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一类资质  中央新闻网站
热门搜索: 奥运会
您的位置:首页 > 环球矩阵 > 人民文娱
 
乐黛云,东奔西跑九十载
2021-06-29 15:37:42 作者:许晓迪 陈娟 吴舒霈
大号 中号 小号
自传《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的发布会上,北大中文系的“传奇人物”纷纷到场,自称传主的“学生”,讲起与她有关的往事。


\

 

1956年,17岁的广东青年洪子诚考入北大;彼时,她已是拥有4年教龄的老师。1969年,在钉螺丛生、一片荒芜的江西鲤鱼洲,他们共同度过了两年“干校”岁月——日后“当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一代宗师,一个曾是打柴班、大田班的班长,种过三季水稻,开过手扶拖拉机;一个曾是力气奇大的劳动能手,摔砖、盖草棚,巾帼不让须眉。

 

1978年,钱理群从贵州来到北大,以39岁的高龄成为王瑶先生的研究生;彼时,她是王瑶的助手,于是担起“副导师”的角色。钱理群的毕业论文涉及周作人,当时是“闯红灯”式的选题。答辩会上,她找来唐弢先生“保驾护航”,在钱理群与一位老师争论得难解难分时,她又笑嘻嘻地插话,终于“转危为安”。

 

1984年,30岁的陈平原成为北大中文系的第一届博士生,一年后和钱理群、黄子平在筒子楼里聊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设想,轰动知识界;彼时,她已树起比较文学研究的大旗。1990年,首届全国比较文学优秀著作奖评选,陈平原本来是二等奖,她是主持者,灵机一动,将一等奖变成特等奖,二等奖升了一等奖——这么处理,年轻人填表时“比较好看”。

 

故事的主人公、90岁的乐黛云,一直安静听着。学生们劝她下场休息,她一摆手:“这不是我的风格。”一头黑发,一身红衣,是全场最明亮的所在。

 

她一直喜欢红色。上世纪80年代,乐黛云穿着红色西服在北大课堂上讲茅盾。中文系77级学生夏晓虹对此记忆犹新:“有一首歌叫《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乐老师穿上红色的西服,真的是革命人的形象,青春永驻的形象。

 

01 辉煌的日子

 

70多年前,在一篇苏联小说的书评里,乐黛云写下“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这正是她人生观的一面:红色,轰轰烈烈的热度。

 

1948年夏天,17岁的乐黛云只身从偏僻遥远的贵州,来到烽烟滚滚中的北京大学。中文系里大师云集,她最喜欢上沈从文的“大一国文”和废名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5个月后,围城炮火的轰鸣终结了悠闲自在的学院生活。乐黛云投入革命洪流,白天如痴如醉地唱歌跳舞,晚上就到楼顶站岗护校,在月光下借一支手电筒的微光,校对革命宣传品。她还和同学到沈从文家,劝说他相信共产党,不要去台湾。

 

1950年,乐黛云参加了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初出国门,火车在莽莽苍苍的西伯利亚森林穿行了十来天。她教大家唱《流放者之歌》和《囚徒之歌》,心里想着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笔下被流放的人群。到莫斯科的那个晚上,团长三令五申,不许单独行动。她和同伴还是忍不住,偷偷溜到红场,跑到列宁墓前,“屏住呼吸,说不出一句话,只感到灵魂的飞升”。

 

那时,乐黛云正和哲学系的汤一介谈恋爱。少男少女相识于北大青年团,一次同去南苑劳动,午间躺在水田旁的草地上休息。汤一介揪了几根小草,放在她口袋里,算是确定了关系。

 

1952年,两人结婚。典礼在小石作胡同的汤家举行,乐黛云毫无新娘的羞怯,发表了一通革命演说,“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汤一介的父母笑眯眯地鼓掌,表示认同。

 

