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今年4月,一群老人相聚在杭州,目的就是庆祝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2024年9月,《环球人物》记者通过这次聚会的线索辗转找到徐华生、许锡章、邓建国、周仲兴,他们都曾亲历“两弹一星”事业,是这成千上万人中的一分子。
“您怀念那段岁月吗?”当《环球人物》记者分别向这4位老同志问起这个问题时,他们的答案十分一致:“怎么会不怀念呢?”
他们会顿住、沉思,再接着讲:“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所有的参试人员,没有谁是为个人争名、为个人争利,也丝毫没有想要为自己将来作什么打算,而是一心想着可以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为国家的强大效力。”
老人们都已80多岁高龄,他们都是“两弹一星”这个长而精密的链条中某个细小环节的执行者,他们名不见经传,亲历的故事也不为人所知。
在采访中,他们融入骨子里的保密思维带来了大量模糊表述。采访结束后,老人们严谨又热情地帮助我们做了订正,才最终成稿。他们让我们一次次想起那首歌:“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融进祖国的江河。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我。”
有一种荣誉感和使命感
徐华生参加聚会的次数其实不多,大家开他玩笑,“搞理论的嘛,架子大噢!”
1962年,徐华生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来到二机部九所,参与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多项理论计算工作。1983年,他回到杭州,成为一名普通科研人员,“出来时两手空空,成果、论文留在保密室里,以前在哪儿、做什么,从不和其他人说”。正因为这样,他很少参加聚会,因为不谈过往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20世纪60年代的徐华生。
以下是徐华生的讲述:
1962年,我24岁,毕业后原本要去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有一天突然接到调令,我被重新分配到了九所。之后去报到,就知道了我们单位要造原子弹。
当时,我们还进行了保密宣誓。保密要求很多,在哪儿办公、做什么,都不能说。如果谈恋爱,不能带对象在单位附近散步。其实,大家都知道,第一颗原子弹对我们国家来说,意义太重大了,大家的保密意识都很强。
原本不能去上海,我的情绪有点低沉,这下心情好一些了——有一种荣誉感,毕竟能被选进来的是少数人;还有一种使命感,一定要把原子弹搞出来。那个年代,大家的爱国情感都很浓烈。我上初一时,和两个同学合写了血书,要求参军去抗美援朝前线,学校当然没有同意,让我们好好学习。
进九所时,原子弹的理论模型、前期工作都已经定下来了,我们同批大概10个新人做的是“扫尾”工作。但大家很有创新的勇气,希望为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出点力。大家提出好多方案:原子弹结构还有没有可能改变?能不能小型化?核材料怎么碰撞更厉害一点?我们用计算尺算,一算起来就不分昼夜,所以单位大楼每晚都是灯火通明。
相比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我参与得更多一些。
当时,全国只有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华东计算所)的计算机运算速度较快。九所也有一台乌拉尔计算机,每秒运算100次,而华东计算所的J501计算机每秒运算能达到5万次。1965年,在于敏的带领下,我们带上铺盖就去了上海。当时很开心呀,上海的食堂好吃,一个女同事打饭时要了5两米饭,大家都笑了,因为上海姑娘打饭是半两、1两。
1965年9月,于敏带领一批年轻科研人员赴华东计算所进行攻关。图为科研人员在使用的J501计算机。
研制原子弹时,我们对原子弹的爆炸原理没有疑惑,但氢弹不一样,氢弹的热核材料具体是如何被激发的,没人有概念。起初,我们钻进了一个误区,想用炸药激发氢弹的热核材料。但是,对不同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分析后发现,无论怎么提高炸药利用率、改变氢弹结构或者做出其他路径的尝试,都点不起那些热核材料。这时,于敏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用原子弹的爆炸能量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带着我们在这个思路下做计算,常常一算就是一通宵。
