三年，可等到重返新加坡时却惊愕得知父亲的家业垮了，还欠下25万元的巨额债务。
“当时新加坡并没有‘父债子偿’的惯例，嘉庚先生本可以不管这个烂摊子，却还是毅然选择替父亲还债。在那个年纪就有这样的格局，他不仅为自己赢得了信誉，也为中国人在国外建立起一个很好的形象。”吕娴说。
后来，陈嘉庚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和果断的决策能力，不仅很快还清了父亲的债务，还建立起一个横跨橡胶业、米业、航运业等多行业的商业王国。最辉煌时，他的企业遍及五大洲，雇员有3万多人。因主营橡胶业，他被誉为“橡胶大王”。
在南洋商界大展拳脚的同时，陈嘉庚也时刻挂念着祖国的发展。该如何报国？他的答案是：“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
早在1894年，他就曾出资2000元在故乡集美建立惕斋学塾。1912年，他怀揣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回到集美筹办新学。可这并不是一件只要出钱就能办成的事。当时族人还经常因利益冲突发生械斗，陈嘉庚费尽口舌游说，才最终取得各方支持。次年春天，集美诞生了第一所新式小学。
彼时，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观念的影响，很多人不让家中女孩上学。陈嘉庚深知，女子教育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为保证女孩也能走进学校念书，他特别制定了优惠措施：女孩上学免收学费，每个月还可领2至3元补贴家用。就这样，1917年2月，集美女子小学开办。此后，他又创办了中学、师范、幼儿园及水产航海、商科、农林教育等专门学校，形成了集美学村。
1919年，陈嘉庚宣布要建厦门大学，提出认捐百万元作为筹办费用，另有经常费用300万元，分12年付完，总捐资为400万元。“这个数额是祖父当时的全部资产总值。他担心如果只拿出十分之三四或一半（资产），无法使其他华侨‘有所感动’，于是下定了一马当先的决心。”陈立人说。经过两年筹建，1921年厦门大学正式成立。
可天有不测风云。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陈嘉庚的公司连续亏损。许多人劝他停发办学经费以维持企业，他断然拒绝，随即变卖了家人居住的三栋别墅，并表示“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有外国公司找到陈嘉庚，表示愿意帮助他的企业渡过难关，前提是他要停办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他再次坚决拒绝，并放话“宁使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
时至今日，一代代学子仍因陈嘉庚当年之善举而受益。“比如我的孩子，从小在集美长大，从幼儿园就开始享受集美学村的教育。我记得他上小学的时候，学校会把嘉庚先生的故事编成小画册给他们拿回家看，再加上我们平时也总是带他去鳌园、嘉庚公园这些地方玩，所以他对嘉庚先生是很有感情的。”吕娴说。
一份提案
1938年10月，南洋各地华侨代表齐聚新加坡，召开了华侨史上意义深远的一次大会。
前一年的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各地华侨为了支持祖国抗战，竭尽所能筹款。许多人和陈嘉庚的想法一样：“如果终日只知赚钱，不知救国，纵然发了财，但是做奴隶、做亡国奴，发了财有什么用？”
各地华侨决定通力合作，支持祖国抗战，因此召开了这次大会。大会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以下简称南侨总会），这是南洋华侨第一次打破地域、帮群、血缘、行业的界限，组成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陈嘉庚被推选为南侨总会主席。在他的努力下，全南洋的抗战义捐数额不断上升。《陈嘉庚：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一书称，从1938年至1942年，南洋华侨抗日义捐达5亿元，认购救国公债2.5亿元，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汽车、救护车1000多辆。
就在陈嘉庚忙于筹款、为前方战士捐衣捐药时，他和一名老友闹掰了。这个老友是汪精卫。
两人相识于辛亥革命期间，私交不错。然而1938年，汪精卫竟和日本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幕后交易，并发表公开谈话，宣称“中国”愿意接受各国的“和平调停”与日本的“和平条件”。陈嘉庚从媒体上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致电汪精卫，问此事是否属实。汪精卫在复电中狡辩，称“抵抗侵略，与不拒绝和平，并非矛盾”。陈嘉庚怒极，连发两封电报驳斥汪精卫，并将其比作卖国贼秦桧。
