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梁鸿匆匆而来，她声音洪亮，状态饱满，虽然最近忙得团团转。

2025年9月，她的新书《要有光》出版，短短两个月内，加印5次，成为各大平台读书榜单的“年度图书”，“近年来读到过的最震撼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精准地捕捉到了时代情绪”“有些问题的确到了不得不说的时候”……线上，读者们在评论区留言；线下，读过这本书的人纷纷成为“自来水”，向周围人极力“安利”。

许多人有话说，梁鸿又关注读者们的反馈，所以讲座、采访、读者见面会，她“能去的都去，能多说一点就多说一点”。

本职工作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的梁鸿，曾经因为写作“梁庄三部曲”为人所知，那些广袤农村里上演的真实的悲伤，一度让她感到虚无、失落、内疚，“好像既得名又得利，变成了所谓的‘著名作家’，但是我真的为梁庄人做了什么？我一直在从梁庄索取。”后来她跑回梁庄，在湍水边大哭一场，在岸边走了十来天，才缓缓释然。如今5年过去，走出梁庄的她，将目光投向孩子，写下了《要有光》。书中的孩子，因为情绪问题而失学、休学在家，在退学和抑郁边缘挣扎，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是焦虑的母亲、看不见的父亲、学校的老师、医生、心理咨询师，等等。不同的是，写完《要有光》，梁鸿这次感到希望和光明，“即便回想起书中的孩子，仍然会流泪”。

采访当天的路上，《环球人物》记者团队在网约车上聊起《要有光》里孩子们的故事，司机听了一会儿，忍不住搭腔，“现在的孩子你都搞不懂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啊！”他越说越激动。然而，究竟生病的是孩子，还是我们？是我们真的搞不懂孩子，还是我们并没有真的想搞懂他们？面对这些“问题孩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以下是梁鸿的自述：

震动是反思的开始

没有答案，很遗憾，我必须要首先告诉大家这个事情。这几个月参加活动，我也遇到过很多家长，他们十分真诚地问我：“梁老师，我该怎么办？”

不提供答案，那为什么我要写《要有光》这本书呢？答案就在那些我深入走访过的孩子们身上。过去几年，我和他们长时间相处，不作为一个采访者，而是像朋友一样聊天、共同生活。

雅雅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孩子。她学习成绩非常好，直到考上当地最好的高中之后，面对同样优秀的同学时，她开始焦虑，最严重的时刻，一想到考试，手就抖得厉害，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后来她开始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不愿见任何人。2022年4月，16岁的雅雅开始到精神科看病，那时，她的情绪非常低落，会大哭、尖叫，还有伤害自己的行为。而当她找妈妈倾诉时，妈妈比雅雅哭得更厉害、更沮丧。

我在《要有光》里，专门写到雅雅家的格局——或许能反映出一些问题——宽敞明亮的主卧是雅雅的房间，隔壁次卧是爸爸的房间，紧靠次卧外墙放着妈妈的单人沙发床，窄小、低矮。雅雅说这几乎是妈妈家庭地位的象征，她给自己塑造出这样一个受苦、忍让的形象。雅雅非常不喜欢这种感觉，不明白怎么就成了她住在最大的房间，而妈妈蜷缩在角落。这让她觉得父母好像在“表演”，表演自己的牺牲。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并且按照自己的认知扮演自己的角色，从来不在意她精神上的无助和绝望。

和雅雅父母的“牺牲”截然相反，敏敏承受着父母在语言上、肉体上的暴力。2021年夏天，敏敏被父母安排复学。开学前一天晚上，她吃了89粒药片，药效发作后，她“难受得要发疯”，最后给爸爸打了电话，被送去医院。等状态平稳了，她爸爸讽刺地说：“你不是想死吗，怎么最后给我打电话？”敏敏用“寒心”来形容当时的心情，她说：“他总是这样。”

很多读者看到这些故事会感到震动，《要有光》里面还有很多细节会让你感到震动，而这就是我最看重的一点，也是我这次写作最大的任务——我希望我们可以重新打量我们的生活和观念，借由这种震动，因为震动是一个人反思自己的开始。

我们会反思，敏敏的父母真的爱孩子吗？即使说，敏敏的父母有些极端，但日常生活中，我相信很多父母也会觉得，我养着我的孩子，打他一下、骂他一句怎么了？包括我那天看到一个读者留言，说他看到雅雅家的卧室，一下子想到自己。因为他为了孩子几次租房搬家，他们家的格局就是孩子住在主卧，而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问题。

