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代浙江上虞孝德文化创新实践活动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¹孝德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是中国人独特精神世界的精髓。浙江上虞作为中华传统二十四孝之首虞舜“孝感动天”、千古孝女曹娥“投江寻父”故事发生地，是中华孝德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孝德文化源远流长。笔者作为土生土长的上虞人，作为上虞孝德文化创新实践活动发展演变的见证人，特作此文，求教于大方。

　　考察上虞孝德文化创新实践活动的历程，笔者认为到目前，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1993年发展旅游业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到2010年孝德文化研究会成立，为孝德文化创新实践的混沌期。之所以以1993年为起点，是因为文化与旅游密不可分，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这一时期，孝德文化在上虞“混沌初开”。尽管有识之士竭力呼吁开发上虞孝德文化资源，举起孝德文化大旗，以此推动上虞旅游业发展，但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导致共识无法形成，力量难以凝聚。最大的分歧是对于传统孝文化的评价，许多人包括公职人员尤其是掌握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的领导对于传统的孝文化心有顾忌，甚或嗤之以鼻，比如总有人以二十四孝不少是封建愚孝而认为传统孝文化不合时宜进而全盘否定传统孝文化，他们都忘了我们要学习传承的是传统孝文化中的“感恩”“反哺”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精神内核而不是具体的行为，尤其是那些被古人自己实际上也否定的行为，比如“埋儿养母”等。认识上的误区成为上虞迟迟不能喊响“孝德文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从2010年成立孝德文化研究会到2019年区委召开传承弘扬孝德文化座谈会，为孝德文化创新实践的活跃期。上虞依托丰厚的孝文化资源，于2010年8月成立孝德文化研究会。作为民间社团，这一时期，孝德文化研究会组织开展各种活动，极大地激发了人们传承弘扬孝德文化的热情。上虞丰厚的孝德文化资源被整理或彰扬出来，孝德始祖虞舜、孝女典范曹娥彪炳千古、口口相传，孝德人物、孝德事迹不绝于史，孝德文化物质遗存熠熠生辉。《上虞孝德文化》《上虞孝文化荟萃》《上虞古代孝德故事》等书籍陆续出版，曹秋芳、阮炳炎、许兴祥贤良孝德有口皆碑，九旬老太设“孝德基金”、好儿媳18年如一日讲究“孝心孝术”佳话频传。2010年5月，上虞被命名为全国首个“中国孝德文化之乡”；2011年6月，占地37.5公顷的“中华孝德园”（大舜庙）建成开放；2015年12月，“中华孝德园”景区顺利通过4A级景区验收，成为上虞首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这一时期，总额超过5000万元的崇孝奖孝基金建立，连续16年开展“上虞孩子崇孝德”等一系列孝德教育活动，2017-2018年连续举办两届孝文化节；全国敬老模范县（市、区）建成；通过开展“慈善孝贤”五地联盟暨新乡贤培育“青蓝工程”上虞峰会，进一步传承和创新发展了孝亲敬老文化。敬老月，组织慰问百岁老人、置办金婚宴、评选奖励百名孝星等活动风生水起，孝德文化可谓枯木逢春、生机勃勃。

　　（三）以2019年4月区委召开传承弘扬孝德文化座谈会为时间节点，开启了孝德文化创新实践的成熟期。时任上虞区委书记陶关锋强调，孝德文化是最具人性化和认同感的文化，要精心提炼新时代上虞孝德文化内涵，不断增强上虞孝德文化的辨识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百姓的感知度和幸福感。孝德文化由此从上虞林林总总的“文化”当中脱颖而出（上虞当时有虞舜、孝德、青瓷、梁祝、东山、乡贤、信义、春晖、围涂等九种所谓“文化”相提并论）。以文化的筋骨支起产业的羽翼，深度整合上虞特色孝德文化资源，将孝德文化事业和产业有机结合，系列化打造孝德文化活动和服务项目，凸显文化创意，让孝德文化巧妙融入百姓日常生活，真正将孝德文化打造成为我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孝德文化小镇建设的基本内核和推进上虞“品质之城”建设的力量源泉，真正将上虞打造成为区域孝德文化的新高地。2019年5月，高规格的“中国·绍兴（上虞）第三届孝文化节”举办；2020年9月，以“千年伦理家国情怀”为主题的“民间民俗多彩浙江”中国·绍兴（上虞）第四届孝文化节举办；2021年5月，中国·绍兴(上虞)第五届孝文化节举行；2021年8月，“孝德文化溯源上虞”高峰论坛举办，有享誉全国的伦理学者、社会学者和孝德文化专家担纲并参与其事的孝德文化研究院成立。上虞孝德文化创新实践活动围绕“孝”这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基因，遵循处理好继承与扬弃、官方与民间、有形与无形、教化乡风与推进发展等关系的原则，进入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阶段，中华儿女同祭“孝女曹娥”，共同勾勒孝德传承新画卷。

