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胜利后，贺龙在陕北。

1927年11月初，南昌起义3个月后，贺龙辗转来到上海，与周恩来重逢。他说出了憋在心里好久的话：“部队打散了，我贺龙一个人来见你，真是不甘心哪！”

此时的贺龙，正被国民党反动派悬赏10万大洋抓捕。但他告诉周恩来，自己有件极想做的事——去湘鄂西搞武装斗争。

周恩来有些担忧：“一路上的安全，你有几分把握？”

贺龙回答得颇为洒脱：“沿长江走水路回去，我有把握，你难道忘了，我叫贺龙，龙归大海嘛！”

1928年1月，中共湘西北特委成立，31岁的贺龙被任命为委员，乔装离开了上海。此后，他开辟革命根据地，转战大江南北，待到率部完成长征时，已是40岁了。

这显然不是一句“不甘心”就能成就的路。从31岁到40岁，支撑贺龙一路走来的，究竟是什么？

“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

贺龙所说的湘鄂西，指的是湖南、湖北两省西部的边界地区，他的家乡就在这一带。

1928年1月19日，贺龙乘船抵达湖北监利反嘴镇时，偶遇了堂弟贺锦斋及其武装队伍。这让贺龙很是激动：“我们又见面了！千转万转又转到一起来了。”

贺龙由上海返回湘鄂西时随身携带的皮箱，后成为中共湘鄂西前委公文箱。

贺锦斋这支武装有170余人，其中还有几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战士。1月底，组织将其与鄂中、石首的游击队合编，沿用贺龙过去打出的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的番号，贺龙任总指挥。

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连克多个市镇，很快成为洪湖地区最大的革命武装。然而，2月中旬攻打监利县城时，队伍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贺龙带少数人前往湘西北。

恽圻苍油画作品《洪湖黎明》（局部），反映了贺龙等人在洪湖地区号召群众参加革命的情形。画中队首挂望远镜者为贺龙。

2月28日，贺龙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桑植县洪家关，次日就带队占领了桑植县城。得知贺龙回乡，许多亲朋故旧决定加入工农革命军，团结起来干革命。不到1个月，队伍发展到3000余人。

4月初，贺龙前往外地筹款时，国民党军大举来犯。工农革命军刚组建就遇强敌，又没有统一领导，几次失利后大部溃散。贺龙回来后，只能一面收拢失散的队伍，一面稳扎稳打地积小胜为大胜。到了7月，队伍重新达到1500余人，被命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以下简称红四军），贺龙任军长。

两个月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贺龙再次遭遇重大挫折——红四军成分复杂、思想混乱，几十支小股武装追随贺龙而来，彼此却有矛盾。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全军只能仓促应战，损失惨重。贺锦斋等领导人牺牲，贺龙带着仅剩的200余人，转移到了湖北鹤峰附近的大山里。

山中气温低、食物匮乏，还好有姐姐贺英支援，送来了粮食和物资。

想当初，贺龙决定回湘鄂西，原本是觉得这里人熟地熟，便于开展武装斗争。这半年多来，却是一波三折、屡战屡败。他百感交集地对贺英说：“我把队伍组织起来，垮掉了，又组织起来，又垮掉了。如今，这个队伍不是我贺龙的，是党的……肩膀上的担子重，我挑得起，只是许多政策我搞不清楚，怕给党带来损失啊。”贺英提醒他，要发展党员、团员，让队伍懂得革命道理：“这才能打不垮、拖不烂嘛！”

贺龙决心整顿。三个月后，红四军只剩下91个人、72支枪，人数虽少，却都是愿意为革命献出一切、有作战经验的精锐。在贺龙的率领下，队伍在鄂西地区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发展到千余人，又相继占领鹤峰全境和桑植县城，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根据地建设。

