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罗斯福肖像照。（视觉中国）

“砰！砰！”

1901年9月6日，发动美西战争的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遭遇刺杀，连中两枪，8天后伤重去世。42岁的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随即接任，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这一纪录至今未被打破。

罗斯福是一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信奉强权政治。1904年，他提出著名的“罗斯福推论”，宣称为了奉行“门罗主义”，美国不得不在西半球充当“国际警察”角色。

“这标志着‘门罗主义’内涵的一次重要扩展。‘门罗主义’反对欧洲干涉美洲事务，‘波尔克推论’的逻辑是美国有权在北美大陆扩张，‘罗斯福推论’则是在此基础上主张美国对拉美的干预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郭金月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中国政法大学拉美法律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潘灯也表示，“罗斯福推论”堪称“门罗主义2.0版本”，在排他性的区域主义的基础上加入了霸权性的干涉主义。“它的影响比美墨战争、美西战争的领土掠夺更具破坏性，因为它直接摧毁了拉美国家自主发展的可能性。”

“将‘门罗主义’内化于心”

在当上总统之前，罗斯福就已是“门罗主义”的信徒。19世纪末，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爆发边界争端，美国执行“门罗主义”，反对英国介入，几乎导致两国开战。此事在美国引发激烈辩论，哈佛大学一些教授游说政府调整拉美政策。时任纽约市警察局局长的罗斯福得知后，写信给《哈佛深红报》提出了异议。他先说该问题事关“美国的荣誉和尊严”，进而表示“要坚持最有力地执行‘门罗主义’”。信件引发轰动后，他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为“门罗主义”辩护。

在罗斯福看来，“门罗主义”不仅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历史悠久的传统，还是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是美国牢牢占据世界强国地位的关键。但他也清楚，欧洲列强不会赞同这种扩张，因此他长期鼓吹发展美国海军，旨在用强大的军事实力为“门罗主义”保驾护航。

1897年4月，罗斯福升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不到两个月，他就公开发表演说，号召快速扩大海军规模：“如果我们想在强大的旧世界列强面前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必须时刻做好准备，一旦挑衅足够严重，就要在海上与他们交战，因为争夺霸权的战斗必须在海上展开……”

次年，美西战争爆发，罗斯福辞去副部长职务，网罗志愿者组成一支骑兵队伍，赶赴主战场之一的古巴参与战斗。“罗斯福似乎已将‘门罗主义’内化于心，通过采取自觉自愿甚至有些冒险的行动，打击欧洲列强在美洲的势力。”郭金月说。

1898年，西奥多·罗斯福在美西战争中。（视觉中国）

罗斯福成为总统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让他更加笃信“门罗主义”。“从内部看，美国正步入所谓‘进步时代’：经济发展带来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消费者可选择的商品大量增加，城市迅速扩张；从外部看，美西战争的胜利使得美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郭金月表示，与欧洲列强相比，美国当时的海外殖民地有限，算不上一个“领土帝国”，但已经是“经济帝国”“文化帝国”和“思想帝国”。

“此时的拉美却是一团糟，军事政变频发、独裁政权当道。众多拉美国家的经济命脉被外国资本把持，正陷在债务泥潭里挣扎。”潘灯说，罗斯福自诩美国是美洲文明国家的领袖，而把拉美诸国看成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无能之邦。“他曾私下对时任国务卿海约翰说：‘这些拉美国家，就像一群不守规矩的孩子，自己管不好自己，总得有个大人出来管管。’在他的认知里，这个‘大人’，非美国莫属。”

“罗斯福推论”

酝酿已久，“罗斯福推论”只待时机破土而出。

1902年，委内瑞拉与欧洲国家陷入债务纠纷，英国、德国以武力“上门讨债”。12月7日，英、德宣布与委内瑞拉断绝外交关系，之后派出联合舰队，对委内瑞拉港口实施封锁和炮击。晚些时候，意大利军舰也加入了封锁行动。

