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父亲遗物时，一页泛黄的信纸从旧档案袋滑落。拾起细看，我的心猛然一颤——这竟是父亲1991年11月5日执笔写给中央军委江主席、杨副主席的信。信的内容是为当年一同参加革命、后转业地方的战友们争取解放勋章。

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我们都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参加革命的老兵……大家对军队有感情，所以同志们从军队建设的需要，而服从命令转业地方后，仍然关心军队建设……”字迹工整，笔力遒劲，一如父亲平日的严谨。

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那个日期——1991年11月5日。这个日期对平湖而言，刻骨铭心。1937年的同一天，侵华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白沙湾、全公亭一带登陆，然后平湖沦陷。父亲选择这一天执笔，绝非偶然。

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就听父亲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却不知这句话在他心中的份量。直到1990年，父亲应桐乡县委组织部之邀撰写回忆录，我才知道这位沉默寡言的老人，曾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父亲原名钟栢康，1932年生于桐乡。为早日参加革命，他报大两岁，16岁在桐乡简易师范求学时加入地下党组织。为了保密，特意改名为“钟校”，后一直沿用。1949年5月4日凌晨，他参与了解放桐乡的历史事件——那是怎样惊心动魄的夜晚！解放军第27军先头部队来到桐乡北门，负责守城的国民党保安副中队长张焕成打开城门，父亲和战友们迎接大军入城。

2015年，我在独山港调研时偶遇企业主张浩，闲聊间发现他的外公正是张焕成。当晚我问父亲是否记得此人，年迈体弱的他不假思索：“是保安副中队长！”历史在这一刻奇妙地衔接，原来父亲真与张家有交集，他们都是新中国的“开国功臣”。

解放后，父亲投笔从戎，参加剿匪、解放上海、抗美援朝，跟着部队闯过枪林弹雨。1978年转业至平湖县粮食局，次年调至重新组建的县检察院。在近43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1988年，平湖第一个经济罪案举报热线“2535”就安装在我们家里，父亲下班后就在家值守，几乎是24小时在岗。

离休后，父亲胸前始终佩戴着闪闪发光的党徽。他坚持上老年大学，加入关工委，还担任艺术小学的校外辅导员。他一生俭朴——衣服破了补补再穿，剩饭剩菜热热再吃，自行车坏了修修再骑。那把从日军手中缴获的不锈钢叉子，他用了大半辈子，后来传给了我。再后来市检察院征集史物，我将这把珍贵的叉子和第一部检察举报电话机捐了出去。

父亲爱书如命，眼光长远，七十年代就让我们跟着收音机学英语。1980年元旦，他花了全家半年的收入买了电视机，放在人武部家属院里给大家观看。他会理发、会木工，拖鞋都是自己做的；他组织老年自行车队活动，甚至到太原参加全国骑游协会；他学摄影、学电脑、学上网，看到我们开汽车还想学。

就是这样一位充满活力的老人，在1991年的深秋，郑重地铺开信纸，为战友们争取应有的荣誉。读着信中那句“不要忘记我们”，我忽然理解了父亲——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那些同样奉献一生的战友们发声。

2018年，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时任平湖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国华在告别词中说：“钟校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忘年交王少林写道：“一个人终有告别的那一天，如果有人会想起他、纪念他、敬仰他，那就是他的人生价值所在！”

重读这封尘封二十多年的信，我终于明白：父亲执笔的不仅是一封请求信，更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初心的坚守、对战友的深情、对军队的挚爱。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党和人民，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这把从日军手中缴获的叉子，这个装在家的举报电话，这封为战友争取荣誉的信——就是父亲留给我最珍贵的遗产。

信中，父亲和战友们写道：“大家衷心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都愿发挥余热，继续发扬革命传统，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培养下一代而努力。”他们也确实做到了。

信的末尾是“浙江省平湖市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离休干部签名（附上大家的签名2页）”。父亲爱做好事，他执笔的这封信是为这2页签名的离休干部所写。

原来，父亲一直都在用生命书写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这封信，不过是其中平凡却闪光的一页。透过这封信，我看到了一个老战士对军队深深的眷恋，一个共产党员对信仰的终生坚守。这种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后辈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行。

——原载2025年11月5日《嘉兴日报•平湖版》（稍作补充）

作者系国家税务总局平湖市税务局一级主办、经济师， 民盟平湖市宣传信息委员会主任， 市政协独山港镇委员小组副组长、民主监督员，市作家、民间文艺家、摄影家、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市史志、红楼梦学会会员，市社科专家，市政协第十二、十三、十四届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