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昆明，21岁的杨振宁。（视觉中国）

2008年深秋，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旧址迎来了两位特殊的访客——86岁的杨振宁与夫人翁帆一同走进校园，走进这片承载着青春的土地。

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李红英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起她那天见到的杨振宁：“仿佛重返青春的少年，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她记得，那天杨振宁走过老教室与纪念碑等历史遗迹时，步履轻快，充满故地重游的从容与放松。他一边走，一边轻声向翁帆细数往事，语调温和而低缓。或许那一刻，抗战烽火中的课堂、师友们的青春身影，都在他心中一一浮现。

1938年，杨振宁考入西南联大，在这里完成了4年本科与2年研究生教育，之后又在联大附中任教1年。在多个场合，他都反复强调西南联大对他人生的重要影响。谈及6年求学岁月，他说：“这6年时间，在我一生的学习历程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曾多次地回想过这段时间，我觉得我得到了西南联大师生努力精神和认真精神的好处。”

教育，“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为存续教育火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共同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1月24日起，日寇飞机频繁轰炸长沙。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西迁昆明，于1938年4月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杨振宁报考西南联大时的准考证。（西南联大博物馆供图）

这一年，杨振宁只有16岁，在昆明昆华中学读高二，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以同等学力的身份报考了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博物馆展出过杨振宁当时的准考证，准考证照片上的杨振宁面带稚气，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李红英说，准考证的编号是“0008号”，说明杨振宁报名的时间很早。

这年秋天，杨振宁在2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化学系，后因志趣所在，转入物理学系，自此与物理学结下一生之缘。他很快成为学校中的明星学生。和他同届的外语系学生许渊冲回忆说，杨振宁的物理、微积分能考得满分或接近满分，是当时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

2025年3月18日，昆明，西南联大原教室旧址。（视觉中国）

西南联大的条件极为艰苦。杨振宁曾回忆说：“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响不停。地面是泥土轧成的。几年以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然而，这座在战火中诞生的学府，汇聚了当时中国物理学界的名师：有我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奠基人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有“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中国近代力学事业奠基人”周培源、“中国核物理研究的开拓者”赵忠尧等。在讲师与助教中，亦有如钱伟长、郭永怀等日后声名显赫的学者。

杨振宁接受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物理学教育。他回忆道：“大一物理是赵忠尧先生教的，大二电磁学跟的是吴有训先生，力学则师从周培源先生。”大师的课堂对他影响至深，他曾总结道：“我在西南联大的7年，对我一生最重要的影响，是使我对整个物理学形成了自己的‘taste’。”

“Taste”，译为味道与鉴赏力，但杨振宁对这些翻译不甚满意。他心目中的“taste”更像是一种风格：“一个人要有大的成就，就要有相当清楚的‘taste’。像做文学一样，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各个科学家，也有自己的风格。”

1949年，纽约，杨振宁（左）和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恩师吴大猷（中）、马仕俊合影。（视觉中国）

而塑造杨振宁物理学“taste”的关键人物，则是其本科与研究生阶段的论文导师——吴大猷与王竹溪。杨振宁曾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1941年秋，杨振宁请吴大猷指导其本科毕业论文。吴大猷递给他一本《现代物理评论》杂志，让他钻研其中一篇有关分子光谱学与群论的文章。由此，杨振宁初次窥见群论这门探索对称性的数学分支在物理学中的美妙应用，并产生了浓厚兴趣。此后，杨振宁一直关注对称性问题，这为后来他与李政道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奠定了基础。

而王竹溪则为杨振宁打开了另一扇大门。1938年，王竹溪27岁，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毅然归国任教于联大。王竹溪当时在学校很有名。大约在1940年，读本科的杨振宁就慕名聆听了王竹溪关于物理学前沿“相变”理论的讲座，所讲内容虽未能全然领会，却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

近10年后，1951年，杨振宁写下他第一篇关于相变的论文时感叹，这粒种子终于开花结果。“听王先生的演讲这个经历，对我的研究工作有了长远的决定性影响。”直到晚年，杨振宁还保留着听王竹溪讲课时做的笔记。

李红英说：“西南联大物理学系汇聚了众多具有国际视野的物理名家，杨振宁正是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学习与研究，博采众长，从而拥有了国际前沿的学术视野。”

辩论，“找到了做科研的感觉”

从1940年10月起至1941年2月，日军对唯一的国际援华陆路通道滇缅公路发动了20多次空袭。其间，西南联大的经济状况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中。当时在西南联大考察的英国科学家、中国科学史研究学者李约瑟说，教授们“不得一温饱”——工资待遇只增加7倍，而云南的生活费已增加了103倍。

即便在这样的困境中，杨振宁还是在吴大猷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群论与多原子分子的振动》，顺利毕业。1942年，他又进入西南联大的清华大学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物理学部读研，师从王竹溪。