消息传到华盛顿后，罗斯福十分生气。“在罗斯福眼里，欧洲军舰开到美洲家门口耀武扬威，这是把‘门罗主义’当成了废纸，不仅打了委内瑞拉的脸，也打了美国的脸。”潘灯说。

美国一边开展外交调停，一边在加勒比地区进行军演。这次的“冬日演习”一改过去各支分舰队分别演习的形式，将大西洋舰队所有能派上用场的战列舰、巡洋舰和鱼雷艇都聚到了一起。“海军档案和历史记录都似乎有足够多的证据支持这样的论点：美国舰队到达加勒比海的目的，是强迫欧洲国家接受调停。为了保证此外交行为的成功，参与的海军力量必须完全准备好进行战斗行动。”美国退役海军上校、作家亨德里克斯在《西奥多·罗斯福的海军外交》一书中透露。

美军的高度备战状态使欧洲人相信，罗斯福是认真地在考虑开战。1903年2月，三国解除封锁，并同意将债务问题提交至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

这样的债务危机，在当时的拉美不是个案。多米尼加国库空虚，欠下的欧债本息“利滚利”难以偿还，眼看就要步委内瑞拉的后尘。罗斯福借口“清偿债务”，冠冕堂皇地展开武力干涉。“1904年底，罗斯福派海军舰队进入多米尼加领海进行威慑，同时要求多米尼加政府接受美国主导的财政重组。后来，美国更是直接接管了多米尼加海关。”郭金月说。

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左）指着一张拉美地图。（美国国会图书馆）

“多米尼加议员痛批这是‘国格的丧失’，但多米尼加总统只能妥协，因为他知道，没有美国的保护，欧洲国家的军舰随时可能开进圣多明各港。”潘灯认为，罗斯福执政时期实施的“美国代管海关还债”，开创了经济掠夺的新范式。

对拉美事务的一次次成功插手，让罗斯福更加坚定了由美国充当“国际警察”的想法。1904年12月，他在国情咨文中正式提出“罗斯福推论”：“……一个国家如果能证明，它知道如何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以合理的效率和适当的分寸行事，能保持秩序和履行义务，它就无需畏惧来自美国的干涉。时常发生的越轨行为，或因虚弱无能而造成文明社会的纽带普遍松弛，在美洲，也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终将需要某一文明国家的干涉；而在西半球，美国坚守‘门罗主义’，可能迫使美国，尽管不情愿，将不得不在这种越轨行为或虚弱无能的重大案件中，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

这番道貌岸然的论述，成为罗斯福推行“大棒政策”，即“温言在口，大棒在手”的依据。此后，美国按照这一政策，肆无忌惮地对拉美国家进行武装干涉。

“我取得了运河地带”

在“罗斯福推论”落地的过程中，有件事不得不提——为夺取巴拿马运河区，罗斯福策动了巴拿马独立。

通过美西战争实控加勒比海后，美国从战略层面考虑，愈发迫切地想要建造和控制一条运河，经由南、北美洲之间的中美地峡，连接起太平洋和大西洋。当时有两个地点供美国考虑，分别在尼加拉瓜和巴拿马。起初，前一个选择在美国政界占了上风，美国众议院甚至投票赞成建造尼加拉瓜运河。但后来，无力继续施工的法国新巴拿马运河公司希望美国“接盘”，便展开了大力游说。1902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建造巴拿马运河的议案。

1906年，西奥多·罗斯福（机器中部身穿白衣者）在巴拿马运河区。（视觉中国）

巴拿马当时属于哥伦比亚。1903年1月，美哥代表签订《海—埃兰条约》，规定哥伦比亚将地峡中一条6英里（约合9.7公里）宽的地带租给美国100年，用以修建运河。依照法律程序，该条约需要双方议会机构通过才能生效。7月15日，在哥伦比亚参议院即将审议《海—埃兰条约》的关键时期，中南美电报公司擅自中断了哥伦比亚同美国、欧洲的电报通讯。《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称，这一举动显然是奉美国国务院之命，旨在向哥伦比亚施压。

