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雪涛参加《飞行家》路演活动。

小说家双雪涛最近忙了起来，向来低调的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公众面前。

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两部电影同步上映，一部是《飞行家》，一部是《我的朋友安德烈》。两个不同的故事，但主角都是“异人”——《飞行家》里的下岗工人李明奇，热衷造飞行器，想飞上天；《我的朋友安德烈》里的安德烈有点儿天才有点儿傻，读中学的他质疑达尔文的进化论、试图推翻数学定理，在升旗仪式上演讲《下水道井盖为什么是圆的》……

在大部分读者心目中，双雪涛的小说很难被改编成电影，因为他的作品之所以戳中人心，更多的是文字本身、人物刻画、气氛烘托，以及似有似无的阴郁和忧伤。近年来，他的小说屡屡被改编成影视剧，从电影《刺杀小说家》到电视剧《平原上的摩西》等，均引发热议，但有的叫座不叫好，有的叫好不叫座。这一次，人们的好奇心再次被勾起：这两部小说被搬上银幕后会变成什么样？

人民文娱记者曾经两次采访过双雪涛，和他谈论作品、写作经历、人生变迁，也谈论电影。就在两年前的那次采访中，他说：“电影只是兴趣，写小说是职业。”作为一个职业写作者，写作对他来说是可以独自完成、全盘掌控的——这是他一直写作的原因，也是他面对世界的方法。

再跳一次，重新开始

电影《飞行家》讲的是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故事本身并不复杂，有些荒诞和浪漫：东北“犟种”李明奇（蒋奇明饰）和他的妻子高雅风（李雪琴饰）如何用一辈子的时间，守护一个“飞上天”的大梦想。

整个故事跨越半个世纪，从20世纪70年代一直到2026年，主角李明奇经历了3次飞行：第一次为自己纯粹的梦想，带着年少意气的执着，也是对父亲未竟梦想的延续，最终因意外事故戛然而止；第二次是为了生计，工作丢了后开舞厅，靠放飞热气球为舞厅宣传造势，藏着中年男人向现实妥协的无奈；第三次则是为了希望，为拯救侄子、捍卫尊严，他明知上一次失事的悲剧历历在目，仍选择义无反顾为之一搏，从599米的高空一跃而下。

3次飞行串联起李明奇的人生轨迹和心路蜕变，同时也映射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落寞与社会转型阵痛。电影中，雪花膏、迪斯科、波浪大卷、歌舞厅等，处处都有那个时代的印记。

生于沈阳的双雪涛，从写作那一刻起就在书写时代，但又不止于此。沈阳的寒夜、钢厂、烟囱与童话的翅膀，艳粉街、影子湖、光明堂、红旗广场，普通人生存的困顿、人性的深渊、命运的捉弄，都被他塞进了自己的故事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曾评价说，双雪涛的书写将笔尖伸向更广阔的历史，然而却不停留于历史事件的复刻，“他从本土历史经验出发，回到现实的的生活之中，思考尊严、命运以及我们与生活的关系”。

电影《飞行家》拍的，从来也不只是“飞行”，而是每个普通人，在漫长琐碎的生活里，寻找自己“精神终点”的跋涉。在片中，李明奇曾跟小舅子描述自己的远大梦想——“我不用飞多高，三四米就行，人飞高了，看世界不就变了，脑子变了，那世界就变了。”

作为《飞行家》的监制、编剧，双雪涛“希望观众看完能有像洗温水澡或热水澡的感觉，从里到外被涤荡”。在小说中，他写过这样一句话：“人出生，就像从前世跳伞，我们这些人准备再跳一次，重新开始。”

1月16日，双雪涛跟着《飞行家》到华东师范大学路演。主持人毛尖问他：“《飞行家》是要给2026年的观众一个精神重新投胎的机会吗？”双雪涛笑了笑，答道：“我们也希望这部电影能给观众一次精神上重新出发的可能。”

“小说是个人的精神史”

2011年，双雪涛就职于一家省级银行，白天上班，夜晚写作。偶然一个机会，写下处女作《翅鬼》，得了“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在这个奖的鼓励下，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上班时继续贴汇票、做报表、整理档案；下班后则戒了喝酒和应酬，天天在电脑上敲字写小说。

第二年，双雪涛拿到了台北资助作家创作长篇小说计划的项目入选通知。他开始琢磨自己的人生：这辈子到底应该做什么？是不是应该担负起写作的责任，跟一眼可以望到头的银行职员生涯做一个决裂？7月的一个早上，他冲进领导办公室，提出辞职，走上了专职写作的道路，每日写作、读书，不虚掷光阴。之后，他的作品逐渐在《收获》等文学刊物上发表，引起评论家与读者关注。

真正让他找到写作感觉的是短篇小说《大师》。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棋艺超群的下岗工人，原型来自他的父亲。父亲聪慧过人，打小就是数理化尖子，后来赶上上山下乡，在农村没有什么消遣，只能看书和下棋。下得多了，他便成了一个棋痴，连炒菜时也常常一手颠勺一手拿着棋谱。

在这篇小说中，双雪涛将自己最为熟悉的语言——东北话，融入叙述中，字里行间夹杂着东北人特有的自嘲、幽默，以及残酷和决绝。而这种语言风格日渐定型，一直延续到现在。

到了2014年，双雪涛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磨出了一部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他从自己少年时的东北记忆入手，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大工厂，“那时，东北三省上百万人下岗，而且都是青壮劳力，是很可怕的。但这段历史就这么被搁置着，很多人不写。我想，那就我来吧。”

