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曦萌工作照。（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李曦萌，原名西蒙·利希滕贝格，1967年出生于丹麦，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丹麦商会全国创始会长，特雷通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五年规划之所以重要，不在于精准预测某个事件，而在于形成系统研判、资源统筹与抵御风险的能力。”

“今天采访结束后，我儿子的女朋友将第一次来家里做客，我要亲自下厨做晚饭。”中国丹麦商会全国创始会长李曦萌微笑着，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李曦萌读书、成家、创业都在上海，已在此生活三十余载。他是本土化的中国女婿，有3个中丹混血的儿女，早已把这里当成了家。

特雷通集团嘉兴智造总部。

与此同时，李曦萌还是家具公司特雷通集团的创始人。这家企业在中国长三角地区创立、发展，从国际代工到开发自主品牌，把北欧设计与中国制造融合在了一起。“我们现在坐的黑沙发，就是特雷通出品的。”李曦萌骄傲地说，“我算得上是一位来自海外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亲历了中国营商环境与经济实力的跨越式提升，我自己的事业也与之同步成长。”

3万美元闯荡上海滩

李曦萌出生于安徒生童话的发源地——丹麦。“听我奶奶说，她的爸爸和安徒生很熟，小时候曾坐在安徒生腿上听他讲故事。”李曦萌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儿时家中收藏的丹麦语版《毛主席语录》，至今仍是他的心头好。

跟随家人从丹麦前往津巴布韦时，李曦萌只有13岁。当时父母远赴非洲支教，他与难民朝夕相处，深切体会到物质匮乏给当地民众带来的艰辛。这样的童年经历，让李曦萌从小就养成了勤思考、能吃苦、敢打拼的性格。

1987年，李曦萌从哥本哈根出发，经香港转机后乘火车抵达上海。“复旦大学当年首次大规模招收外国留学生，我就是第一批学生。来中国，是因为我想挑战中文这门‘世界上最难的语言’。”在他的记忆中，彼时的上海浦东还是一片农田，路上鲜有轿车。毕业后他回到丹麦，又在1993年重返上海，开启了创业之路。

当时的中国涌动着改革开放的热潮，欣欣向荣的气象吸引着李曦萌。“丹麦的生活节奏慢，缺少变化，而我比较有探索欲，比起享受，更喜欢实干。”他带着借来的3万美元，成立了一个办事处。1995年，他在中国第一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注册了一家外贸公司，成了一名新上海人。

“外滩、外贸，还有做第一笔生意时的紧张与兴奋……电视剧《繁花》里的不少场景和感受，我都亲历过——我的第一张订单就是在‘外滩二十七号’（上海对外贸易总公司）完成的。”李曦萌回忆起当年白手起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他从钢铁贸易起步，尝试做跨国买卖。然而，由于经验不足，半年折腾下来，李曦萌不仅没挣到钱，还欠下了一笔房租和电费。他只好到徐家汇的“卡门夜总会”表演萨克斯，一晚赚300元。

当时，东南亚原木出口锐减，李曦萌想起一个小有名气的非洲木材商朋友，对方曾拍着胸脯跟他说，“非洲的木材不比北欧的差，但价格卖不上去”。他立即发过去一封传真，两人决定合作一把。紧接着，李曦萌给上海几乎所有木材厂挨个打电话，终于落实了一笔200万美元的合同。一个月后，李曦萌挣到了“第一桶金”，还清了所有欠款。

1995年，李曦萌（左）做非洲木材生意时留影。

从木材入手，李曦萌的创业方向越来越清晰——他决定引进丹麦家具。当时，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定居上海，一栋栋商品住宅拔地而起。李曦萌认为，人们愿意花大价钱买房子，肯定也希望把家打扮得更温馨。1995年，李曦萌成立了特雷通集团，主营业务是家具设计、制造和贸易。他起初从丹麦联系了一批样品，运到上海，反响不错。不久，一组名为“北欧风情”的系列家具风靡中国各地。历经30年发展，特雷通年销售额超2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软体皮革家具制造商和零售商之一。

跨越百年的缘分

在中国创业期间，“洋掌柜”李曦萌见证了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他也成为工商税制改革、上海自贸试验区等政策的获益者。

以出口报关为例。最早的时候，报关员要亲自去海关排长队，手填单子，整套流程繁琐又耗时。后来全部改成线上报，但耗时仍然较长。“如果是海关高级认证（AEO）企业，就能享受快速通关等便利。没想到，相关政府部门主动上门，为我认真介绍政策，开展培训，讨论并制定方案。最终，我们也成为了AEO企业。”

近些年，一些同行因节约成本等因素将企业搬至其他国家，但李曦萌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与日俱增。2022年，他投资3亿元在浙江嘉兴建设智能工厂，目前已拥有专利150项、商标6项及著作权29项。“中国制造业位于世界前列，供应链完善。政府工作非常务实，无论从效率、质量还是人才上看，都很难在别处找到这样具备综合优势的地方。”

