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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 闻立鹏 闻丹青
2022-04-29 16:24:47 作者:许晓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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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初,位于北京西城的西京畿道34号搬来一对年轻夫妇。男主人总是一身深色长袍,扎了裤脚,穿一双黑缎老头乐鞋。他把书斋客厅的四壁贴上无光的黑纸,再狭狭地画上金边,像一位裸体的非洲女郎,手臂、脚踝上套着细金圈。屋内的方形神龛里,供着一尊西方女神,屈着一条腿,挽住下沉的亵衣。
  这是男主人——闻一多一手打造的宫殿。这一年,他27岁,留学归来不久,在北平艺专做教授。多年后,他的孙子闻丹青在中央美院(1950年由北平艺专美术系与华大三部美术科合并成立)的大院儿度过少年时代,疯玩时磕破了皮,就去医务室找李苦禅的太太擦药。“李苦禅说,当年在这里读书,上过祖父的素描课。”闻丹青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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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
  他的父亲闻立鹏,是闻一多的小儿子,自1947年踏上美术之路,历经艺海沉浮,1967年曾在菜市口以南、陶然亭以西的“半步桥监狱”做了75天“阶下囚”。上世纪90年代监狱搬迁,此处建了小区,他买房搬入,重回故地。闻丹青指着窗外一处爬满青藤的建筑:“那就是当年监狱的岗楼。”
  2022年4月2日,“红烛颂:闻一多、闻立鹏艺术作品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展。闻一多47年短暂的生命里,蕴藏着艺术家、诗人、学者、斗士多重身份,却始终贯穿一个追求——美。纯美的艺术,醇美的生命。后来,闻立鹏选择油画,闻丹青选择摄影,也是赓续其“追寻至美”的理想。
 
  戏剧、诗歌、美术
  闻一多的人生道路,是从美术开始的。
  1912年夏天,13岁的闻一多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在这所“东方华胄的学府”度过十年光阴。他热心各项校园活动,参加演说辩论,也倾心话剧,不仅编剧本,还参与演出,扮过革命党人、差役、律师、“震耳长鸣”的驴,以至男扮女装,饰主角的母亲。
  清华开设图画课,闻一多勤加练习,校外村庄、圆明园遗址、清泉古庙,都是他写生的去处。1919年9月,闻一多与杨廷宝、方来发起清华美术社。次年12月,他又和浦薛凤、梁思成等人建立了研究文学、音乐等各种艺术的组织“美司斯”——取自希腊神话中缪斯女神的音译。在《美司斯宣言》中,他们“相信艺术能够抬高、加深、养醇、变美我们的生命的质料”,为此愿意“用我们自己的生命作试验品”。
  1922年,闻一多承担了毕业班纪念册《清华年刊》的编辑和设计工作,从黑色蜡皮的封面、扉页到题图、题花,以及大部分插图,都出于他之手。《梦笔生花》一幅,靠案熟睡的少女,幻梦中笔头生花,著名插画家比亚兹莱的经典大块黑白融合东方传统的线描,正体现了他的艺术理念:“不是西方现在的艺术,更不是中国的偏枯腐朽的艺术僵尸,乃是溶合两派精神的结晶体。”
闻一多 闻立鹏 闻丹青
  “凡是他创作的,常会在画中藏一个小小的‘多’字。”闻丹青说,他对《演讲》这幅印象深刻,画中的学生在天安门前演讲,远处一位黄包车夫驻足观看。“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十分同情底层民众。《清华年刊》里专门有一章讲到车驴夫阅览所、平民图书馆、校役夜学。今天的学生出毕业册,会把学校的司机工人、宿管大妈带上一笔吗?”
