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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缅北

2023-09-19 08:23:00 来源:环球人物网-《环球人物》杂志 作者:王秦怡 冯群星 牛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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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间没有窗户,昏暗闷热,空气污浊。浑身淤青的男人蜷缩在狗笼中,四肢已接近麻木——狗笼长不过1米,高约半米,他无法抬头或转身,只能勉力适应这空间。汗水不停地渗出,他急需补水,但身边只有一碗盐水,喝了只会加剧痛苦……
  这一幕来自反诈题材电影《孤注一掷》。电影的热映,将跨境电信诈骗之恶再次推进了公众视野,而多位亲历者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缅甸电信诈骗园区的真实样貌,远比电影中更加黑暗。
  有资料显示,就在2020年,诈骗类案件的数量全面超越盗窃,成为中国第一大刑事类案。“现在电信诈骗是全球性犯罪,在全球各国的发案比例都很高。它是一个全球性治理难题。要从根本上扭转局面,还有赖于各国协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副教授王晓伟说。
  今年以来,中国和缅甸政府都释放出重拳打击电信诈骗的信号。
  6月19日,6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在中缅泰三方联合打击缅泰边境涉电诈犯罪行动中被抓获,从缅甸被押解回国。8月15日至16日,针对本区域赌诈及衍生的人口贩运、绑架、非法拘禁等犯罪,中泰缅老四国警方宣布展开专项合作打击行动。8月23日,继6月的押解之后,又有2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在仰光国际机场由缅甸警方移交给中国警方工作组押解回国,其中一人为赌诈团伙骨干头目。8月24日,被骗至缅甸一年的中国科学院博士张某获得解救。
  这场较量,关系着无数的金钱和生命……
  幸运的逃脱者,亲历“杀猪盘”
  湖北人阿水从没想过自己会被骗。
  他今年40岁,开过中餐馆,做过生意,也去泰国、新加坡闯荡过。人生的前40年,他一次被骗的经历都没有。曾经不止一次,有骗子冒充朋友联系他,都被他彻底无视或者轻松打发掉了。
  但这一次,他栽在了自己的心存侥幸上。
  2022年9月,阿水在老挝办理签证,认识了同是中国人的“高总”。过了一段时间,“高总”说想在妙瓦底开中餐馆,邀请阿水过去做培训。
  妙瓦底位于缅甸东部的克伦邦,与泰国的湄索以河为界、隔河相望。这里和缅北一样被地方武装控制,是网络诈骗、博彩等非法活动横行之地。
逃离缅北
8月23日上午,2名在缅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
  阿水想到妙瓦底特别乱,有点担心。但“高总”言辞恳切地说:“妙瓦底有30万中国人,市场太大了!”他承诺阿水:从中国到妙瓦底,一定是通过正规签证;来妙瓦底3个月,不管是否培训,都支付给阿水5万块钱,交通费和住宿费另行支付。
  “不管干什么行业,那些人都得吃饭。”阿水安慰自己。他是真的需要这笔钱,家里的中餐馆倒闭了,但花钱的地方一样不少。女儿生了病,每月的医药费至少要3000多元。去妙瓦底工资高,如果中餐馆真的开起来,对方接受完培训之后还得一直找阿水买菜品配料,可以说是“一本万利”。
  阿水决定去闯一闯。2023年3月26日,他坐飞机抵达曼谷,转往湄索住宿一夜,第二天乘坐皮卡车出发。车子一路疾驰,越走越偏僻,最终停在了一条四五十米宽的河边。河上早已停好一条船,船身简单,没有座位,过河就是缅甸。
  “这不成偷渡了吗?”阿水给“高总”打电话,对方安抚他:想回去,现在就可以,但你已经走到这儿了,为什么不去亲眼看一看?只犹豫了一下,阿水就上船了:“那时就回家,有点丢人,让别人笑话。”
  一见面,“高总”就像见了老友般,和阿水寒暄起来。头几天,“高总”带着他四处闲逛,说是要认真地考察店面。阿水一点没有生疑——从他所住的大楼往北走两三公里,就是臭名昭著的UK园区,往南是“不相上下”的环亚园区和KK园区,但那些似乎都不关他的事。“我当时一心想着,我就是来做餐饮培训的,其他都和我无关。”阿水回忆。
逃离缅北
电影《孤注一掷》中的诈骗窝点,“员工”们守着电脑“拉单”。
  真正意识到不对劲是到妙瓦底大约10天后。“高总”开始频繁提起,想创办一家公司,带客户投资虚拟货币。“口风变了,说开中餐馆必须有一个前提,让我先跟着他把投资公司做起来。”
  电脑和宽带被拉到楼里,“公司”很快建立起来,又有几个新人来到大楼里,有中国人,也有缅甸的华人。每个人都收到一份学习资料,系统学习“杀猪盘”的话术,包括怎么聊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塑造自己的人设,怎样和对方聊感情,让她心甘情愿地投资,等等。
  那时,阿水还没听过“杀猪盘”这个词,只以为这些人了解什么内幕,能获得高额投资回报。结果,“主管”仔仔直接说,没有什么“内幕”,公司就是要骗这些人的钱。
  阿水慌了:这是犯罪行为!
