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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名臣梁章钜与《文选旁证》

2023-05-26 09:37:00 来源:福建日报 作者:刘昆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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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梁章钜与《文选旁证》

梁章钜(1775—1849年),字闳中,又字茝林(亦作“茝邻”),晚号退庵居士,为清中后期嘉、道间名臣。所著《楹联丛话》及《巧对录》等,是楹联研究的开山之作。其著述中成就最高者,则推《三国志旁证》和《文选旁证》,为毕生心力所萃的巨著。

传统目录学根据源流和属性,将文献著述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曾国藩又依功用和表现总结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四类。《文选》属“集部”的辞章之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主编,故又称《昭明文选》。这部书是皇室出面,召集当时文章名家,以“事出乎沈思,义归于翰藻”(《文选序》)为标准,将先秦迄至南朝齐梁时期的诗词歌赋,选粹汇集为一编,可说是唐以前文章精华的总集。

后代视此书为辞章渊薮、写作范本,备受文人学士瞩目。杜甫教儿子作诗文,就说要“熟精《文选》理”。到宋朝,士人甚至流传“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从唐代开始,兴起了专门研究此书的“文选学”,简称“选学”。唐高宗时李善为此书作注,为当时选学的集大成之作。稍后玄宗朝出现了吕延祚等五人的“五臣注”,“疏通文意,亦间有可采”(《四库总目提要》),以解说通俗而行于世,亦颇有参考价值。此后很长时间,选学基本不出李善与五臣注的范围。

至清代,对传统典籍的研究,以文献的整理考订见长,学风质朴笃实,号称“朴学”。选学在这一时期有极大发展,著作众多,成就跨越前代。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录《国(清)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列有“文选学家”十五人,注明“国朝汉学、小学、骈文家皆深选学”,此处所举只是“有论著校勘者”,并非全貌。这也可见,选学的修养已成士人群体的根柢和共识。新文化运动中,激进者为抨击文言喊出“选学妖孽”的口号,也从反面说明选学在清代乃至整个古典学术的地位和影响。

令人费解的是,张之洞所举清代十五位有著述的选学家中,并无梁章钜的名字。而在《书目答问》“集部”一类,则明白地列出了“《文选旁证》四十六卷”,并注明作者和版本:“梁章钜,榕风楼刻本。”《书目答问》作为指示治学门径的目录书,在士人学子中享有声望,其对梁章钜和《文选旁证》的标注,是无意的疏漏,还是有心的暗示,颇耐人寻味。

如果是后者,则大致有两个原因,关涉学术史的观念与史实:一是在传统学术体系中,经、史、子、集四部的排列秩序,本身即包含着价值判断。当时的观念,以治经史为正宗,所以朴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经学、小学(隶属经学)和史学方面。风气使然,集部的研究不免为主流学术所轻。梁章钜在史学上有《三国志旁证》的大著,但在大师辈出的清代学界,并未得到重视,而《文选旁证》作为集部之学,更被轻视则自不待言。

另一个原因,是有传闻说《文选旁证》非梁章钜所著。清代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记有此说,认为是梁氏购得他人手稿加工而成,因为“以中丞(即梁氏)他所著书观之,恐不能办此”。沈曾植也持类似的看法(见李详《媿生丛录》)。因梁氏虽著作等身,在经史领域却没有被主流重视的成果,有人误认为其学力不足,难以完成《旁证》这样的大著,遂有作者为他人的传闻。

这两点疑问,应当稍加辨析。首先,传统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密切,以儒家治国、以经学取士的现实,使经学的地位凌驾于其他学术门类。若以学术价值独立的现代观念重估古典学术,如《文选旁证》这样的辞章学巨著得到重视,当属实至名归。

至于著作权问题,应根据史料综合辨析。梁章钜在自订年谱中说,他在甲戌(1814年)四十岁时,因公务滞留运河上百余日,于是取旧时读《文选》的笔记整理增订,正式开始《旁证》的撰著。到戊戌(1838年)六十四岁,全书四十六卷完成并付梓,“盖二十年精力所萃,至是始成书”。戊戌是道光十八年。《文选旁证》最早的刊本注明是“道光甲午榕风楼刻本”,甲午是道光十四年(1834年),正好是二十年。由此可知,此书始撰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甲戌,写成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并付印,又用了四年才完成四十六卷巨著的刊刻。

