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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逝世700周年:爱的语言,其实是他哲学的天然面纱
2021-09-15 09:36:12 来源:新京报 作者:[西班牙]乔治·桑塔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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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9月14日,是意大利诗人但丁逝世700周年纪念日。他以“俗语”(佛罗伦萨方言)完成《神曲》,并留名后世。本文节选自西班牙学者乔治·桑塔亚那《诗与哲学》一书。但丁将爱写进《神曲》,论述他关于人的诗学,以及关于宗教和政治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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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意大利中世纪诗人,被认为是现代意大利语的奠基者、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者。
 
  原文作者丨[西班牙]乔治·桑塔亚那
 
  摘编 | 罗东
 
  爱情之爱:贝亚德女士是高贵的神学
 
  我们缺乏使伟大事物同化于我们真切感觉到的细小事物的能力,因此时常不能多多感觉这些伟大事物。在这方面,但丁具有柏拉图式恋爱者的艺术:他能扩大他激情的目标,保持它的温暖和馨香持久不衰。他被不公正地放逐———佛罗伦萨的流亡移民,他喜欢这样称呼自己。这一不公正在他心中引起怨恨,但是没有恶化升级,因为他的义愤遍及一切冤屈,他声讨了佛罗伦萨、欧洲以及人类,由于它们的腐化堕落和背信弃义。但丁爱过。这一激情的记忆还存在,但是它没有沦为多愁善感,因为他的倾慕转向了更大、更普遍的目标。他的爱是“动太阳而移群星”的爱的焕发。
 
  《神曲》:但是我的欲望和意志,像车轮运转匀一,这都由于那爱的调节;是爱呀,动太阳而移群星。
 
  在这一启示中,他已得知了宇宙的秘密。于是,天堂、天使、科学都充满了甜蜜、安逸和光明。这种柏拉图式的情感不断扩张,以至弥漫于一切值得触发它的事物之中,这在但丁的《新生》中得到了奇妙的表达。《新生》表面上记述的是但丁九岁时与一位比他更小的女孩贝亚德相遇,十八岁时再次与她相遇,表现恋人那种不可抗拒的神秘的激情。他希望这种激情不为别人所知,以至于他假装盲目地爱上了另外一个人,随之而来的是疏远、贝亚德之死,于是诗人决定不再公开谈她,直到他能以比赞扬任何女人更好地赞扬她时,再来谈她。
 
  这个故事是由情感和韵律两个方面都最精细美妙的诗篇组成的。它们是梦幻的、寓言的,充满音乐性的沉思。朦胧的内容颇多歧义,但是艺术结构绝对清晰完美,像一件雕花彩色玻璃的作品,图案严整,神秘而又温柔,音韵和意象非常清晰。在这些诗歌中,这种独特的朴素与学问和乐趣奇异地隐隐交织,如同诗画字谜一般。学者们将永远为但丁这些自白的确切缘由和意义而争执不休。也许学者并非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人选。这是一件需要文学训练和移情想像的事。它应留给读者以精妙理解力去解决,如果读者确有这种理解力的话。而如果这位读者没有这种理解力,那么但丁不会对他打开心扉。他的晦涩风格是他防止志趣不同者入侵的一种保护。
 
  在《新生》和《神曲》中,有许多偶然事件,很难说是一种寓言式的解释。例如贝亚德之死,特别是她父亲的死,但丁还为此写了一首挽诗。
 
  《新生》:按照这个城市的风俗,女人和女人一起,男人和男人一起,聚集在这个葬礼上,许多女人围在悲伤哭泣的贝亚德身边。以及《神曲》:不问在自然界或艺术界,能够叫你迷恋的,莫过于你的体态和美色,然而现在已和尘土同腐了!
 