1930年下半年，局面进一步打开。7月，红二军团成立，贺龙任总指挥。以湘鄂边、洪湖两块根据地为基础的湘鄂西根据地形成，成为党当时领导的三大革命根据地之一。9月，红二军团一举攻克监利，打通了荆江南北、湘西、鄂西根据地的联系。

也是在这一年，反“围剿”战斗拉开了序幕。外有强敌，内有“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接下来的几年，贺龙可以说是举步维艰，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好不容易开辟的湘鄂西根据地也在1933年全部丧失。

贺龙采用游击战术率部转战，尽可能保存主力，但到了1934年初夏，部队已疲惫不堪、濒临绝境。“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他和一些领导人坚决要求结束游荡，建立根据地，恢复党团组织、政治机关。

贺龙等人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交通闭塞、地势险要、群众有着很强革命愿望的黔东山区，成为贺龙发展根据地的首选。如他所料，这里的人民群众热烈拥护红军和党。到1934年9月，曾经边远荒僻的黔东山区成为拥有5个县、17个区革命委员会和67个乡苏维埃政权的红色区域。

贺龙纪念馆副馆长覃章衡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贺龙主动请命重建队伍，几次起落都不气馁，体现了他敢于担当的可贵品质。“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品质，红旗才得以在湘鄂边界高高飘扬。”

“我们把这批敌军背起来”

1934年10月24日，红三军与任弼时等人率领的红六军团主力会师。红二军团的番号得以恢复，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此时，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已经开始长征。如何有力地配合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成了两个军团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贺龙敏锐地意识到，出兵湘西北，可以牵制住湖南、湖北的一大批敌人。“我们把这批敌军背起来，也好让一方面军肩头上轻一些子嘛！”

两个军团的主要对手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34师。师长陈渠珍号称“湘西王”，盘踞湘西十余年。贺龙分析，打陈渠珍之前，要先兜个圈子，占领湘川黔交界处的酉阳，摆出从这里攻入湘西北的架势。这样一来，陈渠珍的重兵势必离开永顺、大庸，前来堵截红军，“我们甩手一拐，就能进永顺城休息几天了”。

1934年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发起湘西攻势，陈渠珍果然上当，慌忙调兵出了永顺。11月7日，两个军团直取永顺，得到了一个星期的宝贵休整。复仇心切的陈渠珍又派出10个团，分4路向永顺扑来。

发动湘西攻势时，贺龙所在的总指挥部旧址。

军团领导开会研究敌情，贺龙提出先撤出永顺县城：“让他一步，叫他狂够狂足，我们再回过头来收拾他！这是我们两个军团会师后的第一仗，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在湘西北站住脚，能不能有力地支援红一方面军，一定要打好，要打个歼灭战。”

按照贺龙的指挥，两个军团的一部兵力与敌人周旋，且战且退，时而丢弃枪支和物资以迷惑敌人；大部兵力则在永顺城北45公里处的龙家寨悄悄设伏，等敌人进入口袋，“关门打狗”。

11月16日下午，陈渠珍的两个旅追来，全部进入伏击圈。贺龙一声令下，漫山遍野的红军冲出来扑向敌人，两个小时后，敌人大部被歼。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龙家寨战斗，它减轻了正在湖南境内苦战的红一方面军的压力，也为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龙家寨战斗后，红二、六军团得知，红一方面军已经通过湘江上游的天险潇水，正向全州上游疾进。为了配合其行动，12月初，两个军团袭击湘西北的沅陵，未能攻克，转而向常德、桃源进攻。就在军团主力向桃源北面奔袭时，中革军委电令红二、六军团向沅水上游行动。

要不要按照原计划继续打？贺龙说：“我看还是接着打吧！军委离得远，对这里的情况没有我们清楚。打了胜仗挨点子批评也合算。我看，怎么对斗争有利，怎么能把敌人多背点过来，就怎么做！”

贺龙的这次决断，使两个军团在常德、桃源歼灭了大量敌军。国民党被迫从围堵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中抽调3个师驰援湘西，极大减轻了在湘江战役中受到很大损失的红一方面军的压力。并且，红二、六军团还在常德、桃源地区吸收了数千人参加红军。

