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地说，接到本次研讨会的邀请函，我对“身边的国际社会”这个概念既感到陌生，又感到熟悉，眼前为之一亮。经向主办方讨教，更是产生颇多共鸣。
作为媒体工作者，特别是作为长期关注和从事对外传播工作的媒体工作者，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秉持“以人物记录时代”的办刊宗旨，高度关注在华外国友人群体，也就是“身边的国际社会”。
例如，我们先后报道过守护天津大沽船坞的日本文保专家青木信夫、常年驻扎北京进行街采的外国网红高佑思、把阿拉伯饮食文化带到义乌的约旦“老娘舅”穆罕奈德、用美国民谣唱中国故事的学者马克·力文等等。这些外国友人在中国生活多年，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有许多真挚感悟和真知灼见。比如美国中国商会前会长毕艾伦在接受我们采访时，结合自身工作实践经历总结说，开放的中国令世界受益;长年扎根云南大理的“洋村长”林登由衷发出感叹：“希望在中国的田野上”;上海“洋议事”诺扬的建议被中国立法机关采纳并写入法条，让他对中国法治建设有了强烈的参与感和获得感。这些在华外国友人，有的出书讲述中国故事，有的拍摄视频呈现中国风貌，还有的通过舞台演出传播中国文化。我们在实践中深刻感受到，“身边的国际社会”口中讲述的中国，有着独特的“他者”视角和真切的感性体验，具有不可替代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是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力量和有效途径。
当前，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依然面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这是为什么?作为一名对外传播一线的工作者，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已经被实践充分证明了是适应中国国情、能够推动中国发展、有利于人类共同福祉的;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辉煌的实践成就，也都是我们可以充分讲述的精彩故事。对此，我们有充分的自信。
那么，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我们的短板到底在哪里?我个人认为，我们的短板，不在“故事”，而在“叙事”。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的大背景下，包括“民主”“自由”“人权”在内的西方话语和叙事体系具有先发优势，而且目前仍然相对强势，致使我们在一些重大议题的国际交流和传播过程中，面临“话语壁垒”和“沟通障碍”问题。这就是当前的困境所系。
比如，我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但是西方话语和叙事体系却将此塑造为一党专政以及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
比如，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但是西方话语和叙事体系却以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理念构建“中国威胁论”，编织“修昔底德陷阱”。
比如，我们主张，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但是西方话语和叙事体系却机械化、教条式地构建起民主原教旨主义，把民主视为少数国家的专利。
由此可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这其中，叙事体系包含叙事技巧、叙事文本、叙事逻辑三个层面，我们不缺精彩的叙事文本，也在逐步学习和借鉴国际化的叙事技巧，但最需要下大气力构建的，就是叙事逻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短板，在于叙事，在于叙事逻辑。
我们的目标就是打破西方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坚冰，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场域，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听清，关键是听懂中国声音。
这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已经有所作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相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三大全球倡议等重大议题上，既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丰富实践出发，努力打破那些占据主导地位似乎不证自明的所谓西方“元叙事”，又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共同福祉出发，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努力构建具有共同价值基础、能被广泛接受的叙事逻辑。
这样的有破有立，为我们做好对外传播提供了理论遵循和实践支撑。加强同“身边国际社会”的互动、交流、沟通与合作，是构建、倡导与传播中国叙事逻辑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人常说，人有见面之情。当“身边的国际社会”置身中国，见证乃至共同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他们就能通过与中国人民的直接接触，通过自己的耳闻目睹、所思所想，感受、理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实践逻辑和思想脉络，成为中国故事的亲身经历者、客观见证者和有力传播者，同时也会成为我们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叙事逻辑时，最直接、最生动、最有效的思想碰撞者、对话沟通者和共识缔造者。
从媒体实务角度看，这是事半功倍、更具实效的重要抓手。我们将继续加强对“身边国际社会”的关注、交流和传播，同外事部门一起，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做出应有的贡献。（作者系环球人物杂志社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