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网站3月15日刊登题为《战后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哈贝马斯逝世》的文章，作者为盖尔·贝克曼。全文摘编如下：

战后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哈贝马斯3月14日在德国施塔恩贝格去世，享年96岁。

提倡“理性对话”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哈贝马斯在其数十部著作中，始终对抗后现代主义盛行的关于真理和理性的犬儒主义潮流，坚定捍卫启蒙运动的理想以及个人和社会自由的可能性。

他最为人所知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公共领域”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此后被从政治学、历史学到媒体研究的诸多学术领域所接受，并催生了大量论文和书籍。

尽管哈贝马斯是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社会理论的门徒，并最终成为中坚人物，但他比特奥多尔·阿多尔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尔等导师更相信现代性的前景，他认为启蒙运动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可以通过专注于改善沟通来纠正。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便开始论述“理想的言语情境”，即人们平等聚集在一起，通过理性对话达成共识。他写道，这种通过对话建立共识的方式将使公民能够“对自身的社会命运施加集体影响”。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和毁灭让大多数思想家对理性及其通往公共福祉的力量感到失望，那么哈贝马斯则将理性交流视为拯救民主社会的契机。他在2005年的一次采访中说道：“我始终坚信，在日常交流中，也存在一种给出理由、或多或少保持理性、回答‘你为什么这么说？你为什么这么做？’这类问题的动力……这就是我进一步探究我们日常语言中所蕴含的那种理性问题的动机所在。”

哈贝马斯坚持认为人类社会能够通过对话走向稳定的民主和融合，对于一个在希特勒青年团度过青少年时期的人来说，这尤其值得关注。“他是希望的象征，从一段黑暗的历史背景中脱颖而出。”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说。

“人生轨迹相当平淡”

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3月14日报道，每当一位重要人物离世时，总有人感叹“这不仅是个人生命的终结”。就哈贝马斯而言，更合适的说法或许是：在他去世之前，那个时代就已结束，而他只是不幸地在废墟中多停留了一段时间。但那的确是一个足够伟大的时代，那是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时代。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运转不靠“美国梦”般的共同理想，也不靠法国人那种民族自信。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所依靠的都是“沟通”：相信人们可以达成共识，相信持续讨论能够创造奇迹。

而这就是哈贝马斯的领域。没有人像他那样，使用科学的语言对此进行过如此深入的思考，既作为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又作为公共知识分子。

1929年，哈贝马斯出生于莱茵河畔的古默斯巴赫。他的父亲是科隆工商会当地办事处的经理。年轻的哈贝马斯就读于文理中学。

哈贝马斯患有先天性唇腭裂，而在纳粹德国，人们对残疾并不宽容。因此，他接受了多次手术，也产生了独特的鼻音。后来，哈贝马斯认为，“因残疾而面临的沟通困境和刁难”促使他很早开始思考沟通的前提条件，“任何一种执念都源于个人生命历程”。

他的思想的另一处来源或许是某种代际体验。1929年左右出生的这一代，在战争结束时还很年轻，因此未受严重牵连；但又足够年长，能够意识到纳粹垮台所标志的时代的断裂。他们还年轻，因此没有亲身参战，也没有亲身体会那些惨痛的经历；但又足够年长，能够理解世界终于向他们敞开了大门。

事实上，这位后来成为伟大哲学家的人，人生轨迹相当平淡。哈贝马斯完成学业，做了一段时间记者，随后在法兰克福结识了阿多尔诺，成为他的助手。他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了一段时间，最终获得授课资格并成为教授，先是在海德堡，随后转至法兰克福。

他开始发表著作，其授课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1971年，他受邀与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在施塔恩贝格共同创办一个研究所。该机构拥有一个优美的名称：马克斯·普朗克科技世界研究所，其目标是为社会科学制定世界公式。

然而，该研究所在20世纪80年代初关停。哈贝马斯在施塔恩贝格完成了代表作之一《交往行为理论》，随后返回法兰克福，并逐渐声名远扬。他作为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学术成就享誉全球，同时也不断以政治知识分子的身份发声。他四处旅行，几乎将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能获得的全部奖项收入囊中。

对欧洲的希望落空

哈贝马斯的一生呈现一种耐人寻味的轨迹，其中映照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历史。事实上，他很可能是德国最重要的思想伴侣，也是唯一在几乎所有影响国家的辩论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的人。

1953年，他还在读大学时，就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不小的轰动。当时，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重新出版了一篇1935年的讲义，但未添加任何注释(即未修改拥护纳粹的言论——本网注)，因此遭到了哈贝马斯的猛烈抨击。在战争结束八年后，这场口诛笔伐标志着与纳粹先辈之间的代际冲突爆发，它对德国的影响堪称空前绝后。

来到法兰克福后，哈贝马斯迅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外还有1986年的“历史学家之争”，这可能是旧联邦共和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辩论。

哈贝马斯将希望寄托在欧洲。他参与了关于欧洲宪法的讨论，也推动了联邦共和国的转变。在20世纪90年代初，欧洲代表着未来。为了实现欧洲一体化，德国甚至放弃了自己的货币。哈贝马斯在他最后一部著作中写道：“在上世纪90年代，曾有过一段短暂时期，人们相信欧洲能够振作起来，也相信美国会利用其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力量，进一步向全球推行在1945年后确立的秩序。”

众所周知，这一切最终都化为泡影。晚年的哈贝马斯感到自己似乎失败了。哈贝马斯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西方作为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辐射力的共同政治空间已不复存在。

他从不认同在苏联解体后，历史会逐渐走向终结、西方式民主将逐步传遍世界。如今，美国不再是希望的灯塔，欧洲则日渐衰弱。

批判西方政治精英

据德国之声电台网站3月14日报道，无论何时，他的观点都极具分量，而且他不吝发声。作为足迹遍布全球的学者，哈贝马斯学识渊博；作为最负盛名的哲学家，他堪称德国知识分子的国际代言人。早在2001年，当他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领取德国书业和平奖时，时任法兰克福市长彼得拉·罗特就称赞他用“不知疲倦的思考”和“公正无私的判断”为德国的世界文化声誉作出了巨大贡献。

每当哈贝马斯发声，话题往往围绕重大社会议题。

作为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哈贝马斯一再指出欧盟存在民主赤字。在“欧元危机”的背景下，他警告不要采取过于严苛的紧缩政策，呼吁将货币联盟扩展为一种“超国家的”民主政体，要求民族国家在此框架下进一步让渡主权。

最近，哈贝马斯也对世界局势作出了严峻的总结。在2024年出版的对话集中，哈贝马斯批评道，面对众多危机热点，“西方政治精英的思维正日益被战争逻辑所吞噬”。

哈贝马斯因其社会贡献而获得无数奖项和荣誉。他曾当选多个国家的科学院院士，甚至一颗1999年在太阳系边缘发现的小行星，也以这位伟大的德国思想家的名字命名。因此可以肯定，他的光芒将不仅在哲学界，也将在更广阔的天空中继续闪耀。（编译/钟思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