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周恩来与毛泽东在一起研究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

少年16岁，剑眉星目，英气勃勃。如果在现今的校园里，也必定是同学中特别受欢迎的。更何况他的性情还是冷静而谦让的，总是真诚地为他人着想。

这个少年就是周恩来。在作文《论名誉》中，他写道：人立足于世界上，既不能像草木禽兽那样只靠自己生活，必须依靠公众的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因此，他总是甘于默默地去做那些为公众“服役”的事情。

16岁，他就和同班同学张瑞峰、常策欧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敬业乐群会最初是20多人，后来逐步发展到280多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3。周恩来对敬业乐群会的发起和工作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积极推举张瑞峰担任创始会长。

1922年，周恩来（左二）与张申府（右一）、刘清扬（右二）等人于德国柏林万赛湖游船上合影。（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

某种程度上，周恩来少年时期的这些小事也是他后来人生的写照——他性格里有如此温和、温暖的一面，却并不缺少果断、刚强。这显然和毛泽东少年时期的个性有着鲜明不同。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周恩来和毛泽东同中有异的人格魅力，造就了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合作，并形容二人如同“绍兴黄酒”与“湖南辣椒”。

“像周恩来和毛泽东这样共事时间达50年之久的政治领袖，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主任徐行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自初相识，周恩来和毛泽东共同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等重大历史阶段。正是因为他们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密切配合、同舟共济，使中国革命和建设渡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

“我在富春家遇毛”

周恩来与毛泽东最早的交集是在1925年左右。

那时，周恩来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选送了大批干部回国，周恩来是其中之一。在周恩来带回来的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的报告里，有一段这样的评语：“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

1924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视觉中国）

他直奔当时革命浪潮的中心广东而去，于1924年10月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11月开始兼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而当时的毛泽东，也因为被湖南军阀赵恒惕通缉，在1925年9月躲避到了广州。他比周恩来大5岁，刚过而立之年。在广州，他填写了《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学业”一栏里，他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时间是1925年11月21日。这时的毛泽东已被推荐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部长。

两位胸怀救国大志的青年，一个旅欧归来，一个从农民调查中来，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悄然走近。

1925年12月，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政治周报》，次年3月，《政治周报》上便刊登了记述周恩来东征事迹的《东征纪略》。几乎同时期，周恩来派人接管的汕头《平报》改名为《岭东民国日报》，周恩来为该报副刊《革命》题写了刊头，毛泽东则在副刊上发表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悍然发动“中山舰”事件，革命形势骤然紧张。毛泽东赶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正好碰上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后来，周恩来回忆，他和毛泽东等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矛盾，而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多是共产党员。基于这种形势，他们提出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回击。

仅仅一年多后，蒋介石便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周恩来到达江西，领导了震撼中外的南昌起义；一个月后，毛泽东回到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两场起义虽然相继失败，但周恩来和毛泽东走出的武装革命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最终将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

“泽东的经验与长处”

“前几年，有一家纪念馆摆放着一件雕像作品，想还原中共一大开会时的情景，其中毛泽东站着发言，很显眼，而其他人坐着听。我看到后认为有些不妥，毛泽东当时并不突出，我把这个意见告诉了纪念馆。”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曾在采访时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徐行在采访中表达了一种类似的观点：“周恩来和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有一个鲜明的变化过程。周恩来较早跻身中央核心领导层，到1927年7月，他已是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常委；8月，他兼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是党内负责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而当时，毛泽东还只是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越是这种地位差异，越能彰显出周恩来之后在黎平会议、遵义会议等抉择中的无私品格和大局观。”

1932年1月，“左”倾错误开始干扰决策，中共临时中央要求中央苏区的红军攻占南昌等中心城市，毛泽东认为按照红军当时的力量不宜打大城市。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的分析有理，临时中央的其他人却坚决不同意，这导致红军久攻赣州不克。1932年3月，毛泽东根据敌我情况，提议攻打福建的漳州、泉州。周恩来同意了，并亲自前往长汀，调动兵力，筹集给养。4月，毛泽东、朱德就取得了漳州大捷。