这一年,汤家搬进了燕南园58号,邻居有马寅初、陈岱孙、周培源、侯仁之、朱光潜、王力、冯友兰等,群星璀璨,俨然民国知识界的地图一角。汤一介的父亲,是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汤用彤,于抗战烽火中写成《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为人一团和气,有“汤菩萨”的外号。

 

这一年,沈从文已弃绝教室和文坛,遁入瓶子罐子、绸子缎子的古文物世界;废名最得意的课程“李义山诗的妇女观”因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嫌被停开,不久被派去吉林大学,晚年失明,于长春黯然离世;汤用彤远离了教学,成为分管基建的副校长,每天拄着拐杖,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走走看看。

 

这一年,乐黛云毕业留校,担任中文系首任系秘书,为政治工作忙得脚不沾地。导师王瑶劝她去念古典文学,“至少作者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和你论争”;她没听话,执意选择了风云变幻的现代文学。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新的时代在她眼前展开。“我们只看到一片金色的未来。”60年后,乐黛云如此形容那些“辉煌的日子”,“到处是鲜花、阳光、青春、理想和自信”。

 

02 门头沟与鲤鱼洲
 

辉煌的日子终止于1957年的春天。

 

乐黛云和文学教研室的9位青年教师,准备筹办一份同仁刊物。刊名“当代英雄”,取自莱蒙托夫的同名小说。刊物没有办成,十位同仁,9个成了“右派”。乐黛云是领头人,作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下乡监督劳动。

 

在北京门头沟,乐黛云从山里把石头背下来,修水库,垒猪圈。正值“自然灾害”,每天吃的只有杏树叶、榆树叶,加上一点玉米和玉米芯磨成的粉。她和一对老夫妇同睡一炕。老大爷给生产队放羊,每天在深山里转悠,捡回些核桃、花生、白薯、玉米,几人享受一顿;老大娘养了三只鸡,每月交够了定额,剩下的鸡蛋就来一次八九个鸡蛋的“大餐”。有一段时间,乐黛云每天赶着四只小猪漫山遍野寻食,“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或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

 

1964年“五一”劳动节,汤用彤去世。他所念兹在兹的《隋唐佛教史》最终没有完成。两年后,乐黛云作为“翻天右派”,汤一介作为“走资派黑帮”,每天在烈日之下劳改批斗。家中的书被查封,油盐酱醋糖被倒进一口大锅,好多天没法做饭。燕南园58号和隔壁的冯友兰家,被开放为“反动学术权威生活展览区”,从早到晚人潮汹涌。

 

1969年10月,乐黛云、汤一介带着11岁的儿子,和北大2000多名教职工奔赴江西南昌鲤鱼洲的“五七干校”。这是一片围湖造田而成的滩涂,血吸虫横行,鄱阳湖“高高在上”,仰起头就看到湖面上的点点白帆,一旦大堤决口,难免“人或为鱼鳖”的命运。

 

中文系所在的七连,老弱病残云集,硬是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建造起一排排砖房和茅草房,开垦出百余亩水稻田,创设了自己的食堂和菜地,养了不少猪和鸡。多年后,当年的“五七战士”在《鲤鱼洲纪事》里回忆往事:200斤粮食扛起就走的裘锡圭是“裘大力”,身骨不壮但干活在行的周先慎是“巧克力”,犁田、插秧的能手陈怡焮是“陈老农”,还有“厕所工程师”周强、“牛倌”谢冕、“拖拉机手”洪子诚……劳动强度大,许多人成了“断腰协会”会员,干活时自娱自乐,像赛诗、联句一般吼起打油诗,美其名曰“天佑体”(沈天佑一手推动)。

 

乐黛云当年38岁,最初被分配去踩泥、和泥,冬天脚泡在冰碴子里,一整天不断地踩。她是“乐大力”,一次挑砖16块,共80斤,还获得过“打砖能手”“插稻先锋”的称号。

 

