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是钱学森诞辰114周年纪念日，缅怀与致敬刷屏网络。此时此刻，很多人又想到了钱老提出的那个著名的问题——

2005年，钱学森寄语中国教育：“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学森之问”，引发了对中国高等教育模式及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的深刻反思。

20年过去了，对于这道关乎国之未来的艰深命题，我们交出了怎样的答卷？

（一）

科技探索的每一次进步，不只拓展人类认知疆界，也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强大动力。历史上，中国屡次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因而饱受“落后就要挨打”的苦难。

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创新靠什么？靠人才。人才从哪来？靠教育。

于彼时的中国教育，“钱学森之问”可谓直击痛点。以高等教育为例，2005年全国毛入学率为21%，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4%。尤其是随着商业大潮兴起，“脑体倒挂”一度成了普遍现象，科教系统人才流失严重。

当时，还有这样一个故事——钱老从电视上见到的汽车广告都是外国汽车，听到中国汽车业是“外国心”时，连说“泄气泄气”，连问“人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还弄不成？”

可以说，“世界工厂”虽然全速向前，但薄弱的创新内生动能令人心忧。“钱学森之问”是沉重的、尖锐的，但更是一种激励与鞭策，极大推动了各方聚焦于中国杰出人才培养模式的更新。

（二）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此后，一系列改革加速落地——

书院制、学分制、导师制深化，“拔尖计划”“强基计划”落细，“双一流”建设方案推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出新；

新一轮高考改革吹响，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破除“一考定终身”“唯分数论”；

职称评审取消“三唯”倾向，项目申请去繁就简，科研经费管理持续“松绑”，于细微处消解科研人员的“糟心事”；

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成立，尝试蹚出一条有别于传统大学的新路……

矢志不渝、步步为营，点滴进步最终积厚成势。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宏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大国，科技人力资源、研发人员总量均为全球最高；每年培养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毕业生超过500万人，全球领先。一项来自美国智库的研究结果表明，从某些指标来看，世界上近一半的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来自中国。

与之相应，我国科技创新实力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一些领域从“跟跑”转向“并跑”，甚至“领跑”。北斗组网、“天宫”遨游、“嫦娥”探月，战机迭代、航母下海、核电出海，DeepSeek打破美国AI垄断，机器人马拉松赛、拳击赛、足球赛接连开锣……属于中国的科技创新盛果期，正在到来。

11月1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飞控大厅拍摄的神舟二十号航天员乘组和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会师后拍摄“全家福”照片的实时画面。新华社发

种种成就，正是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发展、创新人才培养的结果。教育的提质增效，直接促进中国的“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三）

对于“钱学森之问”，中国的科技实力、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均给出了阶段性答案。当然，这并不是说有关“钱学森之问”的讨论可以终结了。人才培养本就是长期工程、科学工程，更会因时代变化迎来新的挑战。

如今，国际科技竞争加剧，我们正处于建设科技强国的新起点上，既有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也在很多领域一骑绝尘已无可参考。无论是结束“卡脖子”，还是突破“无人区”，都呼唤一大批能力出众、敢闯敢试的人才大展身手。

与此同时，人才“冒”出来的堵点、梗阻仍有不少。比如，“帽子”、论文、项目等与科研资源仍密切挂钩，致使青年人才“压力山大”；比如，一些高校的专业设置、培养模式落后于发展需求；再如，原始创新能力相对薄弱，一些领域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搞清，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有待加强……

可见，越是向前发展，越是依赖教育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对杰出人才的迫切需求是永远的。培养出目标远大、思维活跃、敢闯敢干的年轻科技人才队伍，任务是艰巨的。“钱学森之问”依然具有强烈的时代价值。

这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时代，这是一片大有可为的热土。

在莘莘学子对科学知识的渴望中，在科研人员对原始创新的求索中，在无数企业对技术突破的试错中，一个创新大国正在崛起。

恰如观察者所言，“钱学森之问”或没有终极答案，但它将成为一把永不生锈的标尺，丈量着每一代人的奋斗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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