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任弼时在山西。

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指南针，是衡量党性修养与履职成效的试金石。任弼时同志在30年的革命生涯中，以“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一心为民，服务群众”的价值追求，“不辞重负，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实事求是，善作善成”的实干作风，树立了正确政绩观的典范。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汲取党史营养，深学细悟任弼时为人民谋幸福、以实干出政绩的使命担当，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坚守“造成大福家世界”的初心，为“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奋斗终身

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出生在湖南岳阳一个乡村教师家庭，他从小就树立起救国救民的理想。1920年，任弼时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在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前夕，父亲来信，劝他“谋学上海”。他在回信中表达了自己的人生志向，他写道：“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他认为自己这一代青年应该担负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建设一个新的理想社会，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此后数十年，他初心如磐，奋斗不已，至死不息，为新中国的成立和人民的自由幸福奉献了一生，贡献了一切。

“一心为民，服务群众”是任弼时践行初心使命的真实写照。无论是在炮火连天的苏区，是在敌人围追堵截的长征路上，还是在协助毛泽东同志指挥全国战争的日子里，只要有几分钟的时间，他就要深入群众，询问生产生活情况，帮助群众想办法，解决眼前的困难。任弼时说，我们党是为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党，是领导广大群众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党，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他告诫党员干部：如果我们党不善于建设，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我们就不会胜利，而且也一定要失败。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巩固新的社会制度，才能为革命和战争提供物质基础，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在领导制定根据地和解放区政策时，他总是基于人民的利益考虑，他说：“每项有关经济的措施和政策的决定，都要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生活的安定与否和政府财政的收入。经济上的设施一旦弄错，就可以很迅速地招致极大的危害和损失。”“群众是亲身遭受我们的领导结果的”，在制定政策计划时，决不可粗枝大叶，凭主观设想。1947年，在了解到土改出现“左”倾偏向后，他忧心如焚，带病深入三十多个村子了解情况，研究新、老解放区土改工作材料，写成《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提出“农村阶级划分标准”“不要侵犯中农利益”“保护工商业”“反对乱打乱杀”等方针政策。《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成为中央的土改文件，对拨正土改航向、保护群众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为民造福就是最大的政绩。领导干部要摒弃私心杂念，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做到“民之所乐乐之，民之所恶恶之”，坚持当“老百姓的官”，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广大党员要以党性立身做事，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把政绩写在群众心坎上、刻在事业发展中。

遵循“在党的路线与政策之下”的原则，“从群众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出发”大胆地创造事业

1941年，任弼时在延安。

在党的路线与政策之下，发扬干部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按照实际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大胆地创造事业，这是任弼时领导革命与建设的一个基本方法。1940年3月，他从共产国际回到延安，由于国民党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自然灾害也接二连三袭来，边区面临严重的财经困难。为发展生产，解决财经困难，加强民主政权建设，毛泽东提议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工作领导，任弼时同志受命代表中央指导边区工作。毛泽东指示：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党和政府及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在边区的六万五千干部和部队争取全部自给。受命以后，任弼时做了细致的组织工作，研究开展经济建设，实现全部自给的办法。经过调查和计算，在边区的干部和部队，口粮和开支合计需要二千五百万元，公粮、税收等收入共约八百万元，全年赤字一千七百万元。如果部队自给，发展公营事业，扩大组织机关学校的生产，每年可增收一千五百万元，再加组织运销食盐，可增收三百万元。他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了边区工作的初步方案。随后，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最终渡过难关，实现丰衣足食。

任弼时认为，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一种党性，党员和干部应该到实践中去养成富于创造性的工作作风，以之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湘鄂川黔时期，他分析“反六路围攻”取得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是：“我们干部的组织创造才能。”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在边区各县干部联席会议上作了《时局的发展和边区的任务》的讲话，他说，不管时局将如何发展，把边区建设好仍然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我们过去没有经验，因此今后必须大大提高我们党员的创造精神，这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上级党部必须培养我们的干部，能够根据党的政策大胆的去创造。”1943年1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他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演讲，他提出：随着工作任务的转变，就应该抓住工作的中心环节，彻底转变老一套的领导方法和作风，建立新的工作作风，就必须富于创造能力，发扬干部和党员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在一县一区一乡工作的同志，都要学习善于按照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出发，去独立地创造事业”，学会“在党的路线与政策之下独立解决问题。”他指出，随着生产的发展，就会产生许多新的需待我们解决的复杂问题，我们过去缺乏经验，这些问题又已经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那就只有依凭我们的决心、努力和创造精神，从摸索中去发现规律性，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的问题。

当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党和人民踔厉奋发，众志成城。我们应该坚持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创新创造的优良传统，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推进改革创新，用新的思路、举措、办法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

秉持“负责到底”的精神，以“实事求是，善作善成”完成确定的任务

任弼时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对待任何一项工作，始终抱定“负责到底”的精神。中央文献出版社《回忆任弼时》一书记载了很多这样的故事。1929年浦东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失败，准备再发动一次，刘晓来到上海通过地下交通员向任弼时请示。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任弼时却亲自来到刘晓住的旅馆，当面了解情况。刘晓担心他的安全，任弼时说：“虽然有一定危险性，但我们对工作是要负责的，不然也许会有更多的同志牺牲。”他就再次武装斗争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又提了许多假定的问题，又找与刘晓同来的农民谈话。谈完话，一声不响地走了。当天深夜，又到旅馆来了，具体地分析当时的情况，指出条件不够成熟，明确地取消了武装斗争的计划。身边的工作人员黄既回忆，任弼时对于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彻头彻尾作好安排的。任弼时交代黄既，“对于一个计划的执行，要检查到底”，还要特别“懂得这个‘底’字”。

作为党的组织家，任弼时一贯反对官僚主义倾向，注重建立正确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在工作中发扬“负责到底”的精神。他认为经济建设工作的正确领导原则是：第一，必须正确地决定问题。“在订计划、写决议的时候，必须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按照实际可能的条件，按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经验去决定我们的政策和办法。”第二，必须组织正确决定的执行。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规定执行计划的具体办法，向群众解释好这个计划，配备称职的干部，克服一切中途困难执行下去。第三，经常的审查和督促。通过经常实际的审查，了解干部，了解执行机关，了解计划本身，进一步地解决具体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使工作迈开大步前进。这种“领导原则”很好地诠释了任弼时“实事求是，善作善成”的“骆驼精神”，它的特质就是坚持真理，调查研究，负责到底，任弼时以之为党中央成功地解决了前进道路上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我们共产党人干事创业，就要锤炼“负责到底”的精神。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一张好的蓝图干到底。不要“翻烧饼”，不要“兜底翻”。既要做显功，做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潜功，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将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贯穿履职尽责的全过程，让每一项决策、每一件工作都贴合实情、符合实际、务求实效，让每一项政绩都做到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经得起历史检验。

（作者系任弼时纪念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