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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电影之旅|“众星捧月”的《白求恩大夫》
2021-07-01 23:13:44 来源:原创 作者:许晓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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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纪念白求恩》50年后,作家张承志在朋友家看到一张毛泽东和白求恩的合影。作为“知青”一代,背诵“老三篇”是他囫囵吞枣的少年时代,但理解一个高尚的人却需要半个世纪的沉浮。张承志写道:“一个异国的战士,甚至拒绝延安微渺的安宁,执意奔赴太行山肃杀的荒野。他胡语白肤,有话难说。他突然出现,而且来自西班牙的火线,里面究竟藏着怎样的内容?”

 

这也曾是导演张骏祥最想探究的问题。1958年秋天,他参加了白求恩电影的筹备工作,却不曾料到,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荷兰导演伊文思向文化部推荐了加拿大作家泰德·阿兰和西德尼·戈登来写剧本。作为上影厂负责创作的领导,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在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喝过洋墨水的导演,张骏祥受命进京,与两个“老外”商谈。

 

三人谈了半个月,张骏祥后来回忆,整个过程“拖拖拉拉”以至“遭罪无穷”。文化的迥异带来不少分歧。阿兰提出,15岁的勤务兵有“childlabor(童工)”之嫌,张骏祥只得费力解释,八路军是“大家庭”,“小鬼”们也“不干重活儿”。

 

数月后,戈登、阿兰交出初稿。领导层意见不一,剧本送上去杳无音信。但这个怀着沉重心事抵达战火涂炭的太行山的外国人,却在张骏祥心中留下了印记。

 

4年后,他接手了这部被搁置的电影,开始了历时一年多的调查采访。采访名单中有威名显赫的将军元帅,也有太行山深处的老农民。在他的采访本上,记录了不少有关白求恩的逸闻和细节:他脾气大,容不得一点马虎,消毒不到位、手术器械没摆好、晚上护理值班时打瞌睡……都要发火骂人;他亲自给伤员洗澡、洗脚、刷牙,为生火消毒,趴在灶前的地上烧湿柴;他开始自己烧饭,后来也吃小米、熬白菜,还因为吃了羊肉莜面拉肚子;他对吃穿不在乎,但不抽烟不行;他到一个地方就和接待的首长、百姓拥抱亲吻,弄得人家很尴尬……

 

1963年9月,电影《白求恩大夫》开机,摄制组住在部队招待所,张骏祥同大家一样,啃咸菜下饭。生活将就,拍戏却一丝不苟。白求恩骑的大白马,道具员跑了好几个军马场,才在西安找到中意的;河滩边的戏,因为上海的石头不同于北方,张骏祥硬是从1000公里外,拉了10多吨石头回来。

 

剧组堪称“全明星阵容”。不论是“硬汉”杨在葆、“老戏骨”仲星火,还是“小白鸽”师伟、“喜儿”田华,以及日后成为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都是围绕在白求恩身边的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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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求恩大夫》剧照。

 

“众星捧月”的白求恩,由美国人谭宁邦扮演。二战中,他参军做广播军事节目,1945年来华,先后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和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作为少数在1949年后仍留在中国的西方人,相貌堂堂的谭宁邦几度“触电”,最出名的角色是《林则徐》里的英国鸦片商颠地。拍摄中,以“凶”著称的张骏祥,对这位国际友人同样严厉。摄制组的人常看到两人用英语“吵架”,有时张骏祥忍不住,用中国话喊:“你这个外国佬怎么这么笨。”谭宁邦完全听得懂,但只能乖乖服从,一遍遍地试到导演满意为止。

 

那个年代,主流话语里的英雄越发千篇一律地“金光闪闪”,《白求恩大夫》难得保留了生活的毛边儿与诗意。影片里,白求恩一会儿穿着日军大衣模仿土耳其大公,一会儿熬奶油鱼汤给战士补身体;会对他的中国同行发脾气,也会在笛声中忧愁地想起家乡与爱人;去老乡家吃饺子,好不容易用筷子夹起一个,正欢呼着,饺子掉了,表情瞬间垮掉……有一场戏,漫天风雪中,奄奄一息的白求恩躺在担架上与小战士聊天,《游击队员之歌》轻轻响起……在场的每个人,包括不轻易动容的张骏祥,都不禁热泪盈眶。

 

1965年,《白求恩大夫》送审,被江青一句“毛主席已经写了文章,你们还想怎么样”打入冷宫。1967年,张骏祥与赵丹、张瑞芳、郑君里等13人,被送进“少教所”关押。两年后,他与妻子周小燕在奉贤干校相见。妻子一开始没认出他,只见“一个老头,头发花白,佝偻着身子,拎了个旧包”,模样老了10岁。

 

1977年,《白求恩大夫》在12年后重见天日,成为“文革”后上映的“新片”。张骏祥发表文章,回顾当年创作的甘苦得失,最大的遗憾是没能拍摄白求恩来华前的部分。在他看来,没有这个序幕,观众就难以理解为什么白求恩在临终时,还举着拳头作马德里式的敬礼,又为什么在遗书中说,“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

 

这种遗憾,可能来自他的人生际遇。1936年,从清华外文系毕业后,张骏祥赴美留学。置身“大萧条”后的美国,他看到政府抱存着绥靖幻想,对战争隔岸观火;民众对时局漠不关心,底特律工人的罢工远不如好莱坞的一部新戏重要。而另一边,一群国际主义战士——诗人聂鲁达、电影大师伊文思、作家海明威、画家毕加索,还有白求恩,正奔赴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场。3年后,当张骏祥回到祖国,以戏剧人的身份加入救亡图存的队伍时,白求恩已置身太行山的弹雨浓烟中,将生命倾注在简陋的手术台上。

 

作为全球“三十年代”的亲历者,张骏祥与白求恩共享同样的热血与情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已陷入阵发性的昏迷,有时连亲人也认不出,却在恍惚中对妻子说:“你来迟了,刚才白求恩来过了。”

 

如张承志所说,在白求恩这个名字背后,是衔接正义的链条,是献身他者的立场,是世界史的另一根主线,也是《纪念白求恩》中毛泽东振聋发聩的一笔勾勒:“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在白求恩离去的第八十二年,在当下这个急剧分裂的世界,这句为每个中国人所熟悉的话,读来意味深长。

责任编辑:吴柯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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