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梁晓声写给本报读者的寄语。

“新大众文艺”是近年经常引发文学艺术界讨论的话题，也可以说是一个课题。并且，它实际上已经促进了文学艺术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促进了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与大众欣赏需要的密切关系。

为了助推新大众文艺的活力，中国作家协会与抖音平台联袂，面向大众发起了“春节写作大赛”。我作为终评评委之一，认真阅读了30多篇进入终评环节的稿件。我又一次感到，在我们中国的大众之中，或曰在民间，储蓄着特别广泛也特别富有热忱的写作原动力。此种原动力进一步证明——文学之源亦在民间，在大众的生活之中。

参赛作品，大抵写的是返乡过春节的见闻、感触，亲情、友情和乡情；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有人的春节，竟是以完全不同于我们多数人的方式来过的。如果没有此次征文，他们也许不会写出来。那么，我们以常态方式来过春节的人们，便只能以寻常认知看待春节。对于普通人，这也不是什么损失；但对于文艺家，寻常认知肯定是不够的。因为对于文艺而言，“典型”的含义也指超乎普遍的，典型环境之中独特的“那一个”或“那一些”人物。

比如获一等奖的作品《青藏高原的春节：藏原守岁记》——读此作品，使我对于过春节这件事的寻常认知，一下子扩展到了不曾有过的广阔程度：

“母亲又不在家。自从她穿上那身藏青警用制服，高原上的除夕团圆夜，于我而言，便成了年年落空的期许。她要往牧区深处去，往雪山褶皱里散落的黑帐篷去，往连车辙都无法留存的无人草原去，徒步巡逻，守着这片苦寒之地的年关安宁，护着散居牧人的除夕安稳……”

多么不同的人过着多么不同的春节啊！未读便不会想到，读了便想到了更多。而另一篇，恰如我所联想到的，是《军营的年》：

“那一刻，没有军衔，没有上下级，只有一群年轻人，用最笨拙也最真诚的方式，彼此取暖，确认着共同的存在。我们演自己，看自己，在集体的回声里，确认这一段滚烫的青春……”

我心中油然而生敬意，于是联想多多——确乎的，岁月静好，我们能够欢欢喜喜过春节，实因有人在为我们恪尽职守、砥砺前行啊。那大的敬意，当是作家之为作家，内心里断不可绝缘了的——不再能产生敬意和感动的作家，其文学心便已枯死；那么所谓才情，其实是无法拯救自己所执着的文学的。

大千世界，人生故事委实太多了。比如，病房里的春节，竟有别样的人性温度。患者与患者之间的相互安慰与鼓励，会使他们之间结下人世间的别样友爱。这是《瓶中梅——抗癌成功后的第一个春节》使我知道的。

“昨天，我刚刚在周口参加了一场让我久久无法平静的婚礼。新郎叫申聪，一个和我有着相似命运，同样被拐，同样被家人苦苦寻找多年，最后终于回家的孩子。看着他站在台上，被父母紧紧护在身边，被满堂亲人祝福，我在台下，心里翻涌着太多只有我们这群人才能真正读懂的情绪……”“因为我，也是那个走失了21年，终于被找回来的孩子……”

这样的春节故事，来自作品《我终于把“回家”过成了日常》。文中的“我们这群人”，皆有同一种经历。

读了以上两篇作品，我暗自祝福，在春节的日子里，为素昧平生的人祝福，这使我内心善意充盈。我相信，别人读了也会同样如此。对素昧平生者的敬意，对素昧平生的人的祝福，正是征文的感染力，进言之，是文学的感染力。

有人这么说，“作家的头脑如同想象的永动机。”而我要说，此言夸大其词了。事实是，古今中外，迄今为止，从不曾产生过那样的作家的头脑。

生活才是产生无穷好故事的“永动机”，许多世界名著，都是作家的创作灵感被生活激活之后所产生的成果。《德伯家的苔丝》《红字》《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文学史也佐证了以上观点：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从元杂剧到明清小说以及民国时期的文学，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时期的文学，凡称得上优秀的作品（包括四大名著），都得益于生活这一台“永动机”提供的丰富营养，绝大多数艺术种类当然也不例外。

而脱离了大众的生活来谈生活，生活的含义是干瘪萎缩的。

今日之大众，已非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大众可相提并论——围桌坐定吃团圆饭的千千万万中国家庭的几代成员，每是由农民、工人、军人、大学生、高初中生、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多成分家庭。一言以蔽之，中国之大众对文艺的要求及欣赏水平，从没像现如今这么多元。并且，参与评说和自行创作的激情，也从没像现如今这么高涨过：是谓新大众。

新大众促使中国文艺发生了种种演变、创新和民间化的新现象。而文艺新现象也反过来影响新大众，使新大众中喜好文艺的个体更多起来。

民间值得写的人和事太多太多。让写作这件事，与新大众的写作积极性更广泛地相结合吧！

（作者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