  1922年8月,闻一多来到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修习西洋美术。烟囱林立、噪声如雷的工业区,让这个“东方老憨”难以消受,“彼之人民忤我特甚”的民族屈辱感,令他“是可忍,孰不可忍”。所幸还有艺术。一年苦读,闻一多各门成绩均佳,获“最优等名誉奖”,但始终无法摆脱“诗神的诱惑”——白天在画室用功,晚上回去看到拜伦、雪莱、济慈、老杜、放翁在书架床头,“心里又痒着要和他们亲热了”。
  1923年,闻一多转学至科罗拉多大学,与梁实秋相伴读书。他给梁实秋画过一张半身像,头发是绿的,背景是红的,嘴角撇得像瓢,“看起来好吓人”。
  一年后,闻一多再次转学,来到纽约艺术学院。在这里,他结识了张嘉铸、赵太侔等一班戏剧人,蓄起长发,日上三竿起床,开夜车至午夜,到附近的广东小馆喝五加皮、吃馄饨。他们排演的英文古装剧《杨贵妃》在纽约演出,大获成功。闻一多用油彩在服装上画出大海、红日、白鹤,灯光下闪现富丽堂皇的迷色。几个年轻人大受鼓舞,三更时分喝得半醉,在厨房火炉旁彼此告语:提前回国,发动“国剧运动”。
  1925年6月1日,闻一多踏上阔别3年的祖国土地。迎接他的是“五卅”惨案后马路上的斑斑血迹。他写下一系列爱国诗作,“希望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一位青年说自己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阙复一阙,不知清泪之盈眶”。
 
  新月、清华、西南
  戏剧梦碎后,闻一多那间“黑屋”成为“新月派”诗人的聚集处。他们以《晨报·诗镌》为阵地,提倡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黑屋”附近那条扔着“铍铜烂铁”、泼着“残羹剩饭”的水沟,被闻一多写入《死水》,变幻出“绿成翡翠”“锈出桃花”“油织罗绮”“霉蒸云霞”的斑斓。
  这一沟“绝望的死水”正是中国的隐喻。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兴起又分裂,让闻一多过着漂泊动荡的生活。1927年,他开始治印,排遣忧怀,写信给好友饶孟侃:“绘画本是我的元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
  这一年,新月书店在上海华龙路开张。闻一多为出版物设计封面装帧:《巴黎的鳞爪》是徐志摩的散文集,深重的底色上零乱分布着纤手、长腿、媚眼、红唇,让人联想到光怪陆离的现代巴黎生活;《浪漫的与古典的》是梁实秋的论文集,浅棕色的“古典”“浪漫”阴阳两方印文,组成色彩古朴的图案。潘光旦的《冯小青》探讨女性心理变态,闻一多为其绘制了插图《对镜》,画中女子披着睡衣、左肩半露、鬓发散乱、眼神忧郁,悬挂的鸟笼暗示着她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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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闻一多的第二本诗集《死水》由新月书店发行。设计由他自己操刀,封面、封底选用通盘的黑纸,书名题写在白纸上。翻开封面,银灰色的单线勾勒出奔腾的战马、手持长矛的士兵与飞舞的乱箭。
  1932年,闻一多来到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弃新诗而去,钻入古典的故纸堆。学生回忆“楚辞”课上的闻一多,抱着大沓的手稿抄本走进教室,擦火点烟,用迂缓的声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真名士!”这是他一生最安定的时光。新南院的住宅舒适宽敞,书房前种着翠竹,草坪的大缸里养着金鱼,5个孩子在身边,有保姆厨师照料。
  5年后,“七七事变”。清华南下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临时大学。闻一多动身赴湘,开始抗战8年的颠沛流离。1938年初,学校再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闻一多选择和学生一起步行入滇。1938年2月,“湘黔滇步行团”出发,跋涉68天,一路上借宿农家茅舍,与鸡鸭狗猪同堂而卧。艰苦浪漫的长征中,闻一多重拾画笔,画了50多张写生。他写信给妻子,说自己已长了一副“极漂亮的胡须”,抗战不胜,誓不剃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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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闻一多参加“湘黔滇步行团”,沿途写生
  教授学者漂泊西南,难掩众星璀璨。闻一多的课堂充满艺术气息。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钉在黑板上,有声有色;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讲到“点画派”。
  家庭中,闻一多也营造着艺术的磁场:墙上古拙的拂尘、层层叠叠的线装书卷、床头泼墨山水般的大理石挂盘……他听孩子们背古诗,用男低音和他们一起唱《黑奴曲》《伏尔加船夫曲》;中秋饮茶赏月,冬日踏雪寻梅,在黑龙潭的唐梅宋柏和满树茶花间感受自然之美。
 
  叛徒与新兵
  现实却是越发逼仄。空袭频仍,物价高涨,闻一多的薪水难以养活八口之家,从线装书到皮大衣纷纷典当。为了节约炭火,冬天全家到小溪中洗脸,地里的蚂蚱在锅里熥干,不舍得放油,撒点盐也是一道菜。大学教授与村姑一条河里洗衣,与车夫一个铺子买米,真正接上了中国的地气。
  1943年,教授们开始自制肥皂、养猪养马,夫人们开始摆摊卖糕点,闻一多也成为“手工业劳动者”,挂牌治印。“一向心宽”是对老友朱自清的慰藉,“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是与战友吴晗的共勉。闻一多曾与华罗庚“隔帘而居”,1944年为他刻印,边款诙谐:“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抗战胜利后,学生黄海和陈幼珍前来辞行,闻一多为其题词“君子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按下印章“叛徒”。