在上海待了3个多月,我们这个华东计算所的编外“五班”,终于取得了氢弹原理和构型的关键突破。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百日会战”。
我们在上海开了庆祝会,会上,于敏还讲了笑话。他说,有个只有3根头发的人去理发,理发师怎么理?“啪——”先理掉一根。剩下两根弄一个发型吧,一边一根。刚梳完,第二根也掉了,干脆剃成光头。他说完,我们就笑了,因为于敏的头也快秃了。
现在,提起氢弹爆炸成功,大家的第一反应是1967年。但在我们看来,中国氢弹爆炸成功的开端还可以往前推一年。
1966年12月,于敏、周光召带着我们科研人员共11人,再加上王淦昌、朱光亚,从北京经酒泉到罗布泊的马兰基地,再到试验点。寒风吹过罗布泊,我们挤在帐篷里,心里想的是第二天的氢弹原理试验。氢弹原理试验如果成功,意味着我们根据理论设计的爆炸是真正意义上的核聚变。
12月28日试验当天,戴上墨镜,我们待在距离引爆处十几公里的壕沟里,观测试验现场。心里挺紧张,起爆时间是定好的,起爆后,先闪过来一片光,隔着镜片看有点恍惚,接着就听到“轰隆隆”的声响。我们要掐着点看这两者的时间,根据时间间隔,算出氢弹威力,看跟我们的理论计算结果是否一致。结果一致!毫无疑问,这次原理试验已经证明我们的氢弹将要成功了!
这之后还有个小插曲。第二天举办庆祝晚宴,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都会去。理论部有两张晚宴票,于敏和周光召把票让给了我和另一位同事周夏良。
1967年氢弹爆炸成功后,我还参与了氢弹的小型化工作。我的青春岁月献给了“两弹”。你问我,那时那么艰苦,搞“两弹”的信念来自哪里?确实是,我们起初在北京没有住的地方,两三年间就搬了六七次住处;工资转正后每月56块,到1977年才涨到62块。曾有人说,原子弹爆炸成功,邓稼先得了10块钱奖金,当时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的信念来自于领导、同事。邓稼先、王淦昌、周光召……他们都是老专家了,不在乎自己的职务高低,我们都喊他们“老邓”“老王”“老周”。大家奔的目标就是一个,造出原子弹、氢弹保卫国家。
信念来自于“我相信”,相信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尤其是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我们的心里更有底气了。
国家没有白白培养我
“1964年那一年,原子弹理论设计定型后,主要就是解决原子弹的结构问题,在青海草原进行大会战,轰轰烈烈。现在回忆,画面在目,有幸参与,今生无悔。”采访结束后的第二天,许锡章发给《环球人物》记者这样一段文字,没有错字,标点工整,一如他发给记者的其他文字。
他今年86岁了,说话浙江口音挺重,但思维清晰,表达准确,忆起往事,恍如昨日。1964年春,火车一路向西,窗外景色由浓变淡,最后成了一片黄。那里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基地221厂,也是当年王洛宾偶遇藏族姑娘卓玛,为她写下《在那遥远的地方》的青海金银滩草原。在那里,许锡章工作了6年,一直到九院搬迁到四川。
许锡章(右)与“两弹元勋”王淦昌的合影。
以下是许锡章的讲述:
金银滩草原平均海拔3100多米,气压低,氧气稀,年均气温0.4摄氏度,常年刮风。一到那里,我们每人领取了“四大件”——一件棉大衣、一双带毛的皮靴、一条毛毡和一副棉手套。寒冷不是大问题,问题是水烧不开,水到80摄氏度就开了,米饭也是夹生的。后来有人使用了高压锅,我们才吃到了煮熟的饭。但因为吃青稞面不易消化,很多人都有便秘问题。
很少听到有人抱怨。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因为国家培养,才能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第一届学生,进入那么好的学校念书,从心底里就觉得应该为国家作贡献。
我被分配到了221厂实验部二室,刚好赶上进入原子弹爆轰试验阶段。爆轰试验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原子弹研制设计出理论方案后,需要通过试验来验证具体的参数,并确定原子弹的实际结构。这个原理,理论部已经吃透了,但怎样让冲击波聚焦、怎样产生理想的中子成功点火,都需要爆轰试验来解决。