像其他院系的师生们一样，物理学系师生的生活也是捉襟见肘。吴大猷夫妇住在距离学校约5公里的岗头村，为维持生计，在家中养了几头猪。但有一次，吴大猷乘马车回学校的路上，马突然受惊，他从马车上跌了下来，卧床长达一个月。他出院后，夫人又病倒了。家中的猪无人喂养，吴大猷只好将其卖掉，他无奈地说：“也无心计算为喂猪买了多少糠，花了多少钱，到底是赚，还是蚀？”

由于研究生补助金已经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多数学生选择走出校门，找一个临时工作赚钱，杨振宁也不例外。1943年下半年，他在父亲的介绍下进入昆华中学兼课，和他一起的，还有同班同学黄昆和张守廉。他们三人合住在昆华中学提供的宿舍里，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友，被称为物理系“三剑客”。

1992年，北京，西南联大“三剑客”的合影。左起依次为黄昆、张守廉、杨振宁。（西南联大博物馆供图）

当时西南联大校园不供应开水，“三剑客”每天上完课就到茶馆里去，一边喝茶，一边辩论。茶馆的客人形形色色，他们的讨论声通常是最大的。有时候，他们会突然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察觉到自己的声音太大。但杨振宁后来回忆：“这种意识并不一定使我们停止辩论。”

有一次，为了弄明白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含义，“三剑客”在茶馆里从白天辩论到晚上。回宿舍时已是晚上10点，宿舍熄灯了，他们又点亮蜡烛，翻出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等资料来看，看完又接着辩论。

杨振宁说，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不是在美国做研究，而是当时和黄昆同住一舍的时光，因为正是这些不会停歇的辩论，让他“找到了做科研的感觉”。

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李红英说：“艰难方显勇毅，西南联大之所以有卓著的育人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不是在象牙塔里办学。即使在中华民族最黑暗的岁月里，学校的教学活动也没有停止，反而催生了既自由又严谨的学术之风。”正如杨振宁回忆时说的那样：“我们的生活是十分简单的，喝茶时加一盘花生米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可是我们并不觉得苦楚：我们没有更多物质上的追求与欲望。我们也不觉得颓丧：我们有着获得知识的满足与快慰。这种十分简单的生活却影响了我们对物理的认识，形成了我们对物理工作的爱憎，从而给我们以后的研究历程奠下了基础，这是我们当时所没有认识到的。”

精神，“千秋耻，终当雪”

西南联大师生们面对的绝不仅仅是经济困难，还有生命的威胁。学校多次成为日军的轰炸目标，敌机在宿舍、实验室与图书馆上空投下炸弹，校舍损毁严重，满目疮痍。

面对日寇侵略，西南联大以校歌明志：“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这句歌词，是乱世中的最高学府对学子们的殷切期望。

年轻的杨振宁也常常哼唱一首歌——《中国男儿》，在学校走路时哼，在家做功课时也哼：“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许多年以后，正值古稀的杨振宁说，这首歌应该成为邓稼先纪录片的配乐。

是的，杨振宁与童年挚友邓稼先也在西南联大重逢了。日机频繁空袭，“跑警报”成为日常。两人曾并肩背诵《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古战场的苍凉与山河破碎的现实交织，在这对至交好友的胸中激荡起相同的悲伤与愤恨。

1974年，北京，杨振宁（右一）与好友游览颐和园。从左至右依次为黄昆、邓稼先、黄宛、周光召、杨振宁。（新华社发）

“家国危亡之际，正是这份深沉的爱国心支撑着联大师生，将知识视作救亡的武器，于绝境中探寻希望。”李红英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这同样可以解答，为何仅存续8年多的西南联大能创造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师生中涌现出2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8位“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杨嘉墀、邓稼先、朱光亚和屠守锷），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郑哲敏），以及170多位院士。

直到今天，谈及西南联大，还流传着“五大才子”的说法：“湖北朱，安徽杨，外加许二王，理文法工五堵墙。”其中“安徽杨”就是杨振宁，其他四位分别是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朱光亚、我国翻译界泰斗许渊冲、我国财政金融学界泰斗王传纶以及中国卫星和卫星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他们如同五座难以超越的高墙，代表了西南联大育人的卓越成就。如今，杨振宁故去后，“五大才子”仅王希季一人健在了。

不仅如此，就连联大附中也是群英荟萃。1944年，杨振宁取得硕士学位，进入联大附中执教“范氏大代数”。学生中，有杜聿明之女杜致礼，后来成为他的夫人；有哲学家冯友兰之女冯钟璞，日后以笔名“宗璞”成为著名作家；还有沉默少言的罗广斌，多年后创作了《红岩》一书。

1945年8月28日，杨振宁远渡重洋，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他离校1年后，西南联大完成了历史使命，正式结束。但西南联大赋予他的精神火种，始终燃烧。

2017年11月，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纪念大会上，杨振宁再度吟诵了那句歌词：“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杨振宁感慨：“今天，远超过那个时代了，可是，还是须人杰。”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他用一个世纪的探索与成就，为战火中那声“须人杰”的呐喊，写下了一个杨振宁式的圆满答案。

《环球人物》记者 牛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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