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野诗织 那个女生骑自行车到了日本铁路公司（JR）桶川车站外，准备搭车去大学上课。这是1999年10月26日中午12时50分。平常的话，她会直接走上通往车站的天桥。但这一刻，惨案发生了。
她在人行道边锁车，一名男子从她背后靠近，猛刺一刀。她回头时，又中一刀。一声惨叫，她蹲倒在地。男子逃逸无踪。
秋天的日头落得飞快，天一眨眼就暗了。警察拉起黄色警戒线，凶案现场被围得水泄不通。电视播报新闻：“死者为住在上尾市的21岁女大学生猪野诗织……”
记者们扑到诗织家，家里空无一人。记者正在周围乱转时，诗织的弟弟回家了。听到姐姐的死讯，弟弟竟说：“真的被杀了？”
案发当天的命案现场。 “如果我突然死掉，凶手就是小松”
诗织的最后几个月，一直活在“我会被杀死”的恐惧中。这一年3月24日，她第一次找好友岛田倾诉。在东京大宫地铁站附近的一家天妇罗餐厅，诗织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可能会被杀掉。”
“你先把这个名字写下来，如果我突然死掉，凶手就是这个人。”她从皮包掏出一张名片，上面印着“W汽车经销公司”和“小松诚”。诗织开始讲两人间发生的种种。“真的有这样的人吗？”岛田觉得难以置信，但眼前的诗织面容憔悴，满是恐惧。
小松诚，真名小松和人。 1999年1月6日，东京还沉浸在新年氛围中。在繁华的南银座，笑容温和、头发微卷的小松向诗织递出那张名片，自称汽车公司老板，23岁。诗织一点都没怀疑。
诗织与小松陷入热恋。小松温柔体贴，对诗织也很大方。他夸口说自己每个月能赚1000万日元（约合51万元人民币），裤袋里总塞着一厚沓钞票。他喜欢送东西给诗织，一开始送的很便宜，多为300日元（约合15元人民币）的公仔。诗织笑着说“好可爱”，欣然接受了。之后礼物却越送越昂贵，甚至升级到奢侈品牌包和高级套装。他还告诉诗织：“下次见面的时候，就穿这一身来。”
诗织对名牌并不感兴趣，日益升级的礼物攻势更令她不安。某天她告诉小松：“我已经收了你未来十年份的生日和圣诞节礼物了，不用再送了。”小松却暴怒：“这是我对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肯接受我的心意！”诗织第一次感到小松不太正常。
交往不到一个月，小松举止愈加诡异。他常开着奔驰敞篷车在空旷的国道上故意蛇行，猛踩油门发出巨响。有一次，诗织到小松位于池袋的公寓做客，发现房间里摆了一台摄像机，随口问他怎么回事。小松拽起她的手，把她拖到隔壁房间，一脸凶相，拳头重重捶到墙上，怒吼道：“啰嗦什么！啊？你瞧不起我啊？”
从3月20日开始，诗织的生活完全被控制了。小松每隔30分钟就会给她打电话，还找人监视她，连诗织遛狗也能让他醋意大发：“居然丢下我跟狗玩，看我不宰了你家的狗！”诗织害怕极了。她鼓起勇气提出分手，小松大怒：“你要跟我分手的话，我就把你逼到发疯。”“你爸就等着被裁员，家破人亡吧。”“你只要乖乖听话，像以前那样穿我买给你的衣服，在旁边笑就是了。”
“我受不了了，好痛苦。”“我可能会被他刺死。”4月上旬，岛田经常收到好友诗织这样的短信。为了让小松讨厌自己，诗织烫了个难看的爆炸头，但毫无效果。
小松开始干扰诗织家人的生活。6月14日，诗织家的门铃响起，随后传来一群男人粗重的吼声：“诗织在家吗？让我们进去！”母亲打开门，3名男子直闯进来。自称小松上司的男子说：“小松诈领了公司500万日元（约合25.5万元人民币），是你女儿教唆的。”他们走后，诗织向受到惊吓的母亲坦白了与小松间的事。
第二天，在母亲陪伴下，诗织前往警署。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小松仍打电话来要求“破镜重圆”：“回到我身边吧。”“没办法了。”“好，很好，给我走着瞧！”这是小松最后一次联络诗织。
威胁、恐吓、报复接踵而来。先是有人在诗织家附近贴满印有她照片的淫秽传单。那天下着大雨，诗织哭了，母亲一张张撕下传单，淋成了落汤鸡。后来，周围又出现了写着诗织家电话号码和“等你来援交”的小卡片，就连诗织父亲任职的公司也收到了1000多封“举报信”……诗织的尊严与名誉，几乎被摧毁殆尽。
诗织一家人没有一刻能安心。诗织在家稍弄出点声响，母亲就吓得脸色大变。有车子停在门外，家人就会心惊胆战地从窗帘缝向外窥探。只要电话铃响起，整个屋子都会被恐惧笼罩……
“这种男女问题，警察是不能插手的”
当所有希望都寄予警方，诗织再一次绝望了。
负责侦办案件的埼玉县警上尾署。 诗织家所在的辖区属埼玉县警上尾署。第一次前往警署时，诗织就将3名男子闯入家中的对话录音带和小松大吼大叫的录音带都交给警方——因为时刻感受到威胁，她在手提包里藏着录音机，一有机会就录音。
诗织脸色苍白，再三表示“这样下去我会没命的”。听了录音带，一个年轻警察激动地说：“这分明是恐吓啊！”中年刑警却不当一回事：“不行不行，这案子不会成立的。”他还对诗织一家人说：“收了人家那么多礼物，才说要分手，做男人的怎么会不生气？你自己不是也拿到好处了？这种男女问题，警察是不能插手的。”