作为中国丹麦商会全国创始会长，李曦萌还有个使命——搭建桥梁。他搭建政企平台，收集丹麦企业在华发展诉求，推动丹麦企业扩大在华投资，同时协助中国政府招商引资，帮助更多丹麦企业来华发展。李曦萌还为优化上海营商环境积极建言献策。自2023年起，他已连续4年向中国各级政府提交优化营商环境的建议，“每次都能收到及时反馈，并且我的很多建议都被采纳了”。

在生活中，李曦萌是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外籍居民代表。上海最早实施垃圾分类时，李曦萌就加入了草案讨论，他贡献的金点子被写进了法条。“我把丹麦的经验分享给了大家。丹麦每家门前都有分类垃圾桶，如果不分好类，垃圾就一直堆在门口，没人运走。”

李曦萌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成为第一批拿到中国“五星卡”（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外籍人士之一。他于2006年和2019年分别获“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与“上海市白玉兰荣誉奖”，2025年又获“上海市荣誉市民”称号。李曦萌说：“获奖是荣誉，更是责任。我已经不仅仅是个外企老板，更是这座城市的一分子。”

2025年9月，上海市市长龚正为李曦萌（左）颁发“上海市荣誉市民”证书。

事实上，早在1906年，李曦萌的家族就已经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他的祖先在上海创办了慎昌洋行，见证并参与了上海工商业早期崛起的历程。不过，李曦萌并非刻意“带着家族使命”而来——这段渊源是他来中国多年后才慢慢发现的，“像一条被时间藏起来的线”，隔着120年又把他和上海系在了一起。

李曦萌与中国的缘分，仍在续写。

规划是中国的力量所在

《环球人物》：您当前最关注的话题是中国的“十五五”规划，对此有哪些切身体会？

李曦萌：中国坚持五年规划是一种稀缺的长期主义。很多西方国家政治周期较短，而今天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比如气候变化、地缘冲突、产业链重构等，都不能靠短跑解决。五年规划之所以重要，不在于精准预测某个事件，而在于形成系统研判、资源统筹与抵御风险的能力。以“十四五”为例：疫情、俄乌冲突、中美经贸摩擦等变量并不能提前算出，但能源保障、粮食储备等议题早已被中国纳入统筹——这就是制度化的前瞻与韧性。

初看“十五五”相关讨论时，我一度觉得“工业强国、智能制造”表述似乎偏重。在居民更重储蓄的情况下，我更担心消费与信心。但经过一番思考，我明白了：要拉长时间看五年规划——把资源投向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与科技产业，这决定了长期竞争力。

“长期布局”能把潜在优势变成现实优势。以稀土为例，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就提出稀土的战略价值，后来真正形成优势，靠的是持续投入与产业链完善。新能源车、光伏风电、无人机、低空经济等领域的跃升，同样离不开历次规划的层层接力。当外界用“产能过剩”“不公平竞争”恶意攻击中国竞争力时，我更愿意把讨论拉回到治理逻辑：补贴并非中国独有，欧洲也长期补贴一些行业；补贴的关键在于钱投向哪里、能否形成未来的竞争力。

欧洲没有统一的工业政策，做不起来五年规划。而规划性正是中国的力量所在。等“十五五”规划结束时，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看中国能跑到哪里。

《环球人物》：作为亲历中国改革开放的企业家，您认为“十五五”规划如何助力中国的对外合作？

李曦萌：中共二十大明确提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此后每年的政策都在强调这一点。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方向一直是很明确的。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觉得非常好，而且感受很深。

2022年初，一些外籍人士担心中国会“关起门来”，说实话，我当时也有一点担心。但随后的一系列政策让我坚信，对外开放正升级为更高水平的开放。我扎根中国的经历充分证明：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未来。

我认为，欧中应携手前行。“十五五”规划里关于“制度型开放”的表述，落到丹中合作层面，就是更具体的机会清单：丹麦在海运服务、健康养老、生物医药等领域具备竞争力，与中国服务业开放方向契合；在绿色转型方面，丹麦农食产品、风能利用、节能建筑、城市管理等优势，与中国扩大绿色贸易的需求对接空间广阔。

《环球人物》：您认为当前国际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李曦萌：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随着中国工业越来越强大，其他国家的一些行业被中国赶超。他们的危机感导致了一些矛盾。事实上，他们应该去研究和计划怎么与中国合作。

我很关注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希望把志同道合的国家联合起来。在很多全球南方国家，如何应对挑战已经有了答案——没有中国，就没有共同发展的机遇。

《环球人物》：未来您有什么规划？

李曦萌：我要更好地把握“十五五”机遇。“十五五”在纸面上是新阶段的蓝图，在我眼里则是可预见的未来：开放更深、规则更清、合作更细。接下来，我有3件事想持续做下去：一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发展经验；二是邀请更多欧洲人到中国实地考察；三是帮助外企更好地理解中国，把企业发展战略与中国发展蓝图对接起来。

《环球人物》记者 冯璐 张思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