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0日，冯时在北京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冯时

1958年10月出生于北京，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创立中国天文考古学体系。近日出版《文明论》一书，引发关注。

考古学家冯时平时不怎么上网，微信账号是6年前注册的，个人头像一直空着。

前段时间，他参加一档圆桌对谈节目，讲昆仑文化、古人的宇宙观、中华文明起源等话题，激起社交媒体上一片热议，“听得我头皮发麻”“封神”“越想越上头”，一些00后网友还晒出自己十几页密密麻麻的“听课笔记”。

2024年，冯时在央视《考古公开课》节目中谈论“昆仑之谜”。（受访者供图）

去年年底，新书《文明论》出版后，他到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参加学术交流，现场氛围异常热烈，台下观众发言踊跃，讲座结束后仍不肯走，围着冯时，把讲台都快挤塌了。

线上线下，对于公众的这份热情和激动，冯时始料未及，却并不陌生。在他将近50年的研究生涯中，自己也时常陷入某种发自内心的冲动。1978年，他踏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听着邓广铭、邹衡等著名考古学家的课，走进考古学的大门，“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幸运让人激动”；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45号墓，“中华第一龙”的发现震撼了他，他联想到二十八星宿、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始思考天文与文明的关系。“有一种冲动，要建立一门学科，就叫中国天文考古学”。此后，随着更多考古成果的公布，他将中国天文学的起源时间上溯至距今8000年前甚至更早，引起学术界轰动；如今，关于中华文明的标准、起源、特点、未来，冯时在《文明论》一书中，洋洋洒洒写下了十余万字。

冯时的作品《文明论》。

“我先激动过了，现在是大家激动。”冯时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提及当下国人的文化自信，他欣然点头，“今天的国人只要深入地了解中华文化的本源、本质，最后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无限地钦佩。但同时我们也不否认，这样一条文化认同之路还很漫长。”

一次尽兴的发挥

中国人走上文化自信这一路，冯时是亲历者也是思考者，“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谈到自己的问题时，总是理不直、气不壮，这是典型的文化自卑”。

在冯时看来，学界长期浸淫于西方文明理论，“我们自己的文明理论是什么？没有人系统地去梳理它”。2018年，他出版了《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和制度》，书中的第一章对中华文明的理论有所论述，但囿于篇幅，未能展开，“总觉得不尽兴”。

2021年年底，他开始动笔，当时计划写作《我们的文明》，“陆陆续续地写了两年多”，把过去的研究积累和思考，一股脑倒了出来，结果越写越多，“以防头重脚轻，我就把写完的部分，作为先导，独立成书，于是就有了现在这本。”

《文明论》开篇探讨的是“文明的标准”。考古学家夏鼐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提到，西方文化所讲的文明通常以城市、文字和金属器的出现为标志。

“夏鼐先生很早就注意到中国传统文献中对‘文明’一词的解释不同于西方，可惜未能深入。”冯时解释说，“西文的Civilisation（文明）一词以Civil为词根，意为公民，市民，而Civil源于拉丁语Civis，由此发展出City（城市）一词。所以西方的文明，通常是指民主制度解体后进入国家阶段的社会形态，这当然需要以城市为中心进行组织规划，还必须通过文字记录和传播，此外也应掌握金属冶炼技术。然而，中华文明却呈现为一种迥别于国家形态的道德观和宇宙观，以定义国家的标准简单地定义中华文明，不合适。”

那么，中华文明的核心标准和价值应该是什么？

“西方文明所强调的技术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都不被视为足以区别文明和野蛮的条件。中华文化所讲的文明，其根本追求是人通过道德修养而成就君子。正是《周易·大有卦·彖》所谓‘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冯时说，中国传统的文明观——以文德为成人之本，目的在于成就君子；以知识为立身之本，追求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礼乐为治世之本，建立和谐融洽的社会秩序。此“三本三要”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理论内核，古今一脉。

2026年1月，北京清华艺术博物馆，正在展出“中国之中：中原古代文明精粹”文物展。图为南阳汉画馆收藏的汉代“牛郎织女星座”画像石拓片，反映了古代宇宙观和东方天文对星空、星座和日月星辰的认知。（视觉中国）

然而，我国在历史上吃过“轻技”的亏，当下AI技术又迅速发展，《文明论》不怕被人说“唱反调”吗？当记者抛出这一问题时，冯时不着急解释，他讲了一个故事——《庄子》外篇记载，子贡途经汉阴时，遇见一位老人抱瓮灌园，子贡问他为什么不使用桔槔机械以提升效率，老人回他：“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意思是说有机械便会产生机巧之事，进而生出机巧之心。机巧之心一旦在胸中，内心便不再纯粹。精神摇摆不定的人，无法承载道。

