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作风建设始终关系人心向背，关乎党和国家事业成败。成仿吾是跨越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时期的“长征教授”，是“人民教育的旗手”。他用一生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守真理、革新教育、锤炼品格的实践路径，其事迹与思想为新时代推进作风建设提供了鲜活的历史注脚和精神坐标。

“长征路上唯一的大学教授”

1897年，成仿吾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10年，他留学日本，先在预科学习，后于1917年在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就读，1918年结识郭沫若等人，1921年回国。国内革命运动点燃了成仿吾心中的理想之火，使他开始反思单靠科技救国未必可行，还需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思想。于是，成仿吾毅然“弃工从文”，走上了文学与革命的崭新道路。

五四运动后，他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先后在日本和国内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动，建立了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1926年3月，成仿吾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任教于广东大学，并兼任黄埔军校兵器处代处长。大革命失败后，成仿吾流亡欧洲，坚持革命，学习马克思主义。1928年8月，成仿吾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1931年9月，成仿吾从德国回国，在鄂豫皖和中央苏区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锻炼成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

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开始艰难的长征。当时成仿吾疟疾初愈，体质虚弱，组织上想让他留在苏区。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征求成仿吾本人的意见，成仿吾斩钉截铁地说：“我走，我能走，我跟部队行动惯了，让我去吧！”成仿吾作为当时红军中唯一有大学教授头衔的知识分子，拖着虚弱的身体参加了长征，同徐特立一起任干部团政治教员。1935年10月19日，成仿吾随红军到达陕北红区吴起镇，取得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红军时期的成仿吾。图源：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

开创“战火中的大学”模式

作为长征路上唯一的大学教授，成仿吾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开创了“战火中的大学”模式。“七七事变”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平津地区、南方多省幸存下来的高等院校寥寥无几，办学举步维艰，中国的教育事业遭到重大打击。同时，急切地寻找抗日救国方法的青年和知识分子成批地奔向延安，他们把延安看作照亮抗日救国道路的一座灯塔。为了把这些来到延安的青年和知识分子培养成革命干部，并吸引更多的人以壮大革命队伍，陕北公学的建立已是大势所趋，成仿吾担负起了创办这所新学校的重任。“我们就在这黄土高原上的延安城飞机场旁，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崭新的革命干部学校——陕北公学，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从这里出发派到全国各战区，成为各条战线上的抗日新生力量。”成仿吾在回忆艰苦创校的历史时说。

军用、民用物资尚且不足，办学的钱从哪里来？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边区政府拨给陕北公学1800元作为开办费。1800元在延安时期虽属巨款，但这笔巨款不仅要用来建校舍、聘教员、置办教学设施，还要用于发放饭费、发放津贴、购买医药。在一应花销面前，这笔巨款也只是杯水车薪。这就必须“使小钱、干大事”。在成仿吾的带领下，师生集体动手挖窑洞，扛起锄头下田间，坚持自力更生。他在陕北公学提出“教育与政治结合、教与学结合”原则，号召学员“睡地铺、住窑洞、同劳动”，“自建校舍、自编教材”。就这样，陕北公学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诞生，并以顽强的生命力茁壮成长。

从1937年11月开学到1939年7月，陕北公学为抗日前线输送了6000多名干部。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在那样短的时间内，造就出这么多优秀人才，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背起背包行军，放下背包上课”

1939年春、夏两季，日军增兵华北，妄图渡过黄河进攻陕北。党中央决定让陕甘宁边区几所主要大学的大部分师生向前方挺进。其中，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等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任校长，一起开赴敌后，坚持在华北抗战，并开展国防教育。“为了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为了新中国的创造，我们又一次踏上新的长征，再上前线，心情是豪迈的，也深感职责之重大和光荣。”成仿吾曾回忆说。

考虑到身处敌后，经常有日军的“扫荡”和“围剿”，成仿吾立即采取新的措施。当他们踏过胭脂河上的薄冰，靠近较为平静的边区的西南部分时，成仿吾提出了“背起背包行军，放下背包上课”的口号。白天，行军休息时，学生们就聚集在隐蔽的树林里上课；晚上，睡觉前，学生们就热烈地进行讨论。“哲学概论”“音乐概论”“戏剧概论”“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等课程就是在边行军边学习的战斗生活中学完的。这一学习方式也为敌后教育开辟了新途径。

条件越是艰苦，就越是需要“甩开膀子干实事”的务实品格和俭朴勤劳的清廉本色。担任高校领导期间，成仿吾始终坚持“身教重于言传”的作风。他帮学员盖被子、关窗户，与群众同吃同住，被学生赋予“妈妈校长”称号；坚持“厉行节约”，将办学经费悉数投入人才培养。在物质条件极大改善的今天，这种“甘守清贫为理想、身体力行务实功”的作风更显珍贵。

这启示我们，作风建设必须扎根实践，避免“口号震天响，落实轻飘飘”的官僚主义陷阱。党员干部不仅要在理论上做到精通，更要在实践上做到贯通，把改作风与抓落实、促发展深度融合，让良好作风在干事中彰显力量。

“用最准确的语言传递真理”

成仿吾的一生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动实践。他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后是以78岁高龄再次校译，力求“用最准确的语言传递真理”。

部分成仿吾译《共产党宣言》图源：中国人民大学官方微博

1929年受蔡和森之托，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1938年，成仿吾与徐冰合作第二次翻译《共产党宣言》。1945年成仿吾回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利用这次机会第三次翻译《共产党宣言》，对之前的版本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但是由于胡宗南进攻延安，该修改稿遗失。新中国成立后，成仿吾又对“成徐译本”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校译，作为马克思诞辰135周年纪念版。1975年，遵照毛泽东的批示，成仿吾开始第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为提升文本质量，他广泛征集意见，并参照6个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对译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朱德盛赞道：“你这个工作是根本工作，做好了，对世界都有影响，有世界意义。”

成仿吾回顾这段历史时曾饱含深情地说：“今天在中国，在世界，传播马克思主义都是一件关系到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能不能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重要工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的经典著作编译工作者，任重道远，要拼命向前啊！”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正是作风建设中政治定力的根基。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