1903年8月，哥伦比亚参议院以“有损国家主权”为由拒绝批准条约。罗斯福勃然大怒，以各种污言秽语辱骂哥伦比亚人，并倒打一耙说哥伦比亚“拦路抢劫”。同时，他还暗中支持巴拿马的独立分子：“私下里，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如果巴拿马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或者现在就宣布独立，我会非常高兴。”

1904年，政治漫画描绘西奥多·罗斯福手持大棒干涉拉美的景象。画上的他牵着美国海军，以“讨债”之名横行于加勒比海，一群“美国鹰”在他身后盘旋环伺。（大英百科全书官网）

同年11月，巴拿马爆发独立“革命”前夕，罗斯福派美国军舰“纳什维尔号”驶抵巴拿马海域，威慑哥伦比亚军队。11月3日，巴拿马宣布独立。仅15天后，巴拿马就被迫与美国签订不平等的《巴拿马运河条约》。根据该条约，美国以一次性支付1000万美元、条约生效9年后每年再付租金25万美元的代价，取得开凿运河和“永久使用、占领及控制”运河与运河区的权利。条约还规定，美国保证并维持巴拿马独立，这实质上赋予了美国干涉巴拿马内政的权力。

未与国会商议就取得了巴拿马，让罗斯福颇为得意。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如果我当时采取传统的保守办法，完全可以向国会提交一份长达200页的一本正经的国务文件，那么辩论就会持续到现在……但我取得了运河地带，运河已开始动工了。”

藏着“两大野心”

罗斯福执政时期，美国的“门罗主义”行径可谓劣迹斑斑：1903年，强行租借古巴关塔那摩湾的部分领土并建立军事基地；1906年，派军队前往古巴，监视当地一场存在争议的选举；1907年，强迫多米尼加签署不平等协议，让渡部分主权，以偿还对美债务；1908年，美军登陆巴拿马，以“监督”该国首次总统选举……“罗斯福还鼓励联合果品公司前往中美洲投资，这家美国企业很快就控制了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的经济命脉。”郭金月说。

这一切的背后，归根结底还是“利益”二字。

郭金月表示，20世纪初，英国仍主导国际金融，英镑是国际贸易的主要货币，但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美国开始谋求对拉美地区的经济和战略要地进行更大程度的控制，以获取更多利益。”

潘灯认为，“罗斯福推论”藏着两大野心：一是把欧洲势力彻底赶出美洲，二是把拉美变成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和“战略缓冲区”。“欧洲列强被挡在了美洲门外，美国则成了拉美名副其实的‘话事人’：代管拉美国家的债务，控制其战略要地，把持其经济命脉。”

在潘灯看来，这给拉美带来了不可逆的恶劣后果。一是主权不可逆地从“形式独立”滑向“实质依附”。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越深重，就越依赖美国“援助”，从而不得不接受援助附带的政治、经济条件，最终让其主权沦为“可交易的商品”。二是经济结构不可逆地从“多元探索”转向“单一附庸”。美国资本以“稳定秩序”为幌子，强行重塑当地经济结构，拉美各国被限定为“原料供应地”，经济命脉攥在美国手里。三是政治生态不可逆地从“本土探索”沦为“亲美与反美拉锯”。正如阿根廷学者豪尔赫·卡斯塔涅达所说：“‘罗斯福推论’诞生之后，拉美国家的政治家要么选择做美国的‘傀儡’，要么选择做美国的‘敌人’，很少有中间道路可走。”

“罗斯福推论”也深刻影响了美国。“其背后的干预思维和‘警察心态’，在美国对外政策中长期挥之不去。美国充其量是随着自身实力和意图的变化，调整干预和‘管辖’的范围而已。”郭金月说。

《环球人物》记者 许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