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得了一本书《崇宁破晓》。读后认为，这是一部最大限度地让乡村叙事成为了一种再生意义可能的文学作品。作品所阐述的背景，故事的延宕与发展，情结与人物的走向，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乡村叙事文本。作者周树安将笔触扎进熟悉的故土——崇宁县（今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最大限度地凸显了地域与语境的内涵，写出了那块土地所承载的厚重、淳朴、本真的人文情怀。在时空的流转与交汇中，乡村叙事于此成为一个复合型的载体，展现出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人文性、地域性、史诗性。

特定的人文性，一种刻入成都人基因的人文印记。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中,地域文化往往承载着作家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它不仅塑造了一方水土的气韵格调,也决定了一方风物的情趣。《崇宁破晓》中浓郁的地域风情和乡土情调,超越了小说故事本身的因果链条和时空线性结构,在文本的自然展开中,呈现出丰富的文化意蕴和独特的审美张力。周树安自觉挖掘历史深处的川西平原人文印记，在此背景下展开沉静而有力的叙述,以此传承与深化地域文化构建。作品中地域特色鲜明：贴门神、守岁、初一吃汤圆、初二回娘家、腊月三十“赶火把场”等地域习俗生动呈现；还有特定地域物象，“鸡公车”“烘笼儿”“扯痧”“烟丝”“鸡肠子路”等地域物象承载土地的温度；而“啥子”“耙和”“整烟”“扯筋”等川西方言，不仅是人物性格与身份的写照，更是鲜明的地域标识。客观地说,地域写作绝非简单的民俗民风堆砌,而是把乡情民调融入文本脉络,与情节共进,与主人公一起脉动,最终升华为地域文化的精髓。在《崇宁破晓》中,我们看到了地域文化的深邃和传奇,这是小说可读迷人的内核之一。

特定的地域性，一幅川西平原的风情画卷。沈从文悲悯而诗意的湘西描绘,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泽被后世的湘西叙事;莫言因为念念不忘故土情怀,才有了《红高粱》系列小说；阿来有着对藏区的纯厚深情，才有了《尘埃落定》问世……任何时代,“本土言说”都是文学的富矿。描述川西风情的文学作品很多,但我觉得但能真正写活、写透，树立其文学典范者，仍待时日。《崇宁破晓》的出现是个良好的开端。小说的主角及场景可以说是“地方本身”，解放军、农民、地主、妇女、保长等众生相，携带着各自的立场、语言、记忆登场。这些人物并非简单的正反两面，更有在历史夹缝中挣扎的“中间人物”。在《崇宁破晓》中,我们读懂了特定地域的同一性和差异性,这是小说可读迷人的内核之二。

特定史诗性，一曲成都平原的英雄赞歌。在写作日益个人化的今天，任何一部作品的表达，都离不开其时代和生存场景，反映的都是这个时期地域载体的一个断面或者横断面所能展现的社会风貌。《崇宁破晓》将讲述的时间放在1950年前后的崇宁县，以地方性知识、民俗记忆与民间伦理为根基，围绕川西平原旧秩序瓦解和新秩序建立这一历史现场,构建了当时川西平原的现实形态。作品从解放初期的真实史事出发，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进行文学化解构，抒写地域文化的深层魅力。故事以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轨迹为主线，通过征粮工作队被围杀、土匪暴乱、百姓惊惧、武工队剿匪、公开枪决等情节，展示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画卷。文本中,既有统治者的残暴阴狠,也有民间义士的侠义与肝胆；有道义的忠贞、权谋的机变、人情的冷暖。作品以质朴的方言,冷静的视角,演绎川西平原男女悲喜人生,暗示了现实生活中的多种可能。在深掘地域文化精髓、民风民俗矿藏同时，作品充分体现史诗性，始终把焦点凝聚在史实上，作者在写作中还将川西平原的历史掌故、民间传说等穿插其中，加之优美的语言。历史、文化和文学的三重叠加，让厚重历史又富有诗意，这是小说可读迷人的内核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