  “高总”问他:这不比开餐厅赚得多吗?一月就能赚到一年的钱,你愿意做的话,我提高你的分成。
  他才弄清楚这一套流程:先在微博、小红书、抖音等软件上筛选可能上套的“优质”女性。有一定经济能力、和老公感情不好,或者喜欢在社交平台上炫富、诉苦的女性,是最容易被盯上的“猪仔”。
  接下来就是聊感情了。诈骗人员运用恋爱技巧获得女方的信任和依赖,之后便诱导她进行投资。“他们有很多话术,洗脑客户卸载掉国家反诈APP。比如说我们投资平台做的是国外的虚拟货币交易,卸载了国家反诈APP后才能成功避税。”阿水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为了防止女方发现受骗后报警,导致“投资”平台被警方一窝端,“公司”甚至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可以实现“一个客户使用一个网站”。
  阿水了解到,这些不法收入将由专门的洗钱公司转变为“合法收入”,洗钱公司和老板拿大头,主管和底下的“推手”再去分余下的收入。不法分子人在境外,中国警方要找到确切的证据链给他们定罪并不容易。阿水就听说,“高总”老家的警察曾三番五次联系他,劝他回家,都没有结果。
  自由出入是不可能了,一楼有拿着枪的人日夜看守。每天上午11点,所有“推手”到办公区,开始一天的任务。每个人都发了全新的工作机,严禁带入私人手机。墙边有一块黑板,按排名写着每个人的开单额,至于黑板上的名字,都是代号。
  看着窗外陌生的天空,阿水感到害怕。他假装在努力学习资料,但学习“成果”并不好。“你知道在大公司,做不好怎么办么?都是用电棍,或者关你几天。”“高总”笑着向阿水说。
  阿水没受到体罚,是因为公司人手不足,还是要先把他笼络住。不过他后来了解到,即使是大公司,也都是先来“软的”,再上“硬的”,毕竟公司的目的还是让人诈骗拉单。他央求“高总”,自己年龄大了,真的做不来这一行。“高总”又回答:“可以,但你必须先邀请几个年轻人过来。”
  眼看着阿水没有拉新人的意思,“高总”终于摊了牌,让阿水交8万元人民币“赔偿费”,后来又谈到4.2万。“偷渡过来的人会要价更多,因为各个环节都需要打点的钱。”阿水解释道。
  害怕失去利用价值后被卖到其他园区,阿水抓紧时间联系妻子,5月11日交了款。当天下午,“公司”拿走了阿水的私人手机,说要看看“有没有拍到不该拍的内容”,之后就没有归还手机,还说“这件事要重新处理”。
  阿水直觉不太好,联想到几天前,“公司”没收了自己的护照,他越想越害怕,脑子里不受控制地想:赔了钱,自己也不一定被“公司”放回去,还可能被卖了!他决定当晚就逃跑。
  阿水把园区的卫星地图展示给《环球人物》记者看,因为是新建的园区,园区里只有一栋楼,大楼北面有一个持枪的门卫,西面有一架室外楼梯,顺着楼梯下到一楼,是阿水平时做饭的厨房。从楼梯往东走几十米,绕过一个大化粪池,就是隔开湄索和妙瓦底的湄公河。
  “我在楼道里坐到凌晨两点多,等其他人都睡了,才下到一楼,猫在楼梯旁,又待了30分钟,试探有没有人发现我跑了。这时被发现,还可以找借口,说厨房里有电器没关好。结果没人发现,我就顺着化粪池快步走,不敢跑啊,害怕惊动门卫。我连鞋都没穿,就穿了一件短裤。”阿水回忆,这几十米路,他走得心惊胆战。
  走到河边,南北方各有一个兵站,阿水不敢逗留,弯着腰走入水中。水底的石头很滑,一不留神,他就被水冲倒了,腰狠狠地撞到岸边的石头上。阿水来不及感受痛——万一人被水冲到兵站附近,前边的努力就白费了。他拼命游向对岸,抓着野藤攀上近乎90度的堤岸。“河对岸还有零零散散的园区,我担心遇到缅甸人,又把我卖过去,就顺着乱草堆和泥巴路跑S形。跑了一个多小时,看到一个保安亭,感觉没那么危险了,我就用手势和他们比划。”