诗织回家后，把小松送的礼物全部快递到了小松在池袋的公寓。父母鼓励她：“绝对不可以屈服”“我们一起加油”。诗织又鼓足勇气前往上尾署报案。“我要努力活下去。”她这样对朋友说。
等待诗织的依然是警察的冰冷回复：“你最好考虑清楚喔？打官司的话，要在法庭上说出一切，不但花时间，也很麻烦。”一个月后，警方总算接受了报案，没过几天又到诗织家中要她撤案。诗织彻底陷入了绝望。她不停地对朋友说：“已经无计可施了。”
10月26日，诗织如惊弓之鸟般的生活终于被死亡终结。活在恐惧中的诗织，早已在房间留下类似遗书的笔记，一切线索都指向小松。然而，案发一个月后，上尾署依旧沉默。整个城市从晚秋步入冬季，仅有零星几篇以“桶川女大学生命案经过一个月”“毫无重大线索”等为标题的报道，刊登在报纸一角。
诗织被害后，岛田曾主动联系上尾署，告知好友的遗言。警方继续敷衍，没给出任何明确回复。
岛田被迫转向媒体。在银座一家KTV里，他见到了《焦点》杂志记者清水洁，把诗织的事和盘托出。当过15年调查记者的清水洁很快查出小松的真实身份。小松诚，真名小松和人，不是什么经营汽车公司的企业家，而是数家非法色情店的老板。据说小松后面还有个叫一条的老大，是个身着黑西服、脚蹬漆面皮鞋巡店的黑道人物。线人从四面八方捎来的消息，一点点拼凑出案件原貌：当天持刀行凶的，正是小松的“小弟”久保田。
清水洁团队拍摄的杀手久保田（右）。
清水洁查出凶手，上尾署仍“按兵不动”。直到得知清水洁所在的《焦点》杂志即将公布久保田信息后，警方才将他缉拿归案。而这时的小松已逃出了东京。
日本记者清水洁。 案件破了，诗织的父母更生气：“为什么会是杂志记者先查到凶手？警察真的好好办案了吗？”几天后，在日本国会举办的政府质询会上，议员竹村质问警方：“当市民因恐惧而求助警方时，警方却懈怠渎职，岂不是叫市民自生自灭？”“警方侦办命案效率竟远不及一本杂志，这算什么？我觉得这暴露出了结构性问题。”
诗织父母。诗织的骨灰和生前照片、遗物，一直陈列在家里。 2000年，在诗织案推动下，日本反跟踪法案出台。
“堕入酒家的女大学生”
国会议员对警方的批评，被几家主流媒体报道，终于引起了广泛关注。而在此之前，日本媒体的报道焦点竟是被害人诗织的穿着打扮。
命案后首场新闻发布会上，警方公布死者穿着：“古驰手表”“黑色迷你裙”“普拉达背包”。有媒体这样报道：“死者迷恋名牌”，暗示诗织是个爱慕虚荣的女孩。诗织曾在一家兼带卖酒的餐厅打过短工，报道却将她写成“堕入酒家的女大学生”。在与记者聊天时，有警员甚至轻佻地说：“那是酒家女的三流案子啦。”
这些细节与命案本身毫无关联，甚至侵犯死者隐私，歪曲死者形象，却不断出现在八卦节目上，仿佛在暗示“被害人自己也有责任”。
被害者诗织的手表。 案发两年后，一直被扣押的诗织遗物被归还给家属，其中包括那块“古驰手表”。在她的祭坛前，前来献花的人见到了这只手表。银色表身和表带布满无数细小刮痕，这是20多岁女孩子手腕上常见的、并不昂贵但被珍惜着戴了许多年的手表，与媒体报道中暗示的奢华名表全然不同。表上指针指向12点50分，这一刻诗织结束了生命。轻轻将表翻过来，背面还残留着诗织黑色的血迹。
“我的女儿被杀害了三次。”诗织的父亲说，“第一次是罪犯小松，第二次是怠于调查的警方，第三次是伤害她名誉的媒体。”
《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
清水洁把诗织的“三次死亡”写成纪实文学作品《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畅销日本18年。该书中文版不久前面世，编辑石儒婧向《环球人物》记者提到一位中国读者的留言：“纪实文学最大的优点是真实，最大的悲哀是当今依旧真实。”
“感情关系中的暴力和精神虐待，本应保护公民的警察一次次失职，一个花季少女奋力求救却无法逃脱被杀害的结局，杀人于无形的社会舆论，这些都令人气愤。这本书还引发了日本人对诸多类似新闻的回忆。它就像抛到水里的鱼钩，你以为钓上来的只是一条鱼，事实上钓上来了一张网，网里是许许多多曾处于如此绝望中、拼命呼救却得不到回应的受害者，是已经受害还要被舆论羞辱的新闻当事人。”石儒婧说。
时间回到22年前，命案发生3个月后，在北海道钏路市屈斜路湖畔，小松被发现了。一具一身黑衣的尸体被冲到冰层下，面部结了一层厚厚的冰，看不出任何表情。一旁的黑色背包里装着数万日元现金，以及一张字迹潦草的纸条：“我上不了天堂……”
2001年，诗织的父母收到一张明信片，寄件人是诗织。那是1985年，诗织与家人一同参加博览会时，写给未来的自己的一封信。明信片上的字迹很稚拙：“我现在7岁。2001年的我，变成了什么样？我变成一个很棒的女生了吗？我有男朋友了吗？我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