  我看不出为什么这位夫人不能像其他的人一样,唤起我们这位诗人梦幻般的激情。他曾爱过某个人这点毋庸置疑。大多数人都曾爱过。如果爱的语言和激情不是但丁的母语,那么他为什么会发现爱的语言是他哲学的天然面纱呢?无疑,爱情语言在神秘主义者的寓言中是常用的,在但丁时代的一般诗中也十分流行。但是神秘主义者自己常常是受过挫折的或潜在的恋人。抒情诗人弹奏爱情歌曲,这是因为它是他们心中最有感应的音乐,也因为它最容易创作出来打动听众的心。但丁不比他同时代的一般人缺少敏感。他如果追随游吟诗人和神秘主义者的做法,那是因为他具有他们那种气质。神圣美丽、不可接近的事物以某种可见形式掠过他的面前。这种幻觉以实际的贝亚德的形体是仅有一次,还是以神的力量可能有的种种形态不断来到诗人身边,这都无关紧要。没有人配得上诗人这一称号——谁比但丁更配得上它呢?——如果声光色彩真的没有给他留下印象的话。
 
  如果说否定历史上有位贝亚德存在似乎过于轻率、缺乏理由的话,那么看不到贝亚德也是一个象征则是更大的误解。我们在《新生》中读到,有一次在教堂里他发现自己站在贝亚德面前,他的眼睛照例盯着她。但他希望能够在爱搬弄是非的众人面前掩饰自己深沉的激情,于是他选择了另一位女士,她正巧站在他和贝亚德之间的直线上。他假装凝视她,实际上眼光却越过她看着贝亚德。这位插进来的女士,温柔的女士,成了他真正爱情的掩护。但是他对她做得过于殷勤,以至于被人误解了。贝亚德自己也注意到了,认为他走得太远了,目的不纯,于是当他走过时拒绝和他打招呼,以示不快。这听起来像是真事。
 
  但是,当我们在《宴会》中明确地看到,这位温柔的女士,但丁真正爱情的掩护,竟是哲学时,我们是何等惊奇。如果温柔的女士是哲学,那么非常温柔的女士贝亚德也一定是同一类的某种事物,只是更高贵些。她一定是神学,无疑贝亚德就是神学。她的名字就算不是精心挑选的,也是用来指明她就是施福者,她就是指引拯救之路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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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国之爱:可以是绝对的,也可以是理性的
 
  但丁在正统神学的构架中放入了他自己的理论和想像,并把所有这一切融为一个精神整体和一种诗的热情。个人与传统成分的融合完美无缺。他把政治和爱情投入了熔炉,它们被炼去了杂质,升华成为一种哲学的宗教。在他心中,神学变成了爱国主义的守护者,并且,从一种奇异的字面意义上说,它也是爱的天使。
 
  他的政治理论是崇高的,很大程度上是独创的。它仅受害于它极端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使它难于适用,并使它得到的研究少于它应得到的。在现代意义上,一个人的祖国是某种过去出现的东西,某种不断变化其界限和观念的东西,某种不可永存的东西。它是地理历史偶然事件的产物。我们各个国家之间的区别是非理性的,它们之中任何一个的特殊性都同样是对的或不对的。今天,一个公正而有理性的人都一定会在他想像允许的范围内,共有他的国家的对手和敌人的爱国主义——一种和他自己一样的无法回避、哀婉动人的爱国主义。国籍是一种非理性的偶然,就像性别或肤色一样。一个人对其祖国的忠诚是有条件的,至少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是这样。他的爱国主义必然从属于他对诸如正义与人道此类事物的理性的忠诚。
 
  但丁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对他来说,对祖国的爱可以是绝对的,同时又可以是理性的、审慎的和道德的。他发现要求他忠诚的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符合天意的和普遍的政治实体。这个政治实体有两个头,像纹章上的鹰一样——教皇和皇帝。二者都有正当理由作为天下的统治者;二者都应该在罗马有其王位;二者都应为同一目标指导其政府,尽管手段不同、领域不同。教皇应该监视教会的信仰和纪律。他应在一切地点、一切时代证明下述事实,即人间生活仅是彼岸世界存在的预备期,也应是它的一种准备。另一方面,皇帝应在各地保卫和平与正义,把地方事务管理留给自由城市或诸侯。这两种权力是上帝通过特殊的奇迹或办法建立起来的。一种显然是天意的设计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高体现,并且贯穿一切历史。
 