逃离缅北
阿水逃离时,腿被乱草堆划伤,腰被河底的石头磕到。(受访者供图)
  反复沟通后,那名泰国人明白了阿水的处境,要把他带到湄索移民局去。摩托在小路上飞驰,骑过一个岔路口向西而去,阿水心惊胆战,让他停下来。对方看出阿水的担心,把工作牌掏给阿水看。说到这儿,阿水仍然感到后怕。这之后,阿水就被带到了湄索移民局,后移交曼谷移民局。因为没有护照,阿水在曼谷移民局待到6月15日,被中国大使馆确认身份,回到中国。
  与那些被困者甚至失联者相比,阿水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只要一步走错就前功尽弃”。
  被困者家属,在边境线上徘徊
  阿水所说的信息,四川人牟永安是第一次了解。因为儿子的失联,牟永安开始搜索、打听有关缅甸的一切。
  2023年3月11日,牟永安发现儿子牟正失联了,起初并未在意。但随后几天,一直联系不上儿子,家里人开始慌了。通过当地派出所,牟永安找到与儿子一同出行的甲木村,这才拼凑出儿子的失联经过。
  牟正和甲木村都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阿坝州)金川县人,两人在都江堰找工作时,刷到了社交软件上的高薪招聘信息,“工作地写得很含糊,说是云南边境,要求会用电脑就行,头一个月是1万元,做得好,下个月就能涨到2万到3万元”。
  他们动心了,迅速联系上信息发布者,坐高铁抵达昆明,又转了好几次车到云南镇康。接头人先是带着他们吃吃玩玩,等他们放下戒心后就钻入了深山中。路越走越窄,手机被没收,这时,一行边境巡逻人员堵住了他们,拿着大喇叭喊“不许偷越国境”。
  牟正和甲木村这才恍然大悟:这是蛇头带他们偷渡啊!但已经晚了,甲木村逃脱成功,牟正和其他5名男子没能逃走,被带到了缅甸。
  听完甲木村的讲述,牟永安急得上火,“儿子在甘孜藏族自治州读书,刚开始实习,才19岁”。他去金川县、阿坝州和四川省公安机关都报了警,警方让他耐心等待,告知他已经定位了偷渡带头人的位置,在中国台湾。“等,要等到什么时候?”牟永安心里着急,想来想去觉得,起码得去镇康那边看看。
  4月初,牟永安和另一名孩子同样去了缅甸的父亲约好,一起从县里出发,花220元坐“野的”到成都,再坐高铁到昆明,之后搭大巴到镇康。镇康地处西南,水气充沛,草木青翠,抬头就能望见山,牟永安感觉这里和自己的家乡有点像。不一样的是,从镇康过了口岸,就是缅甸北部的掸邦果敢自治区。
  牟永安的儿子牟正就在那边。这时,牟永安已经联系上了牟正,在牟正的“下班”时间,两人还能微信视频。视频里,儿子用藏语和牟永安说,快来救他,他要被转卖到楼下另一家“公司”,卖过去以后就没法联系了。牟永安让他看看能不能跑,儿子说“跑不了,连一楼都下不去”。
  “他文化程度不高,‘公司’就让他当保安,后来把他卖了。”牟永安说。从儿子的视频里,他看到那栋楼的旁边就是爱民医院,和镇康县公安局一沟通,当下便确认儿子被卖到了缅甸威胜集团,在果敢首府老街。
  镇康县公安局很快登记了牟正的信息,但告诉牟永安,牟正是偷渡到缅甸的,比其他人的情况更棘手。
  牟永安回忆:“警方说,如果被骗人是拿着护照走正规渠道到缅甸,警方可以将协查函发给缅甸方,申请跨国办案。但如果是偷渡过去的,就没法发函。”
  牟永安只能一次次往南伞口岸跑。他请人把无人机飞到天上,“有的可能被枪打中”,但他太想看看对岸到底是什么情况了。把无人机拍回的照片放大、再放大,牟永安看到了威胜集团的所在地——连成一片的楼顶,距离南伞口岸只有两公里,看不出来和国内有什么不同。身为牧民的牟永安更迷茫了:距离这么近,孩子怎么就回不来呢?