1970年9月,400多名工农兵学员进入鲤鱼洲的“草棚大学”,乐黛云被指定为“五同教员”,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改造思想、同教育革命。“大学”没有图书馆,没有实验室,没有课桌椅,宿舍里蛤蟆、青蛙跳来跳去。一半的时间用于劳动,老师们和农民无异,衣衫褴褛,面目黧黑,饭量大得惊人,米饭能吃两盆,馒头用筷子串上五六个,令学员们咂舌。

 

一年后,北大从鲤鱼洲撤离。草棚大学,连同曾艰辛创造的农田、菜地、住房、砖瓦厂,重又归于荒芜,直至再度沉入碧波荡漾的鄱阳湖。

 

03 郭襄开创了峨眉派
 

“回忆过去总是很痛苦的。”

 

朗润园13号,客厅里堆满书。90岁的乐黛云坐在沙发上,红色毛衣的翻领上,系着黄绿相间的小丝巾。

 

写这本自传,她有两个原则:“一个是真话不一定讲,一个是傻话和谎话一定不讲。”真话和谎话容易理解,什么是傻话?

 

“就是没想得很成熟、很透彻的话。”乐黛云笑着说,“这辈子需要自我反省的事情可多了,好多事做得不对,也做了;好多话说得不对,也都说了。”她自称一个“崇尚自然”的人,追求、蓝图、规划、框架……每当被问及这些问题,“我说我都没有” 。

 

做比较文学也是如此,“想着应该这么做,做就做了”。

 

1976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留学生,乐黛云负责讲现代文学。给外国学生上课,不能照本宣科地重复“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她将徐志摩、艾青、李金发等“资产阶级”作家带入课堂,同时开始研究起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在中国是如何被借鉴和吸收,又是如何被误解和发生变形。

 

1980年,乐黛云发表了《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从王国维、陈独秀到鲁迅、茅盾、郭沫若,梳理了尼采思想在现代中国的流传谱系。1949年后,以“法西斯思想的先驱”“帝国主义走狗”等反动面目出现的尼采,第一次发生了翻转式的改变,成为一个质疑旧价值观的偶像打破者、一个“超越平庸”的“超人”。

 

一年后,她编译了《国外鲁迅研究论集》,收入夏济安、林毓生、李欧梵、丸山升、竹内实、普实克等人的文章,带来“打开‘新的天地’的冲击”(洪子诚语)。长久以来,一个被“神化”的、明亮的、作为斗士的鲁迅,第一次显露出复杂、幽深、孤独的生命世界,中国大陆的鲁迅研究,由此开启新篇。

 

那几年,汤一介和乐黛云,成了校园的传奇。汤一介重新登上讲台的第一门课“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因人数太多而“三易教室”;乐黛云以尼采哲学读茅盾,当年的学生戴锦华回忆:“在神采飞扬的讲述间,乐老师看上去是如此的年轻,间或遗忘了那泼洒在田间、牛棚、锅炉房,那折损在污蔑、侮辱与无望中的23年的光阴。”

 

1981年,乐黛云50岁,学术生涯正式启程。9月,她负笈大洋彼岸,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后,又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研究员。东西方鲜明的文化差异令她着迷。课堂讨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一位美国学生说,最喜欢热爱生活的三仙姑,最讨厌多管闲事的村干部。但在一般中国人看来,三仙姑是40多岁还涂脂抹粉、招惹男人的坏女人;村干部训斥她,是主持正义。

 

1984年夏天,乐黛云回国,在季羡林、李赋宁、杨周翰诸位先生的支持下,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鸣锣开道,打扫场地”。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当时的学生们评价,“仿佛郭襄开创了峨眉派一样”;参加首届年会的120多人,则被戏称为中国比较文学的“黄埔一期”。

 

乐黛云以打造“缅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雄心,经营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1985年,她邀请美国左翼学者杰姆逊来北大讲学,其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讲稿引发知识界地震,影响一代学人;1995年,她邀请戴锦华回母校执掌教鞭,带动了女性主义、电影史、大众文化研究热潮。从筚路蓝缕到风生水起,当年她麾下那些骑着自行车、奔走在北京长街短巷的青年,如今已成为各大学、各学科的领头羊。