爆轰试验具有破坏性,插引爆炸药的雷管时,一不小心就会爆炸,我的同事刘桂生就这样被炸断了手指。因此,参与爆轰试验必须技术过关、胆大心细。尤其是试验方案的负责人在上岗前要进行考试,取得“放炮司令”证,才能指挥当天试验场地的一切事项,并提供准确的试验数据给理论部作为依据。
试验场地本身的放射性也很高,因为爆破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灰尘和放射性微粒。它们弥漫在场地四周,人直接接触,受到的身体伤害很大,但当时我们顾不了那么多,心里想着的都是把任务干好。
试验场距离住处有一段距离,我们早上7点出发,坐很久的车到达,下午5点返回。大家都把试验场叫“碉堡”,“碉堡”上分布着大大小小、高低不一的观测孔,试验在“碉堡”外进行,观测员就通过架在“碉堡”内的高速转镜等设备进行观测。我们每天的工作排得满满的:编写试验方案,装配样品进行试验,写出试验报告,工作很紧张,但也很充实。
我算上手比较快的,几个月就考取了“放炮司令”证。这要感谢我在校时的学习。1958年,我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这个系是钱学森亲自创建的。基础课都是请的科学院研究所的专家,专业课也是当时年轻的归国博士,给我们讲授世界前沿科学知识。
钱老也给我们上课,课名是“星际航行概论”。我现在还记得这门课的期末考试,三道简述题加一道综合题,那道综合题把我们考蒙了。题目是:从地球上发射一颗卫星,绕过太阳,再返回地球,请列出方程求解。考了一早上,没人交卷,钱老让我们去吃午饭,回来继续考,还是都做不出。大批同学不及格,怎么办?他想了个办法,把考试分数开方再乘10,那36分就变成60分了。但他也很严,说我们学了5年,数学没学好,再补念半年数学。
这只是一件小事,却足以看出钱老对我们基础能力的重视。后来去了221厂,工作需要各方面的知识,力学的、数学的,在校的学习为我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64年10月16日下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们特别激动。这之后,我还参与了1969年第一次地下核试验。那次试验很成功,平洞内的原子弹没有“冒顶”,山头是好的,封住的洞口也好好的。1975年第二次平洞核试验,我们又取得了大量的数据,为后来的地下核试验作了很多贡献。
回忆这辈子,我尽力做了我能做的事情,证明国家没有白白培养我,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白细胞快速下降到3000多
邓建国,1939年出生于湖南祁阳,1964年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九院。1971年起,先后在青海221厂、四川902核科研基地负责X射线测试、核爆快讯号传输、电光调器研制等项目。1976年,是邓建国进入九院的第十二年,他与同事一行从四川来到新疆罗布泊参与地下核试验。今年,邓建国86岁了,讲起那段在罗布泊的日子,他非常感慨。但在触及工作内容时,他又非常严肃:“这个不说了。”
2021年,邓建国在湖南长沙。
以下是邓建国的讲述:
1976年9月初,我们穿着一身黑色皮大衣进入了地爆试验场区,参与校验工作的医护人员等早已在这里。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罗布泊马兰基地,看到有用于核爆试验用的“高楼”,还有军舰、大炮,真壮观啊!场地效应人员看到我们穿着一身黑,调侃道:“‘黑乌鸦’来啦,主角登场啦!”
是的,正如他们所言,在马兰基地搞核试验,我们九院的人是主角,我们的到来意味着马上就要做核试验了,各方面的工作都开始紧张起来了。而我们这些搞测试工作的,需要打“前站”,比“大部队”早来一些,做铺设电缆、安装测试所用的探头等仪器调试的准备工作。
在正式试验前,大批参试人员到来后,所有设备、仪器都要进行至少3次联试,各项目负责人要向总站报告情况,确保万无一失。联试后,没有发现故障,我们就进入“待命”状态。
这时候,我们的工号会用两把锁进行“双保险”,开锁的钥匙也分给两个人管理。只有这两人同时到现场开锁,参试人员才能进入工号。在正式试验开始前,为保证安全,参试人员需要等待命令撤场。这天,我们就在帐篷里等着撤场的指令。马兰基地与世隔绝,我们没有电影、没有电话,大家凑在一起时,唯一能娱乐的项目就是打桥牌。
我们认为自己没有事了,就在那里玩了起来。王淦昌副院长和我们吃、住都在一起,他的帐篷就在我们帐篷的旁边,他散着步溜达到我们这边来,看到我们在打桥牌,就笑眯眯地说:“你们觉得仪器都调试得很好了?自己再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查漏补缺的地方啊?”