  在镇康,牟永安还看到很多和他一样焦头烂额的人,“每天都去公安局里等”。他们互不避讳,见了人就打听:你家的怎么被骗过去的?在哪个园区?有没有什么路子?
逃离缅北
中缅边境的南伞口岸
  牟永安加了3个微信群,3个群加起来快1000人,群里基本上都是被骗孩子的家长。家长们说的情况很相似:自家孩子初中或者高中毕业,为了获得一份高薪工作,被骗到了缅甸。
  10多天过去了,牟永安决定打道回府。“来了一趟,花了七八千,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花费。”看到有的家长是和当地警方一块儿来的镇康,他计划回四川后也和州里的干警一起过来。
  不久前,牟永安加的微信群炸锅了,和他一同去镇康的那名父亲,孩子被赎回来了,赎金17万。牟永安数了一下,群里陆陆续续被赎回来的人有二三十个,都是通过一名“中间人”兰姐。
  兰姐是谁?牟永安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兰姐在缅甸,有私人武装,和园区交涉放出了一批人,有的花了七八万,有的花了十几万,还有的要20多万。牟永安性子急,联系上兰姐,张嘴就说:“我给30万,看能不能放。”牟永安家里养了70多头牦牛,平日里钱不够用或者行情好时,就卖一头牦牛。这一次,他已经计划好了,可能要卖很多头牛。
  另一边,5月下旬,州里的干警也通知了牟永安,一同坐飞机赶往镇康。他想着,有当地警方和云南警方的督促,又有中间人牵线,这回应该能救回儿子了吧。但几经等待,牟永安的钱没有花出去——兰姐带回消息,牟正被转卖的“公司”是威胜集团的新公司,给多少赎金,都不愿意放人。牟永安只好又回了老家。
  牟永安睡不好觉,甚至想直接去缅甸看看。他有一个发小,在缅甸开饭店,请他去缅甸直接找园区要孩子。“我们一起长大,我很信任他,他过年时才回过老家。”牟永安向《环球人物》记者说。
  这时,儿子发来的消息越来越少。牟永安担心儿子的人身安全,6月初第三次去了云南,带上护照准备前往缅甸。家里人担心这又是一个骗局,不让牟永安去,警方也反复劝他“千万别去”。
  在云南边境徘徊许久,牟永安最终放弃了去缅甸的想法。不久后,牟永安就和儿子彻底失去了联系。一直到8月17日,牟正重新发来消息,说自己从威胜集团被转卖到了果敢拱撒庄园。牟永安想问儿子更多信息,话没说完,儿子就没回复了。
  反诈志愿者,被悬赏200万美元追杀
  在东南亚生活多年的阿龙,是一名帮警方与“中间人”牵线搭桥的志愿者。
  阿龙在柬埔寨生活时,目睹过诈骗产业的兴盛景象。朋友帮诈骗公司做装修,阿龙跟着去看,“屋子里一排一排全是电脑”。每到晚上九十点钟的下班时间,园区涌出乌泱乌泱的人潮,街上的大排档里到处是华人面孔。
  对阿龙而言,走上反诈之路是出国时“从未想过的事”。2021年,他开始经营公众号,虚虚实实地写下东南亚的奇闻异事。随着公众号逐渐在当地华人群体中打出了名气,诈骗受害者或家属陆续找上门来求助。
  刚开始,阿龙的救助方式“简单粗暴”:直接在公众号上曝光诈骗公司,通过舆论压力迫使其放人。这无异于破坏了诈骗产业的“江湖规矩”,阿龙很快收到各种恐吓。朋友告诉他,有诈骗大佬悬赏200万美元(约合1455万元人民币)让他“消失”。
  “当时我跟朋友调侃说,没想到我这么值钱!但要说完全不害怕也是假的。”有一段时间,阿龙走在街上都战战兢兢,生怕突然有人跳出来拿枪指着他。身后若是响起了急刹车的声音,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回头看,而是撒腿就跑——万一那是杀手的车呢?