梁章钜的著作始于整理旧笔记,则他对《文选》发生兴趣的时间,要再往前追溯。他在《自序》中说:“束发受书,即好萧《选》。仰承庭训,长更明师,南来北往,钻研不废。”束发为成童之年,即十五岁。从十五岁爱好研习,到六十四岁刻成《文选旁证》,前后历五十春秋。所以其三子梁恭辰在重刊此书的跋中说:“先中丞公著作甚多,于萧《选》一书致力者五十年。”这是映于儿子眼中父亲生涯的缩影,细节准确,饱含深情。

现在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一部梁章钜批校的《文选》,是明代汲古阁刻本,书的天头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可见其用功之勤与积学之深。这部书还只是梁氏平时阅读《文选》用的本子,不是他正式著述《文选旁证》的工作底本。他在自序中说:“最后得鄱阳师(胡克家)新翻晋陵尤氏本,乃汲古之祖。其中异同,均属较是。”说明他在正式撰述时,采用了最后得到的胡克家翻刻尤氏本。此本较汲古阁本为早,校勘精审,至今都是公认的最好版本。可以想见,从孩童期的爱好,到成年后的撰述,梁章钜经手校阅的《文选》不止两三部,每一部都不知通读细玩过多少遍。

古人有十年磨一剑之说,而梁氏在《文选》上用了数倍于此的时间,五十年钻研,二十年著述,撰成《文选旁证》。其书“博采唐宋元明以来各家之说,计书一千三百余种”(阮元序),“中间凡八易稿”(《凡例》),成书约一百二十万字,其工作量之巨大,所贯注的心力与精神,令人叹为观止,肃然起敬。一部著作凝结了那么多心血,要冒名实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

在梁氏的自订年谱、《文选旁证》“自序”“凡例”与“引用书目”中对著作心得的甘苦自知之言及友人的记述,都是对他著作《文选旁证》的有力证明。又,他在文中引述少时父亲和叔父的指授讲解,与师长友朋切磋商榷的心得,只能出于自撰,无法假手他人。所以后代书目文献的著录,对梁氏的著作权多无异说。

阮元赞誉此书“沈博美富,又为此书(按,指《文选》,下同)之渊海”,朱珔亦称其“真于是书能集大成者”。阮、朱皆是当时第一流的权威学者,据梁氏《凡例》自述,著作过程中多与前辈同仁切磋交流,其中就有这两位。他们为梁章钜《文选旁证》作序,高度评价其人其书,无疑是对梁章钜著作《文选旁证》最有力的背书。

《文选旁证》的成就,体现在考据和辞章两个方面。书名“旁证”,通于“旁征”,取旁征博引之义,可见作者对此书的定位,首先是资料广博周全。此书考证注释,以李善注为底本,汇集后代校释,对《文选》的版本校勘和文本解读,都集前人成果之大全。又注重师说,一些梁氏曾得其指教的大家如段玉裁、纪昀的评校意见,仅存于此书。

文本的解析,作者详人所略而略人所详,比对异同,综合旧说,而裁断必出于己。对旧说常有发挥,见解超越前人。如宋玉《神女赋》中历来“王”和“玉”两字因字形相近而误,导致是楚王还是宋玉梦见神女,后世一直有两种说法。梁章钜结合版本考证与文本细读,推究历来“王”“玉”二字互变之迹,辨明原文是宋玉夜梦神女而对楚王言其状,彻底纠正了历来的误读。全书类此者甚多,考证细密、抉微章句,兼具史识与文心,美不胜收。

《文选》是唐前辞章的宝库,梁章钜的《旁证》不啻是打开这一宝库的锁钥。此书经穆克宏先生点校,2022年收入福建人民出版社“八闽文库·要籍选刊”出版,为最善本。有志于选学者,持此一编,可一睹选学之大观。

责任编辑:冯小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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