　　孝德文化的话题从提出到今天，“封建糟粕”一说虽然若隐若现地还存在，但已不再是最大的阻力和障碍，因为大家都基本懂得了“扬弃”这个哲学道理。2019年11月12日《浙江日报》报道，11月9日，湖州市安吉县孝丰镇举行了“以孝为美·因孝而丰”为主题的第九届孝文化风情活动，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孝文化。其中他们不无自豪地宣称，追溯历史，孝丰镇历代多出孝子，享有“孝子故里”的美誉，中华“二十四孝”典故中，“孟宗哭竹”与“埋儿奉母”就源于此。假如我们认为他们如此高调宣扬，定会让“孟宗哭竹”与“埋儿奉母”等愚孝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演绎，那不是他们傻了，而是我们这群“看官”糊涂了。

　　笔者认为，为使孝德文化创新实践活动真正走深走实，重要的是要解决三个认识问题。

　　一是同质化问题。我们既疑虑又焦虑，疑虑的是，全国到处都有孝德文化，我们上虞能搞出什么特色？焦虑的是，如何才能打造上虞孝德文化品牌的个性化、特色化。笔者以为，这涉及目的性和方式、手段、途径问题，我们传承和弘扬孝德文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首先是教化人。教化本土居民，不能因为张家这么教育孩子，我们李家就不能也这么教育孩子。从“品牌”“特色”讲，自然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作为具有极其深厚的、带有中华标识的、最能引起心灵共鸣的核心文化，孝德文化不可能为一个地方所独有，但一个地方能否打响牌子，关键在于资源的丰富与推介的创意，就是要立足本地资源以创新的方式、手段、途径另辟蹊径、别出心裁以取得独树一帜、胜人一筹的效果。唯如此，也就能“上虞美，最中国！”从上虞拥有丰富厚实的孝德文化资源和一二十年来孜孜不倦的实践积累看，我们无需疑虑，也不必焦虑，上虞应当有这个自信。

　　二是经济效益问题。做任何事情当然都要讲效益，但效益分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笔者以为社会效益反过来也是经济效益。弘扬孝德文化更多的是社会效益，但这社会效益也是长远的经济效益。试想，一个家庭出个逆子，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带来的直接的经济损失会有多少？造成的心理创伤又是多少金钱才能够弥补的？通过孝德文化的创新实践，为经济发展提供子孝父慈、河清海晏的社会环境，不就是经济效益？孝德文化建设需要资金投入，但切忌指望这个投入能够“马上变现”“快快变现”。

　　三是悲剧色彩问题。认为我们上虞的许多历史典故多是悲剧的，缺乏正能量，跟隐含“养精蓄锐、伺机出击”之意的“东山再起”不被待见一样，投江寻父的曹娥、爬板钉救父的诸娥等孝行故事也不被看好，其行为被认为与倡导尊重个体生命价值的现代价值观不相符合。这其实也是笔者之前说的“封建糟粕”之说还若隐若现存在的依据所在，同时也表明我们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科学的、哲学的理性思辨还远远不够。

旅游事业日益兴旺，中外游客纷至沓来大舜庙。（刘育平 摄）

上虞区已连续举办5届孝德文化节（刘育平 摄）

　　孝德文化创新实践是篇大文章，是一项持久性、长远性的工作，我们既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气度与胸襟，也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自信与抱负；既要避免急功近利，想一口吃成胖子，又要坚持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上虞孝德文化能有今天这个局面，正是一二十年一步一个脚印努力的结果。这方面，诸暨市、宁波慈城以及河南清丰、山西孝义、湖北孝感等地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如清丰县在中华孝道园博物馆建设（设计布展）中，气势十足地提出要做到全国唯一，让华夏儿女来这里能找到中华孝道的活水源头，并受到一次刻骨铭心的心灵洗礼，重塑人生价值观。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不到清丰来，人白活一生；立誓要把中华孝道文化园建成全国青少年研学基地，领导干部学国学体验基地，全国传统文化实践基地，成为清丰的文化地标、中国旅游胜地。话说得虽有点大，但精神可嘉、思路可鉴。

　　遵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原则，结合上虞实际，笔者提出如下一些想法和建议。

举办十大民间爱心人物报告会（刘育平 摄）

　　（一）进一步找准孝德文化研究的定位。笔者以为，基层一级，我们不需要研究为什么要孝，孝的意义是什么，几千年的题目，意义是不变的，先人和学者们都已讲透了，我们再来谈，也不过是老生常谈或是拾人牙慧。今天的我们，重要的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探讨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下一代为什么不孝，应该怎样行孝？传统的孝道孝行如何与社会的现实生活相衔接、相融合、相统一？怎样从制度层面、法律层面引导和保障孝德的弘扬、孝道的畅行？孝德与法治的结合点在哪？孝德文化研究会等社团组织和广大研究者，要用“亲历、亲见、亲闻”的事实或故事来阐述或破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如何让年迈的父母能体面地活着、有尊严地死去，忠孝怎么不能两全、如何才能两全等人世难题，从而春风化雨，使传统的孝德文化发扬光大，让家庭和睦幸福，让社会和谐安宁，让人类和平美好。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我国民法典不仅弘扬了法治精神，同时也肯定了人伦价值。民法典时代，我们要深入研究孝德孝行等传统美德如何滋润社会、滋润人心，让“法律是显现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的理念真正成为人们的共识。