同年10月底，陈嘉庚作为国民参政员，从新加坡发回一份“电报提案”：“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份提案在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获通过，并被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寥寥11个字，却沉重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我国著名记者邹韬奋曾评价说：“（这）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除了捐钱捐物，在人力上，陈嘉庚也不遗余力地支持祖国抗战。1939年，他得知国内严重缺乏技术过硬的汽车司机及修理工，导致大批军需物资无法运往抗日前线，立即以南侨总会的名义发出招募通告。几个月内，3200多名南侨机工（即汽车司机及修理工）放弃安稳生活，不顾生命危险奔波在滇缅公路上。
领导华侨抗日的陈嘉庚逐渐成为日军的“眼中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逐步侵占南洋各地，陈嘉庚的处境愈发危险。新加坡沦陷前夕，他前往印度尼西亚避难。为防止落入日寇的魔爪，他随身携带剧毒，坦然地说：“万一不幸被俘，敌人必强我做傀儡，代他说好话，我决不从！那时一死以谢国家，有什么不得了！”
在如此险境中，陈嘉庚仍凭借非凡毅力写就30余万字的《南侨回忆录》。通过这本书，更多海外华侨正确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作为孙辈，陈立人说：“阅读《南侨回忆录》，仿佛听到祖父在用坚毅的声音讲述那些过往的故事，我觉得没有一本书能比他亲自撰写的《南侨回忆录》更能体现他的思想和情怀。”
一盆鸡肉
吕娴与陈立人相识于2003年。“当时集美大学召开第二届校董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嘉庚先生的七儿子陈元济、长孙陈立人、孙女陈佩贞都回来了。我作为校董会的工作人员，就和他们认识了。”吕娴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陈立人时的场景：“我在一楼等着迎接他，他一路小跑过来，一见到我就说对不起来晚了，其实他没有迟到。因此我对嘉庚后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真诚、谦逊、彬彬有礼。”
接触多了，吕娴对陈立人的印象又多了一个——俭朴。“每次他到集美来，总是婉拒宴请，说自己在酒店随便吃一点就好，不要太浪费。他一般吃得很简单，有时就吃一碗面。他们家族其他成员也都是这样。”
陈嘉庚是非常不喜欢大摆宴席的。1940年，他率团回国慰劳抗战军民，第一站是重庆。国民党当局为接待他，专门拨款8万元。他认为此举不妥，特地以南侨总会的名义在各报刊登消息，表示务祈节省。到了重庆，慰问团又连登3天罢宴声明：“侨胞使命注重实际工作，所有其他应酬概行谢绝。”
然而，蒋介石招待他时，一顿饭还是花了800大洋。陈嘉庚心情沉重：百姓深陷战乱、生活悲惨，国民党要员却假公济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这一派“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景象，令他顿感失望与迷茫。中国的希望到底在哪里？
陈嘉庚决定去延安看看。他不顾蒋介石的反对，风尘仆仆赶到延安。在窑洞里，他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两人交谈的过程中，几个来自南洋的华侨学生跑来见陈嘉庚。他观察到，这些学生进门不必敬礼，自己找把椅子就坐下，参加谈话，毫不拘束。
傍晚，毛泽东主席请陈嘉庚吃饭，就在窑洞外一张坑坑洼洼的小石桌上。饭菜上桌，主食是延安比较稀有的白米饭，菜只有土豆、白菜等时令蔬菜，还有一盆清炖鸡肉。毛泽东笑着对陈嘉庚说：“这几个菜都是我亲手种下的。鸡不是我备下的，我可没钱买鸡，这是邻居大娘听说来了你这个贵客，特意把她养的老母鸡杀了送来。今天，我可是沾你的光了。”这顿简单的露天晚宴，让陈嘉庚感慨万千。
之后几天，陈嘉庚一边实地考察，留意延安的政治风貌，一边与当地的学生敞开心扉交谈，就心中疑问详细询问。他终于确定，延安政治清明，社会风气良好，和腐败无望的国民党不同，共产党廉洁奉公、朝气蓬勃。
陈嘉庚在重庆时的忧虑消散了，对祖国的未来又有了信心。慰劳完成后，他返抵故乡，在祖祠与乡亲小聚。乡保人员邀请他去晚宴，他的回答依然是：“免！免！我回去吃稀饭配豆豉。”离开祖国后，他向南洋侨胞如实报告了在国内的所见所闻，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我国著名肝胆外科专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孟超，生前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专访时特别提起过陈嘉庚。全面抗战期间，吴孟超还是身居马来西亚的一名初中生。毕业时，他就是在陈嘉庚的感召下向同学们倡议，把用来毕业聚餐的钱和在当地演出募捐来的钱聚集起来，支持祖国抗日，钱款经陈嘉庚被送往延安。“当时的侨领分成两派，陈嘉庚支持共产党，还有的支持国民党，我们学校受陈嘉庚影响，都相信共产党。”吴孟超说。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陈嘉庚敏锐察觉到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支持，便立即以南侨总会的名义，代表南洋华侨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抗议美国援助蒋介石，要求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撤走美国的海陆空军和一切武器。陈嘉庚担任董事会主席的《南侨日报》也不断发文抨击国民党政权，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本质。