王副院长平时讲话不多,我们一听到他这样说,立刻就把玩心收起来了。一次核试验耗资耗力,再怎么仔细都不为过。大家意识到这一点,都开始去看资料、翻书本,回忆和检查还有没有什么没做到位的地方。
核试验后的第三天,核爆炸产生的核辐射还未退去,但我们这个工号要派同志到现场去,取回数据。我们所谓的取回数据,主要是指拿回示波器上照相机内的胶卷。我的身体素质比较好、年轻,就被选中参与这项工作。
进入现场之前,我需要先到“洗消站”换上防护服。到了现场后,先取胶卷,再将其放置在一个专用的容器当中,带回洗消站。再次回到洗消站,我需要将防护服脱下、冲个澡,换上自己原来的衣服。清洗工作极为严格,我们脱下的防护服需要经过专人处理,在确保身上不带走任何污染物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回到生活区。
对于核辐射会给身体带来伤害,我们心里很清楚,但个个都努力争取进入现场的机会,因为我们都觉得有机会参加这样一个大试验,为国家做出贡献,是一种光荣。
核试验完成10多天之后,参试人员需要“清场”离开马兰基地,我们乘坐专列返回四川。在火车上,我们终于放松下来,再次围坐在一起打桥牌。这一次,王副院长也加入了我们。
我还记得,列车上的炊事员是北京来的,王副院长请我们吃了顿饭,具体吃了哪几道菜,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也不知是不是在罗布泊待久了,我就记得这位炊事员做的菜啊,味道是真好!
回到四川的一个月之后,上级安排我们到医院做检查。检查结果显示,我身体内的白细胞从核试验前的7000多掉到3000多,后来逐步恢复正常。
我没被身体受到的伤害吓倒。这次之后,我又到现场参加过两次核试验,每一次都很壮观,现场那是千军万马,这么多人一心一意来做一件伟大的事情,谁没有奉献和牺牲呢?平日里,大家的生活都是“三点一线”,吃的、住的都很普通,更不用说奖金了。但是大家都毫无怨言,而且废寝忘食地投入工作,这种团结一致,为了一个目标向前奔的劲头,我至今怀念。
“为国与妻分两地”
周仲兴,1939年生于浙江嵊州,1964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物理系,被分配至九院,去往青海的221厂工作。
他抵达221厂的时间是8月,夏日的青海并非如他想象中那样荒凉,基地建在草原上,草长了足足一尺多高,风一吹,绿浪翻滚。基地的建筑雄伟、庄严,比母校还胜过几分。他很快适应了基地的工作和生活,每天乘坐班车从生活区到实验区,一待就是一天。不做实验的时候,他开始给一些关系好的同学写信,其中就有他后来的爱人。在221厂,周仲兴待了5年多,之后随九院整体搬迁去了四川。其间,他寄到杭州的信从未断过。直到1974年,他回到浙江从事放射防护研究。
采访结束后的第二天,周仲兴给《环球人物》记者发来一首他填的词,词中写道:“芳草地,玉关西。祖国安排到此栖。为国与妻分两地,国家安好志相依。”
2014年,周仲兴夫妇在浙江千岛湖。
以下是周仲兴的讲述:
我对我的爱人是非常内疚的,我很对不起她。
我们是初中、高中同学,大学期间联系多了之后发展成为恋爱关系。我的本科专业需要读5年,她读4年,比我早工作1年,被分配到了浙江杭州。我知道毕业后要被分配到青海去,便第一时间将此事告诉她,我们都知道青海离浙江很远,我这一去再想见面就难了。但那时候的年轻人就是有一颗红心,祖国让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到哪里去。所以她虽然有些不舍,也没反对,让我去了。
到了青海,我每周都给她写一封信,可是从青海到杭州的路途是真远啊,从我寄出信到她收到信要一个礼拜,我终于收到她的回信时,又是一个礼拜过去了。我们的信隔着半月时光,没什么时效性。
为什么不发电报?发电报是按字收费的,贵啊!不是急事、大事,我们不用。1965年国庆节前后,我向领导打了结婚报告,想要在春节前回家结婚,到了农历腊月二十九,报告终于获得批准。这是大事也是急事,我罕见地给她发了封电报,告知这一喜讯。