他以工人子弟的身份讲述着父辈下岗工人那一代的故事，小说由一起出租车司机被杀案揭开陈年往事——艳粉街的少年成为刑警，负责侦查12年前的旧案，嫌犯渐渐指向儿时邻居家的父女，刑警深陷其中，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人们发现他本人很可能就是案件的参与者……小说发表后，一片叫好，双雪涛也真正走入公众的视野。

“《平原上的摩西》是我的幸运之书。我后面一直在写作，包括《飞行家》《猎人》《聋哑时代》，到最新的《不间断的人》，才形成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双雪涛说。

· 双雪涛参加《平原上的摩西》读书活动。

确实如此。《平原上的摩西》带着双雪涛走出艳粉街，走出沈阳，走向了更大的世界。这部小说出版的2016年，几乎大半个文学圈都在谈论这个横空出世的文坛新秀。这一年，他陆续出了3本书，除了《平原上的摩西》外，《聋哑时代》《天吾手记》都是积压了4年的旧作，奖项也纷至沓来。第二年，他又推出小说集《飞行家》中，将目光对准那些渺小的边缘人：有失败的小说家，枉死的工厂主，沉溺幻想的小职工，落魄潦倒的写手，被遗弃的孩子……

由于他一直以工业城市中劳动者的命运为书写对象，文字语言也带有一种工业感，很多人将他归到东北写作的体系里。

但双雪涛本人不这么认为，“我并不是只写东北。我只是借用东北的一些素材，来写人和人性。艳粉街早已经不存在，我的印象也已经模糊。”他说，小说永远代替不了历史，他的小说是个人的精神史，而不是真正生活的历史。

人生的中缝

人民文娱记者至今还记得第一次采访双雪涛时的情形。

那是7年前的一个下午，他参加百花文学奖的活动——作品《平原上的摩西》获得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活动后，我们在一个快餐店里聊天，聊写作、个人经历和新作《飞行家》。当时的他，已到中国人民大学“创意写作班”进修，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因一直没完结，便把胡子留了起来，“不写完不剃”。而胡子之于他，还有另一层意义：克服不安感。这种不安，既源于从沈阳到北京、身处异地的不适和紧张，也源于成名后站在聚光灯下、立于人群中的无所适从。

“写作搭救了我，改变了我，让我成为了另外一种人，让我有了另外的一种人生。要不然现在还在银行上班，还困在一个孤岛上，就像突然来了一条船，把我接走了，然后自己划一划，发现还有这么广阔的世界。”双雪涛说，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当困于一成不变的生活时，他找到了写作；当写作和思维被“东北”“父辈”“历史”等罩住时，他来到北京，渐渐稳当下来，有了一种“可控的、恰当的自由”。

这些年，他从未停止思考和写作。最新小说集《不间断的人》，是他迄今为止写作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从2019年到2024年。这5年，面对人工智能的发展、社交媒体的泛滥等，他不断地对自己原有的想法产生质疑，甚至一度陷入悲观。在悲观的情绪里，他写《淑女的选择》，借“星期五女孩”的口说“互联网毁了文学也毁了这个世界”；写《刺客爱人》，呈现凶杀案背后善与恶的纠葛，探讨碎片化、分裂的世界人对欲望的控制；写《爆炸》，关注网络暴力……

“可以说，这是互联网社交媒体深入发展的时代诞生的一个小说集。”双雪涛如是定义。在他看来，社交媒体拓宽了一部分人的暴力感的边界，也让不少人倾向于痴迷娱乐性的东西。“幸而有写作、有文学，文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让人更像人。文学处理的问题都是‘人为什么成为人’。”

跨过40岁的门槛之后，双雪涛突然意识到已经来到了人生的中缝。有一次，他因为运动受了伤，做了个小手术，膝盖里还曾打了几个小钉子，“这可能也是中年身体的一个反应”。之后两个月，他没有运动，感觉身体也停滞了下来。

同样感到停滞的，还有心理。有一天，他发现现在流行的APP，如小红书、快手、抖音，他的手机上一个都没有。“我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新一代年轻人已经有了挺明显的区别。”对一些原本笃定的事情，他也开始有所怀疑。

“这样的年龄，该如何面对这样的自己？”记者问。

“调整心态。一方面承认自己年龄上来了，要注意；另一方面，尝试与一种悲观的情绪共存。”双雪涛说。

他不太比较过去和现在，也不需以此自我检查和反思。“我的变化？不需要我来说，读我小说就可以，应该是你们（读者）来做的事儿。”他笑着说。小说家赵志明曾评价双雪涛“天性幽默，敢于自嘲，一件寻常的事情由他说来便也舌灿莲花”。但这仅限在熟悉的人面前。

作为一个小说家，一个受访者，他一直自我警惕，不喜欢多讲自己。即便坦诚地完成一次采访，真正的、表面上微社恐下的另一个热烈的双雪涛，依然只藏在作品里，在细小与幽微处，冷着眼，揣着心里那团火。

这几年，双雪涛结交了一些影视圈的朋友。最常聚的也就六七人，大都是合作过的导演、编剧，常常结伴一块去涮肉馆，热腾腾的羊肉就着啤酒吞下去，不聊闲篇，就聊电影和文学。也有些作家转行做电影，但他没动过这个念头，“我不行，一看人多就紧张……还是自己待着写小说吧。”

双雪涛向往的生活，就像他一直以来的偶像村上春树那样——村上辞职之后开了家小店，边开店边写小说。双雪涛也过着简单的生活，早起写作，下午出去散步、踢球——最近因为手术停了下来。晚上想办法改一改白天写的稿，如果不行，就看电影、看书、睡觉。

“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阅读者，一个胡思乱想的赋闲者，与世界的联系就是在独自一人坐下的时候。坐在一把枯燥的椅子上，看着一个个人物和故事生长出来，是一件快乐的事。”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