“嘉庚先生有着特别纯粹的爱国精神。”吕娴说，“不论是办教育、抗日救亡，还是选择拥护能够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共产党，他的想法其实就是很简单一句话：想让中国好。”
陈嘉庚（右）与爱国华侨领袖庄西言。 一个遗愿
1949年5月，受毛泽东主席邀请，陈嘉庚回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此时，陈立人刚出生2个月。“第二年，祖父就回国定居了，我和父辈们留在新加坡生活，所以我对爷爷生前的事没有太多的印象，只见过他的照片和信件。爷爷的字很清秀。”
1949年9月17日，陈嘉庚（左）与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前合影。（集美大学供图）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定居集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侨联主席等，积极建言献策，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许多贡献。
1957年7月2日，陈嘉庚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发言。（集美大学供图） 他的很多精力依然倾注在教育上，年近八旬还亲自主持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的修复、扩建工作，每天拄着拐杖，到各个学校的工地上视察工程进度。人民政府每个月给他的工资是500多元，他规定自己的伙食费为每月15元，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作为建校费用。从1950年定居集美到他逝世的11年间，他为集美学校筹资575万元。
“我记得，祖父那时经常寄越洋信件来筹款。一到周末晚饭后，父亲、国庆叔和爱礼姑姑就在客厅里秘密商量如何帮祖父筹集捐款。”陈立人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有时我听见了他们商量的事情，只觉得很深奥，听不懂，也不敢问。当时新加坡还是英属殖民地，很多话题还是很敏感的。真不知道父辈们是通过什么途径将那一笔笔筹款寄到国内来的。”
一家人为兴学倾注资产，生活中却克勤克俭。陈立人小时候，父母能供他读书，但旅游之类的额外开支是无法提供的。“我上学时每个月只有2角零用钱，舍不得用，一直攒到2元，再跟同学去看场电影。即便只能买最前排位置的票，仰着头看得模模糊糊，但还是很开心。”陈立人笑着讲自己童年时的“省钱大法”——出门就穿校服，“这样坐公交车便宜，只需要花5分钱”；讲那时一到雨季，叔叔家就会被水淹，只能到他家来吃饭，“最奢侈的时候，母亲会拿鸡蛋和豆腐一起蒸饭给大家享用”。
“我祖父就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1961年，我父母和国庆叔回国探亲，看到我祖父十几年前从新加坡带回国的一个小闹钟竟还在用。无论住在哪里，祖父房间的陈设都很简单，桌椅基本是旧的。他特别反对铺张浪费，也不喜欢别人给他祝寿。他晚年还在新加坡时，有一次家里人偷偷给他祝寿，他突然回来了，大家十分紧张，在他进门之前赶紧把祝寿的东西统统收起来了，一直等到他出门，才把东西再摆出来。”
1961年8月，87岁的陈嘉庚因病在北京逝世，归葬于厦门集美鳌园——这里刻录着《台湾省全图》。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这位老人念念不忘的仍是国家统一，临终前交代：“最要紧的是国家前途……应尽早解放台湾，台湾必须回归中国。”
很多关于祖父的事情，陈立人是1986年才开始了解的。那年11月，他第一次回到厦门。“我当时忙完工作就只剩一天空闲时间，去参观了华侨博物馆和鳌园。尽管时间短促，但我对祖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陈立人说，1998年之后，随着国际交流越来越多，他才真正深入地、透彻地理解了祖父和他的事业。“比起自豪，我感觉是压力更多。作为嘉庚后人，担子很重，责任很重！”
陈嘉庚有两句名言：“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财自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他如此说，一生也如此做。
“祖父没有给后人留一分钱，目前我们第三、四、五代近300多人散布在世界各地，都过着寻常人生活。但是祖父留给我们一种精神：嘉庚精神，让我们受益无穷。”陈立人说，“作为侨胞，我们永远不变中国心，永远不会停下爱国的脚步！”（感谢集美大学对本篇报道的支持）
责任编辑：邱小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