　　（二）出版一本刊物，搭建孝德文化传承平台。传承弘扬孝德文化也好，打造全国孝德文化高地也好，打响孝德文化之乡品牌也好，都需要一本刊物。这些年来，上虞许许多多有关孝德文化活动的资讯散见于各种公开的或内部的媒体，热心孝德文化的研究者们的学习心得或研究文章也缺乏一个集中发表展示的平台。区孝德文化研究会编印的《孝德文化报》周期长、容量小，难以承载研究会的使命和会员的希求，应当顺时应势，扩容增量、提档升级。

　　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人会说，如今资讯这么发达，还用得着再办一份纸质的刊物吗？有必要，很有必要。媒体融合，内容为王，信息总得有人采集，故事总得有人挖掘，理论总得有人研究，同类文章总得有个去处汇集储存，各种新媒体只是各类信息各取所需的“搬运工”。手机上绝大多数网站客户端，自己无法生产产品；尤其是，能让人掩卷沉思、有影响力的正能量内容，绝大多数来自正规的报刊杂志。

　　（三）追求文旅融合，讲好上虞孝德故事。文旅融合、发展旅游业进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是孝德文化创新发展的原动力和目的之一。要紧扣“孝德”找准情感点，在科技手段、文化元素与时尚审美、百姓消费需求的结合上设计开发文创产品，用文创产品讲好上虞孝德故事，用文创产品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比如开发生产以孝文化为题材的系列工艺品、土特产；比如将孝德文化名言制作成精美的书签；比如将孝德文化元素与青瓷璧合，制成瓷质镇纸石等等。就像绍兴，他们创作生产竹戒尺上的“三味书屋”、冰箱贴上的手绘故里风光、明信片上的鲁迅先生；像井冈山开发红色旅游资源，把红色元素跟竹子、檀香木等结合起来，制成戒尺、镇纸石等便携旅游纪念品。总之，通过文创，让孝德文化巧妙地融入百姓日常生活，“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进而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真正实现“当今之文创，未来之文物”价值。

　　2021年5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创典鉴2020》在上虞首发。《孝德上虞：文化使命家国千年》等3个涉及上虞区文创的优秀案例成功入选。编委会认为，上虞将孝德文化与地方特色产业创意融合，与养老、康养旅游相结合大有可为，这是上虞连绵不绝的发展动力。“上虞美，最中国。”用孝德文化这一东方密码来破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这是上虞在为时代寻求答案，凸显了上虞的文化力量和担当。”

　　（四）糅合上虞各种元素，精心拍制一部电视剧。影视的传播力、影响力、感召力是巨大的。荣获2019年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的新农村建设题材电视剧《麦香》就是成功范例。上虞也有各式各样的“麦香”，通过“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鲁迅）的文艺创作，也能产生出一个能成为上虞文化符号的“麦香”来。把“麦香”的人生事业跟曹娥江、东山、凤鸣山，墨隐居、雪花谷、覆卮山居等一处处充满诗情和禅意的景区、民宿联系起来，跟“浙东唐诗之路”联系起来，跟上虞的绿水青山、风土人情特别是发生在上虞大地上的孝德故事联系起来，通过创作，把这些元素糅合在一起，拍一部有景有情、有理有趣的影视剧，是一项值得投入的重要文化工程。

　　2022年，由上虞区文化广电旅游局与浙江小百花越剧院联合出品的原创越剧现代戏《祝家庄里的年轻人》，正遂笔者所愿。该剧讲述的是以祝媛媛、梁大力等为代表的新时代青年，怀抱建设新农村、发展新农业的梦想，从城市返虞创业，投身乡村振兴，在故乡热土上拓印青春芳华、赤子柔情的故事。（2022年6月15日《上虞日报》）2022年8月，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过往》的作家艾伟作为上虞乡贤，他在回家乡分享赠送另一新作《镜中》时表示，家乡上虞是文学出发的原点，并酝酿继续以家乡为“影子”和“精神底色”进行文学创作。（2022年7月11日《上虞日报》）可以想见，倘若有艾伟支持，《祝家庄里的年轻人》或许也就成了《麦香》，上虞的“麦香”也就进而成为全国人民喜爱的“麦香”。“上虞‘北都市、南花园’的布局就是一个天然的现代剧、当代剧的大影棚”，绍兴市副市长、上虞区委书记鲁霞光对“以e游小镇动漫、影视制作为基础，大力培育大文创产业”充满期待和信心。上虞孝德文化走向全国，天时、地利、人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上虞丰厚的孝德文化资源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上虞人，并且它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在居民的言谈举止当中，进而成为外地人眼中的上虞地方形象。孝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传承）、创新性发展（弘扬）必将进一步提升上虞人民的道德文化素养，必将进一步促进上虞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

　　严永良，男，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三级调研员。曾任共青团浙江省上虞县委书记，上虞县文化局副局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