母亲的勋章

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问题，可能恰恰是问题所在。

当然，我也看到相当一部分父母留言说，我们都这样牺牲了，你还在那里那么矫情干吗？那我想他可能没有真正看懂这本书。

我从来都不想谴责父母，因为他们的牺牲不可否认。但我希望大家能停下来思考一下，这种牺牲是不是孩子想要的？是不是健康的？是否任何牺牲都是伟大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是：什么是爱？我们该如何去爱？为什么我们和我们最爱的人无法相处，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法和我们身处的时代，和这个世界相处？

《要有光》里有一节叫“大梦初醒”。沈春是一位“海淀妈妈”，儿子万小健出生之后，她就像被什么力量裹挟进去，3岁之后，孩子的周末就被各种补习班塞满——据我所知，现在很多孩子都是这样过来的——万小健在北京顶尖中学的实验班上学，一直是清华北大的苗子。高中后，孩子的父亲到外地工作，沈春选择在家专心陪孩子。2024年，儿子高考失利，沈春几近崩溃，大哭一场。她说，孩子最后的分数印证了自己的失败，“不是我儿子失败了，是我失败了，我没有完成一个母亲的责任。我整个人生都是一个否定，我好好地工作，我上了一所好大学，有什么用？我的孩子没有上好大学。之前也知道儿子上清北很悬，可还存在侥幸心理，人生还是会给我一个勋章是吧？毕竟我兢兢业业地当母亲，我的儿子也不差。”

我非常理解沈春，因为我也是一位“海淀妈妈”。我出生在河南农村，在那里，读书是我最光明的出路。27岁那年，我考出了农村，到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后来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教书，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我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位“海淀妈妈”。我也曾因孩子的教育而焦虑，我也会突然意识到，我无法回应和碰触我孩子的痛苦，而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思考：没有上名校，孩子的人生就真的毁了吗？就意味着家长是失败的吗？答错了一道题，丢了些分数，学习成绩不如别人，就意味着孩子非常差吗？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

那沈春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失败感呢？当沈春说“我人生该得勋章的时候，没有得”，这里面其实包含一个沉痛的经验教训，她把所有的希望都灌注在孩子身上，而忘了自己。而孩子，在这样的注视下会感到非常沉重、压抑、喘不过气。

别吹灭那光

万幸的是，小健没有像母亲那样深感失败。他恢复得很快，自己拿着成绩和简历去寻求国外读书的可能，他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物理专业，没有引导，没有考虑未来的职业，就是喜欢。沈春后来也从巨大的痛感中梦醒，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她发现身边有孩子考上清北后，妈妈们新的焦虑随之而来，几乎没有任何间隔，她说：“当你没有坚定内核的时候，一定会陷入新的内卷之中。”

雅雅也在经过治疗后，回到了校园，虽然抑郁和焦虑仍在侵蚀她，但她耐心地应对那个黑洞，她知道它会反复出现，在人生的各个阶段，而她做好了终生应对的准备。她在日记里写道：你可以成为任何人，但任何人都无法成为你，别吹灭那光，长大快乐。

敏敏虽然仍然没有回归校园，但她在补习班非常有规律地自学。她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中考目标，晚上的自习结束，她喜欢沿着海岸线散步回家。一切还没有完全好起来，但似乎有力量在慢慢蓄积，它让人对未来有所期待。

我知道，近些年大家都在谈论“原生家庭”，但我并不想把孩子的问题都归结于此，我也无意指责我们的教育体系、社会系统。因为对待孩子的方式，相同的话语、行为、表情，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惯性、思维方式和情感结构，并一代代传承了下来，它具有历史性、文化性、世界性，不可避免。

由此，我最关注的、也是文学关注的，仍然是个体生命。我想把这本书献给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每一个人，不管你有没有孩子，不管你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我们可能很难改变社会观念和系统给孩子带来的压抑，但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关注自我，关注那些我们不知道的却像顽藓一样附着在我们精神内部的那一部分，以便我们和孩子之间构成一个更健康、更开朗的空间。

因为生命中因互相理解、互相关注而有光亮的时刻，都是神圣的，那是人类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