  背叛、抵制或毁灭这些神圣的权力,就是第一大罪。饱受苦难的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弊病,就是这种罪恶的后果。教皇获得了人世间的权力,这与他本来的纯粹精神的职务是不相容的。此外,他已变成了法国国王的工具,而法国国王正在(任何国王都不应该如此)与皇帝进行战争,反叛帝国最高当局。的确,实际上教皇被看作是为了阿维尼翁而抛弃了罗马———这一行为是邪恶的圣礼,内在耻辱的外在标志。而皇帝也忘了他是罗马人的国王和罗马帝国皇帝,老是在他家乡德国的森林和小诸侯处流连忘返,好像整个世界并非他名正言顺的祖国,不是他关心的所在似的。这里,但丁作为天主教徒和罗马人的那种较宽泛的理论上的爱国主义,变成了作为佛罗伦萨人的较狭隘的实际上的爱国主义。佛罗伦萨在教会和帝国的双层统治下,是否忠于它的责任、配得上它的殊荣呢?佛罗伦萨是罗马的殖民地。它是否保持了它罗马血统的纯洁,是否在其法律中保持了罗马式的简洁与朴素呢?唉,伊特鲁利亚的移民已经污染了它的血统。
 
  但丁认为,这一污染应对它的风俗的普遍腐化负责。使佛罗伦萨在世界史上英名长留的一切当时方才开始———它的工业、它的高雅、它的文学艺术。但是对于但丁来说,这一萌芽时期似乎是个颓废和道德毁灭的时代。他让他的先祖、十字军战士卡却基达称赞那狭小城墙仅能容纳后来居民五分之一人数的时代。“昔年住着朴实俭约的人民,生活是很安静的。”妇女们使用着纺锤或者推着摇篮,对她们的孩子喃喃说着特洛伊、费沙纳和罗马的英雄传说。一个女人离开她的镜子之后,脸上却没有脂粉,她也不系使人看了只重衣衫不重人品的腰带。生了女儿不会使良民父亲感到害怕,她的嫁妆不会过分,她的婚期不会过早。没有房屋空着而其主人已被放逐。也没有人因为说不出口的放荡而蒙受耻辱。还不只是这些。因为如果说奢侈是佛罗伦萨的大祸根,那么可以说内讧就是它的更大的祸根。帝国的城市佛罗伦萨不是帮助皇帝们恢复他们的普遍权力,而是反叛他们,与法国侵略者和篡位的教皇结成联盟。这样,它就破坏了自己和平与尊严唯一可能的基础。
 
  在但丁为自己的贫困与放逐所感到的个人悲哀背后,还有神学方面的悲哀隐隐呈现。这些悲哀使他能够带着有预见性的不平之气倾吐他强烈痛苦的感情;这些悲哀使他为了理想的教皇与佛罗伦萨而如此强烈地憎恨现实的教皇与佛罗伦萨。他的政治热情和政治抱负,与一种崇高的政治理想融合为一体。这一融合使它们得到升华,使得对它们的表达上升为诗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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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诗学与人这个主题
 
  如果一种思想能够使人相信他生活在本质上是有意义的事物比如词语之中,这些事物所表明的是种魔术般的引力,叫作爱,爱把一切事物吸引在它身后,那么这个思想在直觉上就是一种诗意的思想,即使它的语言是散文。但丁的科学和哲学不必为了成为诗而非得写成诗句:它们基本上和本质上就是诗。
 