“我们的文明并不排斥技术，而是告诉大家不要盲目地追求技术。”冯时说。

从古文字到天文学

冯时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要推到更早些时候。

“小时候就有书法绘画一类的兴趣。”冯时回忆说。中学时他跟随书画家尹瘦石学习书法，练完字后，通常会和先生闲聊，无所顾忌。1978年，冯时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初心源自对古文字浓厚的兴趣。当时，著名考古学家高明在北大讲授古文字学，同时在编《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冯时有幸成为其助手。每天下午，高明午休过后，冯时就到他家中帮忙抄抄写写，收获颇多。“古文字承载了先贤们的知识和思想，每次解读，我都能体会到他们造字时的心路历程，总是心情激动。”

再往前走，研究金文、甲骨文时，冯时发现，如果对古代历法不明晰，很多史料难以解释。于是，他开始研究商代历法，进而关注古代天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新的考古发现。

河南濮阳戚城文物景区展示的“中华第一龙”蚌壳摆塑。（视觉中国）

1987年5月，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了大规模的古墓葬群，多为仰韶文化遗存。在45号墓里，专家发现，墓主人的东西两侧分别摆有用蚌壳组成的龙虎图案。其中，龙的形象，是当时中国已知发现最早、体形最大、形态最逼真的龙形象，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经鉴定距今约6500年。当时，研究天文历法的冯时敏锐地意识到，这条龙的造型和四象有关，甚至与4000年后战国时期曾侯乙墓中一张绘有二十八宿星象的天文图里的部分内容如出一辙。他立马动笔，用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一篇论文并发表，从而开启了他近30年对天文学与文明起源关系的研究之路，并最终建立起“中国天文考古学”这一专门学科，“从古人留弃的遗迹、遗存、遗物的天文学角度去重建中华上古文明”。

“《周易·乾》有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见龙在田’所表现的天象实际是苍龙星象之角宿，黄昏时出现在东方，即农谚所云‘二月二，龙抬头’，告诉人们万物复苏了。这意味着先民根据龙星的运行变化准确地了解时间变化，最终产生了以时间为信的观念，并以信作为道德标准修养自身，同时建授农时而指导农业生产，终至文明社会的建立。”冯时解释说。1998年，他完成了《中国天文考古学》一书的撰写，提出“文明的起源与天文学的起源大致处于同一时期。”后来，他又写作《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从时空观、政治观、祭祀观、宗教观、典章制度、哲学观和科学观7条线索阐释中华文明。

“近些年，我们又有一些新发现，湖北东门头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碑表，已把中国古代立表测影的历史，追溯到了距今8000年前，这与古人时空观、宇宙观的形成息息相关。而根据近年的考古研究，浙江上山文化发现距今8500年的易卦，以阴阳爻形式书写，意味着我们的祖先在那时就有阴阳思辨的哲学观。有了这样一些知识和思想的社会还能说是野蛮社会、蒙昧时代吗？所以我一直相信，中华文明的历史至少已有8000年。”冯时说。

8000年只是一个数字

多年来，冯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开设历史文献学、天文考古、古文字学等课程，颇受欢迎。

“天文考古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考虑到之前没人系统讲过这块儿内容，我便开设这一课程。希望通过这门课，同学们能打破传统思维定式，不断挖掘历史学研究的新方法、新视角。”冯时说。

湖北秭归东门头出土的测影石碑。（受访者供图）

学术之外，面向大众，冯时在一场又一场讲座中切身感受到大众观念的转变。“我最早创立天文考古学时，有人不以为然。现在考古界已经有了一种自觉——通过天文或是天人关系的角度来审视古代的遗存。至于公众，我能感受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渴求极其热忱，特别是当你把文化、文明的核心的东西展示给他们时。因为这就是我们血液里流淌的东西。”冯时解释，“另外，我们强调中华文明历史的悠久，并不是因为我们对8000年这个数字感兴趣，而是要对这一文明成果加以继承和弘扬。”

“2026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5周年，今天考古学的地位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能提供真实可靠的材料，以便我们书写真实可靠的信史。前辈们走了很长一段路，我们这辈考古人责任重大。”采访最后，冯时意犹未尽。他的目光，仿佛穿过云层，和古人一起，仰望着同一片星空。

《环球人物》记者 高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