  这一年,闻一多以“叛徒”之姿走出书斋,从“何妨一下楼主人”变成激情喷发的民主斗士。1946年7月15日,在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他握拳宣誓:“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下午5时,几声枪响后,闻一多倒在西仓坡离家一步之遥的地方。
  “他有一枚未完成的印章,刚设计好字体,还没动手刻。印面是五个字:其愚不可及。”闻丹青说道。
  这一年,闻立鹏14岁。父亲殉难街头、长兄重伤垂危、母亲病发住院的绝境,劈断了他的少年时光。
  1947年,闻立鹏通过封锁线,来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进入美术系学习,老师是王式廓、罗工柳等来自延安的革命美术家们。教学条件简陋,他们就用柳树枝自己烧制木炭条,用黄泥做成立方体、球体、椎体,再刷上白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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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立鹏
  1949年10月,闻立鹏从华大三部美术科毕业,作为“美术干部训练班”的一员,进入王府井校尉营的北平艺专。操场上锣鼓震天、红绸飞舞,课间饭后总会听到嘹亮的《信天游》。联欢会上,“美干班”真人演出“俄罗斯名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缅希科夫在别廖佐夫镇》,比原画还精彩。
  1959年,闻立鹏以处女作《血债》踏进艺坛大门。这一年,他28岁,被选为留苏研究生,却因中苏关系破裂美梦难成,一年半突击苦学俄语,只换来高血压病。所幸西方不亮东方亮,插班加入了罗工柳主持的“油画研究班”。
  罗工柳思想开放,主张“新奇怪绝”,18个学员要有18种面貌。1961年,他带领“油研班”到新疆,六天六夜坐火车硬座挨到乌鲁木齐,又坐了三天长途到伊犁,在阳光、白杨、葡萄园中开始写生。又去敦煌临摹壁画,洞窟黑乎乎的,他们把镜子放在洞外反射阳光,光线一变,就要出去挪镜子。
  毕业创作,闻立鹏想把《血债》重新画成油画《国际歌》,在黄山住了一个月,到处观察写生。立马峰下,巨石背衬天空,气势逼人。他将这种感受搬入画中,7位烈士成“山”字形排列,黑与土红的色调,恢弘悲烈。
  1963年,“油研班”毕业创作展隆重开幕却草草收场。此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囚犯与煤工
  一年后,文化部取消模特儿制度。闻立鹏上书中央,提出不同意见,获毛泽东批示:“画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需的基本功,不要不行。”
  “文革”中,闻立鹏以“莫须有”的罪名,在“半步桥监狱”关押75天。他利用派发的厕所草纸、写检查的铅笔,背着看守默写练笔。出狱不到半年,武斗成风中,他又被绑架关押了3个月,一天深夜冒死从美院陈列馆四楼结绳逃脱。
  1969年,美院全体教职工下放河北部队农场,闻立鹏和妻子张同霞虽同住一村,却不许相见,大会批,小会斗,每天学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不眠之夜,他写下了“一夜北风紧,万里秋月明。愿刀剖肺腑,照我赤子心”的小诗。
  1972年深秋,听说妻子已离队出走,闻立鹏也决定“解放自己”。回到北京后,他和朋友们结伴到各地写生,想尽快恢复生疏的手艺。“我们坐在装炸药的翻斗车里,在太行山绝壁上行驶。我们匍匐在手扶拖拉机中,在王屋山穿越狭小黑暗的山洞水渠。风里,几十斤重的石头压不住画箱、画架;雨里,用松节油和着雨点在画布上涂抹。”
  当父母双双“叛逃”归家,闻丹青也从插队的房山农村回到北京,开始了“满面尘灰烟火色”的送煤生涯。熙熙攘攘的街市、深宅大院的高干人家、大杂院里的平民百姓,都得一筐筐背进去,按要求摆在窗檐下,码在床铺底下。
  1976年清明节期间,闻丹青天天骑着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在茂密的花海里抄写诗词。一些摄影爱好者拍下当时情景,编辑成册,找到闻立鹏,请他设计封面。闻丹青看后大受震撼:“照相机还能干这事儿?”1979年后,这些人组成“四月影会”,在中山公园举办展览,“没有重大题材、宏大叙事,都是小花、小草、市井、人物、街景,给我刺激特别大”。闻丹青说,从此,他走上了自己的摄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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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丹青
  这一年,闻立鹏创作了《大地的女儿》和《红烛颂》,前者描绘一袭白裙的张志新烈士横卧在血泊花丛中,后者定格父亲闻一多在红烛前回首凝望。此后,他画“无字碑”,画白石,画金秋,画蓝色的夜,画绿色的歌……在抽象的风景中,展现生命的崇高、壮美、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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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的女儿》
  约100年前,闻一多写下《色彩》:“生命是张没价值的白纸,自从绿给了我发展,红给了我热情,黄教我以忠义,蓝教我以高洁,粉红赐我以希望,灰白赠我以悲哀;再完成这帧彩图,黑还要加我以死。从此以后,我便溺爱于我的生命,因为我爱他的色彩。”
  从闻一多、闻立鹏到闻丹青,时代赋予他们各不相同的斑驳底色。透过这个艺术家族,也叠印出百年中国历史变迁的奔流与跌宕。

责任编辑:王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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