  暂避风头后,阿龙摸索出找“中间人”的方法:由那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人出面,说服诈骗公司放人。偷渡费、住宿费、水电费,甚至是电脑使用费、地板磨损费、工作保密费、空气呼吸费、老板精神损失费……诈骗公司会将买人、用人的成本都算到家属头上,要求家属赔付“赎金”。
  从找到说得上话的“中间人”到交付赎金,再到送被困者回国,营救过程往往多人参与、环环相扣,经不起一点闪失。“每一步都需要一个特别诚信、靠得住的人。”
  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诈骗公司只收无法追踪的数字货币。这就需要专人兑换家属的赎金,再将数字货币打入指定账户。阿龙也曾遭遇“黑吃黑”,兑换者和诈骗公司各执一词,都声称是对方吞下了赎金。他最后只能自掏腰包,为家属补上这笔数十万元的损失。
  浑水摸鱼者大有人在。他们号称能帮得上忙,向家属索要“打点费”,拿到钱后就不知所踪。阿龙说,即便知道对方可能是骗子,一些家长也会心甘情愿地掏钱——对他们来说,多一条线索,孩子就多了哪怕1%的生存希望。
  两年多来,阿龙已协助警方救出上百人,最忙时要同时对接五六个被困者——手机到了半夜仍响个不停,每一条信息都可能牵涉数十万元和一条人命。一些被困者本就家境贫困,家属砸锅卖铁才勉强凑齐赎金,这让阿龙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一人诈骗,全家返贫。”
逃离缅北
脱困者给阿龙送来的锦旗。(受访者供图)
  阿龙向《环球人物》记者强调,如果没有靠得住的“中间人”,绝不能轻易交钱给诈骗公司——诈骗公司发现家属有求必应,势必会扣住被困者当做筹码,源源不断地要钱。为了恐吓家属,诈骗公司往往还会伪造一些电击、泡水、手脚被打断的血腥视频。“越是在这种时候,家属越要镇静,千万别着了对方的道。要告诉对方你正在积极借钱、筹钱,但一分钱都不要打出去。”
  与阿龙不同,也有一些反诈志愿者不支持家属交付赎金,认为这相当于“给诈骗公司投资”。如此,救人就只能在暗中进行。与被困者约好出逃时间和路线后,志愿者要提前驾车在园区外埋伏,避开持枪保安,一接到翻墙而出的被困者就立即绝尘而去——这是一场经不起失败的豪赌,若是不幸被发现,被困者迎接的将是虐待、转卖甚至彻底的失联。
  令阿龙忧心的是,为了稳住初来者,诈骗公司往往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先给些甜头。最近被解救的一位年轻人就跟阿龙提到,在缅甸头一次吃到了野味。年轻人还不到20岁,没正式“上班”就被解救,也就未受过体罚。“回去后,他会怎么跟小伙伴讲述这次经历?恐怖的体罚,还是美味的野味?他的小伙伴会不会对缅甸心生向往?”阿龙叹息。
  阿龙说,这些年轻人的家庭大多不富裕,父母忙于生计,很少过问孩子的生活。孩子们在社会上无所事事,受到煽动后很容易拉帮结派地偷渡出境。“有些父母可能只想着努力挣钱,给后代打好物质基础。我想呼吁一下,家长们还是要多关心孩子的精神世界。”
  对于其他一些求救者,阿龙的感情则颇为复杂。据他了解,不少人对出境后要从事诈骗工作是心知肚明的。只是他们在抵达后才发现,想象中的轻松暴富并不存在,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如果完不成任务,还将面对棍棒、皮带、电击……
  “有的人吃不了这个苦,于是就谎称自己是被骗过去的,向家属求救。也有人真的挣到了不义之财,却抹去一切证据,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回到国内。”阿龙说,“小孩儿、学生、民工、偏远地区的山民……这些人心思单纯或是文化程度低,说不知道缅北的高薪工作机会有问题,我信。一个青壮年说自己完全是被骗的?这不合常理。”
  反诈民警,抽丝剥茧与苦口婆心
  “警察同志,帮帮我们,把孩子救回来。”自从做了反诈工作,这成为民警郑义最常听到的一句话。