大年三十,我从金银滩赶到西宁火车站的时候,西宁到上海的火车票已经没有了,怎么办?我就从西宁到兰州,在兰州等一辆过路的开往上海的火车。除夕夜的兰州火车站,只有我这名旅客和一名值班人员,我买了两个馒头,就当作年夜饭吃了。在火车上,又是两天两夜,等我到了上海再匆匆赶到杭州时,已经是大年初四。讲好的春节前结婚,还是晚了点,结婚的日子最终定在正月初六。
婚后,我们还是保持一周一封信。在信里,她和我讲她的工作、讲城市里的情况。但我写的信就枯燥极了,我在做什么工作?工作上遇到了什么难题?寻常夫妻可以分担的压力,因为保密,我统统不能跟她讲。直到1984年,我收到一枚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的镀金奖章,她和家人朋友才知道:哦,原来你是搞原子弹的!
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时,我们实验室的任务之一是为原子弹制造后放置在库房中的安全规范提供实验依据。原子弹构造中的中心部件是铀—235半球以及半球中心位置放置的中子源。我们实验室里有好几个中子源和铀球,它们都具有放射性,我们常年需要和它们打交道。那个时候,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科技比较落后,实验室里面没有什么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可以将它们运到实验装置上,只能靠人工。
对于放射性不强的铀—235,我们穿上一身白大褂、戴一副平光眼镜和橡胶手套就去做了,抱着它放到实验装置上。我们学过核辐射防护的知识,平光眼镜对铀—235释放出的α射线有防护作用,所以对人体危害性不算大。而对于放射性和穿透性比较强的中子源,我们就拿个约1米长的夹子,夹着它,慢慢地放到实验装置上。它一碰到铀—235就厉害了,中子会轰击铀—235,产生非常强烈的放射性。因此,我们在完成这一步骤后,需要迅速撤离实验室,进入安全的测量室。
你问我撤离实验室的时候紧张吗?紧张也没用,工作要稳稳当当地做。我们是科技人员,是懂行的,不会害怕。
我和你说的这些,是我曾经在信中绝口不提的秘密。因为我大学时期的专业,我爱人知道我是搞放射性有关工作的,但我在青海的具体工作她不知道,具体接触什么放射性物质、放射性有多强,我没有对她说过,她也从不问。
那时候,我一年只能回家一次,探亲假20天,在路途中就能耗掉一半。因为常常不在家,我有很多遗憾的事。
1965年10月16日,说来也巧,正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一周年的日子,我收到哥哥发来的电报。我至今记得,那封电报上写着4个大字:母女平安。这一天,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收到电报的时候,我在想,爱人生产的时候我应该陪伴在身边照顾,女儿出生我也应该第一个抱她,这些都没办到。我当时的心情真是喜悲交集。
我们的第二个孩子降生后,家里更忙了。孩子还小,她又要工作、又要管家、又要照顾小孩,最忙的那几年我都没在家里。
经常有人问我,当时国家这么穷,你们是靠什么把原子弹造出来的?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参与的工作人员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当时两地分居的夫妻太多了,团聚的日子用两只手都数得过来。我们都是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但我们当年的舍小家,不就是为了今天幸福的千万家吗?这样一想,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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