1933年12月，红军第一方面军部分领导人在福建建宁合影。左起：叶剑英、杨尚昆、彭德怀、刘伯坚、张纯清、李克农、周恩来、滕代远、袁国平。（视觉中国）

一旦发现了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周恩来便惦念着发挥他的价值。1932年7月，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同月，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多次建议该职位不要由自己兼任，而是由毛泽东担任，认为“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最后在周恩来的坚持下，毛泽东被恢复了军中职务。

1934年10月，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被迫开始长征。红军干部谁走谁留，事实上由博古一人决定。当时的走与留，对他们以后的命运关系极大。事实证明，像董必武、徐特立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着红军走，都被保存下来；而“左”倾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像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毛泽覃等人，则被留在根据地打游击。伍修权曾回忆，博古等人连毛泽东也不打算带走。此时，周恩来、朱德等人一再坚持，说毛泽东既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应该随军出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被允许一起转移。

出发后，还是由于“左”倾错误，红军遭遇了血战湘江等一连串惨烈的战斗，军力损失过半，博古、李德方寸大乱。聂荣臻曾回忆，博古甚至“在行军路上，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此时，红军的指挥实际上已由周恩来担当起来，周恩来的抉择变得至关重要。

12月17日和18日，由周恩来主持，在贵州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与会人员争论激烈，讨论红军到底要按原定计划往湘西去，还是往敌人力量薄弱的川黔边去。最终，周恩来“拍板”，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改变战略方向。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回忆，会后，当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告诉李德，李德“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

这是周恩来人生中少有的发火。周恩来为什么会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徐行总结道：“因为周恩来的军事思想同毛泽东是基本一致的，同‘左’倾领导者是对立的。”

从黎平向西北而行，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不久便召开了遵义会议。会上，博古先作主报告，周恩来后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李德后来回忆：“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随后，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

“遵义会议能够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周恩来起着决定性作用。像周恩来这样尖锐地指出中央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在之前的会议上是没有的，而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作出纠正过去军事领导所犯错误的决定。”徐行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后来，毛泽东对妻子贺子珍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自此，周恩来与毛泽东开启了数十年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岁月。”

生死考验

“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长征时任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曾回忆，敌人中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作战能力如何，周恩来都一清二楚。

这像一种隐喻——两位伟人，一位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一位审慎细密，长于处理各种各样具体的复杂事务。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他们都默契地保持了这种“分工”。其中，1945年的重庆谈判，就是对他们生死攸关的一次考验。

1945年8月28日下午，伴随着一阵巨大轰鸣，一架飞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缓缓降落。“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第一个出现在门口的是周恩来……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的肖像相似，衣服宽大得很。”《大公报》当时这样报道。

1945年8月28日，赴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毛泽东（左二）、周恩来（右二）、王若飞（右一），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左三）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左一），离开延安时合影。（视觉中国）

“草帽”更严谨的说法是考克帽。考克帽因被拿破仑戴过，又被称为“拿破仑帽”；而孙中山先生头戴考克帽的形象，曾给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徐行说：“这就能看出周恩来心思特别细密。帽子是别人送给周恩来的，前往重庆前，他就在思考如何设计好毛泽东到重庆的第一印象，因为重庆谈判是世界瞩目的，周恩来就想到了这顶考克帽。”

周恩来的细密还体现在安全警卫、住房安排、饭食习惯等方方面面。登机前，警卫人员检查完，他自己又检查一遍毛泽东的座位和安全带。宴会上，人们涌向毛泽东，争着敬酒，周恩来担心人多发生危险，把酒接过来代喝。蒋介石邀请他们去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公馆住一天，周恩来嘱咐警卫人员：毛泽东的房内不能离人，不要让别人进来。