 

而“峨眉派的郭襄”,已迈入暮年。老伴汤一介曾为她赋诗一首:“摸爬滚打在他乡,翻江倒海开新章。东奔西跑一梦醒,转识成智觉有情。”

 

04 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却总有俗事缠身!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在《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中,汤一介如此写道。

 

他们一个面向古典,一个研究“比较”,一中一西,却常常比翼齐飞。汤一介属兔,乐黛云属羊,每次外出讲学,都买一只对方的生肖玩偶带回家。乐黛云去的地方多,带回来的也多,汤一介则笑眯眯地回答:“可是我送的羊比你的大啊。”

 

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成立,汤一介任院长,乐黛云是积极分子。这个纯民间的学术团体,与《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为80年代“文化热”的中坚,分别立起国学、科学与人文三大山头。第一期“中国文化系列讲习班”上,冯友兰、张岱年、侯仁之、金克木、李泽厚、杜维明等大师云集。第一位演讲者是梁漱溟。那一年,他92岁,30多年未曾登台,两个小时的演讲,全程站着,厅里断了暖气,他却不时用手帕擦抹额头上的汗渍。

 

乐黛云参加了“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面授集中在寒暑假。学员们大多是中小学教师、中下层干部,也有农民和复员军人。有人从山区或边远小城徒步赶来,扛着一口袋干粮、背着土布书包,舍不得租一个宿舍床位,就铺张草席在房檐下或凉亭里睡觉。在岳麓书院,乐黛云遇到两个学员,很普通的农民,打着伞坐在屋檐下。“我问他们为什么长途跋涉而来?他们说,我们想听听中国过去的人讲的是什么。”

 

30多年后,乐黛云仍记着那一刻的震动。“我和他(汤一介)一直在奋斗,想建造‘无墙的大学’,什么人都可以来听课,没有门槛,没有规范。做文化的最怕有‘价值’,有了‘价值’就高不可攀,文化本身就是普及、大家都来做的东西。”

 

这份充满乌托邦色彩的构想,最终成为未竟的梦想。2014年,汤一介去世,乐黛云写下挽联:“未名湖畔鸟飞何疾,我虽迟慢誓将永恒。”落款是:“你的小黛”。

 

对乐黛云而言,比较文学不仅关乎文学,更是重新校订中国的位置。当人们借这一学科仰望欧美、追随西方时,她瞩目的是中国的文化与诗学传统。这些年来,她重估《学衡》(以汤用彤、吴宓为代表,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价值,申明陈寅恪的“真精神”是以“外来的血”改造旧的民族躯体,“重启新机”;

 

当亨廷顿鼓吹“文明的冲突”时,她以《国语》里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与费孝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与之对抗;当“软实力”成为热词,她警惕其中的文化霸权主义……

 

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个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好?在一个聚焦“小而美”的碎片化时代,乐黛云依然在探索这些大问题。她关注最新的宇宙新发现,太空是怎么生成发展起来的;也揪心近期的巴以冲突,为什么灾难总是落在老百姓身上。

 

学生张锦至今记得,刚考上乐黛云的博士时,老师在邮件中说:“我们可以一起尝试为人类做些好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她给老师打电话。电话接通后,是她熟悉的坚定语气:“没关系的,一定会过去的,不要失去对人类的信心!我一生中见过各种灾难,自然的、社会的,最后都能过去的。”

 

客厅电脑桌的上方,挂着汤一介的照片。平日,乐黛云就在“老汤”的注视下做自己的事。此刻,她一边认真地在扉页上签名,一边自嘲“字不好看”。书的封面上,是她17岁初入北大时的照片。

 

“北大的花都开了,真的是美景,你们去看看,别错过好时光呀。”

责任编辑:吴柯沁
关键词:
声明: 版权作品,未经《环球人物》书面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我要纠错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点赞 :0次
收藏 :0次
评论 :0条
我要评论
相关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