  中国与缅甸虽有国际执法合作,但缅北、缅东等地由民族地方武装控制,跨境合作难以有效开展。中国警察在当地没有执法权,只能远程展开营救。相隔数千里,仅凭一部手机隔屏斗智斗勇,难度可想而知。
  救人的第一步,是和“失联者”恢复联系。为此,干警要摸排他们的各种社交账号,从中寻找蛛丝马迹。很多时候,连父母都不知道的账号,都被干警挖了出来。
  诈骗公司不允许员工持有手机,许多人只能趁着凌晨偷偷与干警沟通。在有限的时间里,干警要迅速问清楚他们的代号、公司名称、所在园区和地址——公司和园区背后的势力盘根错节,一个园区内可能林立着数十家诈骗公司,只有获得受困者的精确定位,才能找到合适的“中间人”出面。
逃离缅北
KK园区卫星地图和园区内实拍图。
  不同的人赔付金额不同,一个人被困的时间越长、被转卖的次数越多,所需赎金就越高。有知情人士透露,疫情期间,“公司”安排一个人偷渡到妙瓦底的费用就接近20万元,这些最终都会被算进赎金里。
  即便交付了赎金,被困者的回国之路也可能一波三折。郑义曾受家属所托,营救一名年仅22岁的被困者小谢。两人联系上时,小谢已逃出公司,躲在城里的一家宾馆。为防夜长梦多,郑义迅速协调“中间人”为小谢安排好了回国事宜,但小谢突然失联了。
  郑义通过各种渠道打探小谢的消息,2天后终于收到了小谢的回复。小谢告诉郑义,有人威胁要将他转卖给另一个诈骗公司,他承诺向其支付11万元“保护费”才惊险脱身。
  郑义说,妙瓦底的一些园区被称为“人生终点站”:“人一旦进去这地方,就成了没有名字、只有代号的‘工具’。他们必须不停地干活,有些人干不动了就被摘取器官,榨干最后的价值。”这让他总是充满了紧迫感:“哪怕线索只有一串电话号码,都必须要紧紧抓着,坚持不懈地深挖。”
  除了救人,干警还要防止境内资金流向境外诈骗公司。不少反诈干警原本从事其他案件的侦破,调来做反诈工作后,恶补了金融和计算机知识,逐渐熟悉了工作中常常出现的“止付”“资金流”之类的专业名词。
  电影《孤注一掷》中有一个桥段,诈骗分子骗到了800万元,仅用10分钟就全部“洗白”。郑义说,诈骗分子的手法在现实中有过之而无不及,受害者将钱转入指定账户后,里面的钱“基本上会在1分钟之内消失”。郑义要做的就是争分夺秒地锁定这些钱的去向,及时冻结相关账户,帮受害者追回一部分损失。
  一个棘手的事实是,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逼无奈,归国者们毕竟都做了诈骗之事,已然违法。据了解,如果没有确凿的犯罪证据,归国者会因为偷越国(边)境,被处以拘留、罚款;犯罪证据确凿,或是由公安机关追逃回来的人,则会被刑事拘留。
  反诈工作是公认难啃的“硬骨头”,郑义做得心甘情愿,因为“这是警察该做的事”。他把手机通话的彩铃换成了反诈提示,任何人与他联系,每一次通话就是一次反诈宣传。“遏制电信网络诈骗依然任重而道远。希望每一个人在诱惑面前保持清醒,保护好自己。”
  为什么电信诈骗似乎总也打不干净?王晓伟向《环球人物》记者分析了多重原因:其一,网络工具日新月异,犯罪分子可利用的非接触化犯罪工具越来越多;其二,人们生产生活的网络化程度不断加深,犯罪分子可利用的场景也越来越多,他们能结合具体场景来编造剧本,实施精准诈骗。电信诈骗犯罪的智能化、科技化水平较高,跨区域跨国境特征明显,这些特点造成此类案件侦破难度大、破案成本高。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各地公安机关已探索出了一些有效的打法,但整体破案率仍有待提升。
  “因此,相关部门和行业急需打破传统思维,加强协作、各方共治,切实增强防范、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的能力。”王晓伟说。(除王晓伟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蔡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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