  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遵循苏格拉底的重要教训,宣布对自然的观察应该停止,对自然的道德解释应该开始之时,他们就给世界创立了一种新的神话,用来代替正在失去权威的荷马哲学。诗人们失去的创造幻景的力量,由这些哲学家在更高级别上具有了,没有人比但丁更彻底地处于他们的咒语之下。他对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的作用,与荷马对异教的作用相同。如果说对待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应与对待异教相同,永远不必在科学上为它们进行辩护的话,那么应该说但丁则使它们的诗歌与智慧永葆活力。更稳妥的说法是,后世的人对他哲学的妒忌将多于对他哲学的轻蔑。当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这一思想体系的可笑论争和派系激情完全消失之后,没有人会想到申斥但丁糟糕的科学、糟糕的历史,以及精密的神学。它们似乎不是他诗歌中的污点,而是它的固有部分。
 
  荷马之后千年,亚历山大的批评家们解释了他迷人的神话,仿佛这些神话是篇物理和道德的启示论文。
 
  但丁之后千年,我们可以指望,他对充满爱、魔术和象征主义的宇宙的幻想,会像诗歌一样给予人类高雅的美。这样设想的话,《神曲》标志着以柏拉图的对话作为开端的漫长白日梦的正午:两千年岁月在这部以政治为动因的作品中做了一番停顿。在此期间,道德的想像力自己织成了一种寓言式的哲学,好像一个孩子,雨天待在家里,读书无趣,度日如年,就会从他父亲的往事中编织出他自己的罗曼史,他会带着幼稚的精确性规定他理想的情妇、战斗和王国。中世纪在幻觉中看到了善。把这些悦人的象征转化成为人的意图,这要等到新时代了。
 
  在一封传统上归于但丁写给他的保护人维罗纳和维琴察的大公、司加拉族亲王康·格兰德的信中,关于《神曲》有这样一段话:“整个作品的主题,仅从字面意义看,是死后鬼魂的情况,可以简单地看成是事实。但是如果按其寓言意义理解作品,它的主题是人,即人按照他运用自由意志的功过,理应得到报答与惩罚。”然而,我们能从但丁作品中寻找到的含义决不限于此。在这封信中,但丁为我们指出了这些意义共有几种,并用《诗篇》第一百一十四首的开头为例做了说明:“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民。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这里,但丁告诉我们,“假如你就字面而论,它告诉我们的是摩西时代以色列的子民逃出埃及这一件事;如果我们看到它的譬喻意义,它就表示我们通过基督完成的赎罪;如果我们考虑它的道德意义,它就表示灵魂从现在的悲惨受难向幸福状态的转变;如果我们考虑它的阐释意义(亦即,所包含的启示有关我们的最高命运),它就表示被净化的灵魂从人世腐朽的束缚向永恒光荣的自由的过渡”。
 
  当人们对这么简单的内容沉思良久,终于发现其中所有这些意义时,我们可以指望,他们自己的作品如果有意具有深度,也应有一级级的譬喻应用。因此,我们在《地狱》第一篇看到一头狮子,它阻止但丁走近一座令人赏心悦目的山峰。这头狮子,除去作为诗中景物,也是一般傲慢和权力(特指法兰西国王)的象征,以及剥夺了但丁幸福,使他失去信仰与虔诚的他个人生活中的政治野心的象征。因此,整个《神曲》之中,明显的画面之下有多种意义潜伏着:这首诗除了是彼岸世界以及灵魂所受的报答与惩罚的描绘之外,也是这一生活中人的激情的戏剧性描写;它是意大利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是教会和国家的理论;是一位流亡者的自传;是一位基督徒和一位恋人的自白,他意识到了他的罪过以及前来拯救他的神恩奇迹。
 
  因此,《神曲》的主题内容就具有各个层次的道德世界——爱情的、政治的和宗教的。诗人为了以一种图解方式表现这些道德事实,他执行了想像的双重任务。首先,他选择了似乎能够说明灵魂的各种状况的某些历史人物。然后,他在相应的象征的环境中描绘这个人的肉体和精神上具有个性特征和象征意义的姿态。
 
  注:本文经商务印书馆授权节选自《诗与哲学》一书。摘编内容有删减、调整,标题由摘编者所起。
 
  原文作者|[西班牙] 乔治·桑塔亚那
责任编辑:李佩蔺
关键词: 但丁逝世7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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