“鉴于过去种种事实，蒋介石1933年指使特务暗杀民主人士杨杏佛、1941年发动皖南事变，手段如此卑劣，毛泽东在重庆面临的风险是很难想象的，所以周恩来才会那么警惕。”徐行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谈判进展得十分艰难，到9月21日已僵持近一个月。鉴于照原样谈下去已难有成效，21日会谈后，周恩来中断同国民党代表的谈判。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找毛泽东谈话，要求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否则谈判破裂。面对这“最后通牒”，毛泽东回答：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结果，谈判刚中断三天，国民党谈判代表就要求重开谈判。9月27日谈判恢复后，双方在原则问题上斗争仍然尖锐。10月2日，周恩来在会谈时建议：将一个月来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择其能发表者发表之，以解人民之渴望。之后，周恩来起草《会谈纪要》，不仅写了双方一致同意的内容，也对没有取得一致同意的问题分别说明双方看法。

10月10日，双方代表就修改后的纪要签字，即著名的“双十协定”。次日，毛泽东先行返回延安，周恩来才放下心来。

“务请主席放心”

革命胜利后，在建设新中国的忙碌日子里，处处可见周恩来和毛泽东对彼此的深切关怀。

1950年11月25日，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当天，周恩来就收到了电报。他深知这对毛泽东打击会有多大，便把电报暂时搁下。直到过完了1951年元旦，1月2日，周恩来才把电报送给毛泽东看，并附信说，“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这封信和电报都不长，毛泽东却看了良久，最后长叹一句：“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

1972年5月18日，74岁的周恩来被确诊膀胱癌。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这次确诊前，他考虑了很久的措辞，让总理再进行一次检查。周恩来似有预感一样，说：“你呀，说了这半天都是废话。说穿了，不就是怕长肿瘤吗？明天留（尿样）。”

确诊后，周恩来还是没日没夜地工作。保健医生眼看周恩来的病情不断发展，在11月11日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次日，毛泽东便在报告上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1974年5月29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最后一次面对镜头握手告别。（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

原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组组长杜修贤的镜头，记录了毛泽东与周恩来最后一次共同会见外宾的场景。1974年5月29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杜修贤注意到，会见结束后，邓小平、乔冠华已经走出毛泽东的书房，周恩来却一反常态，站在门旁没有离开。毛泽东送客到门边，与周恩来的目光相遇。一瞬间，毛泽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忧伤地垂下眼帘。

这令杜修贤惊诧不已，他的第一反应是拿起相机。透过相机，杜修贤看到：周恩来看着毛泽东，慢慢地伸出了手，毛泽东也把手伸了过去。杜修贤“咔嚓”一声按下快门：两双掌舵中国革命方向的手握在一起，组成了这神圣又沉重的瞬间。两天之后，周恩来就住院了，接受手术治疗。

这年12月，为了筹备好四届人大，周恩来不顾再次发现便中潜血，坚持飞抵长沙，面见毛泽东。尽管医务人员认为急需进行检查治疗，但周恩来告诉医生：“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1974年12月24日，在长沙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关于四届人大的各项建议。关于人事安排，毛泽东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嘱咐：人大开过后，你可安心养病。

两天后的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这一晚，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促膝长谈，直至次日凌晨。此时，毛泽东81岁，患有严重眼疾；周恩来76岁，深受癌症折磨。他们都进入了生命的最后日子。

1975年2月4日做过大手术后，周恩来几乎每天便血。毛泽东嘱咐机要秘书询问周恩来病情。3月20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亲笔信中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周恩来知道毛泽东这时的健康状况也不好，又提笔给机要秘书写信，说“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几天后，机要秘书打来电话：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

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恩来逝世。下午，工作人员为毛泽东读周恩来逝世讣告清样。毛泽东两眼流泪，一言未发。14日，工作人员向毛泽东读中共中央对周恩来的悼词稿，毛泽东批示“同意”，却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失声痛哭。15日，工作人员问毛泽东是否参加周恩来的追悼大会，他拍着腿悲伤地说：“我也走不动了。”

同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

这对相伴50年的终身战友，温暖了彼此的岁月；在他们去世50年后，这段坚如磐石的友谊是我们回望历史时依然能感触到的深深暖意。

《环球人物》记者 王秦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