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时，贺龙等领导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已经成了长江以南唯一规模较大的革命根据地。

“只讲团结，莫讲分裂”

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近140个团的兵力发动“围剿”，湘鄂川黔根据地日益缩小。贺龙等人认为敌情空前严峻，决定带领红二、六军团主力撤出根据地。

战略转移的路上，贺龙用三次“神来之笔”带领红二、六军团跳出了包围圈。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勇是红二、六军团研究专家。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贺龙从未进入军校学习，却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这三次精妙突围，堪称军事史上的经典范例。

第一次是声东击西——1935年12月，为跳出敌军近140个团的包围，贺龙率红二、六军团连续9天向湘东南疾进，佯装威胁长沙，待大批敌人被调动后，突然掉头转向西北，将追兵远远甩在身后，成功转入贵州。

第二次是乌蒙山回旋——1936年2月，蒋介石调集120个团的重兵“围剿”，并且亲自到贵阳督战。红二、六军团进入乌蒙山区，辗转回旋近一个月。在包围圈越缩越紧时，贺龙忍着脚伤的剧痛拄拐前进，带领部队从敌军接合部钻出，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出乌蒙山。公认用兵如神的毛泽东都称赞：“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

第三次是佯攻昆明——1936年3月，红军入滇，在宣威歼灭滇军一部后决定北上。滇军倾巢而出、穷追不舍，就在其集中于普渡河时，贺龙指挥红军突然掉头南下，直逼空虚的昆明城。待敌人连夜回援，部队又迅速转向滇西，从石鼓镇渡过金沙江北上，只留下标语笑送追兵：“来时接到宣威城，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

1936年，红军三大方面军胜利会师后，贺龙到达陕北后的留影。

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翻越的雪山。

渡过金沙江，翻越海拔5300多米的哈巴雪山，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7月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然而，等待他们的，除了战友的热情迎接，还有党内一场严重的分裂危机。

贺龙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老战友朱德和刘伯承，也见到了另立“中央”的张国焘。朱德悄悄向他讲述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情况、分歧，以及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行径。

贺龙在南昌起义期间就与张国焘有过接触，入党后又与张国焘同在一个党小组，直到起义部队潮汕失败时才分开。与张国焘相处，他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朱德后来说：“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

贺龙是怎么做的呢？1961年，贺龙在一次谈话中回忆了一些细节。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地甘孜。

在甘孜，贺龙让朱德、刘伯承、任弼时、关向应等人和张国焘一起住在一幢藏民楼里。“整个住处的警卫是我亲自安排的，警卫员每人两支驳壳枪，子弹充足得很呢！你张国焘人多有个大圈圈，我贺龙人少，搞个小圈圈，他就是真有歹心也不敢下手！张国焘搞分裂，我们搞团结，可是对搞分裂的人不得不防嘛！”

在庆祝会师的大会上，当张国焘作为红军总政委准备讲话时，贺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上前说了句悄悄话：“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心中有鬼的张国焘没敢再讲一句不利于团结的话。

1936年7月5日，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二、四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至此，红军三大主力终于胜利会师，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

11月19日，贺龙见到了阔别8年之久的周恩来。会师后部队怎么办？听到周恩来的询问，贺龙说：“统一归彭（德怀）指挥吧！”后来讲起此事时，他说：“那是我们红二方面军再次表示拥护中央。”

从而立之年到不惑之年，贺龙在风雨飘摇中屡挫屡起，成了深受红军战士信任的贺老总。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支撑贺龙的是什么？关向应与贺龙一起出生入死15年，他的评价或许可以作为答案：“贺老总有四大特点：坚定的阶级立场，对党的无限忠诚，热爱人民和无坚不摧的气概。”

（本文图片均为贺晓明提供）

《环球人物》记者 牛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