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来自美国的“老天津通”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过天津了。”提到天津，美国知名汉学家贺萧（Gail Hershatter）自然而然用了这个“回”字。半个世纪前，她曾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天津老城狭窄的街巷间，搜集近代工人生活的点滴。

多年以后，当她再站在天津街头，却已经难以找到方向。“似乎我所调查的、作为我历史研究背景的城市现在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历史遗迹，只存在于旧文件和人们的想象中。”贺萧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我不再被视为一个‘老天津通’。”但她曾研究以及见证的那些历史，都已经留在了她所书写的著作里。

汉学家贺萧2015年摄于上海。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作为最早到中国大陆留学的美国学者之一，贺萧不断深入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以史学家的洞见关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与性别史，尤其聚焦于工人、妇女及其日常生活。她撰写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中国妇女在漫长的20世纪》等著作，让她成为美国的中国妇女与性别史研究开拓者之一，在学界引起深远回响。

1986年，根据在南开大学留学期间针对20世纪上半期天津工人所作的研究，贺萧出版了《天津工人：1900—1949》，这成为中国劳工史与城市史的经典之作。它曾于多年前出版过中文版，但很快绝版，只存在于读者的口口相传之中。近日，这部作品再度与读者见面。

“去中国越难，我就越想去”

1975年夏天，已经扛起中国工业化大旗、正在红火进行工业会战的大庆油田，迎来了一伙对什么都好奇的美国人。他们从大庆开始，走过长春、沈阳、大连、哈尔滨，惊讶地发现东北每家国有“单位”都像是一个自成一格的小社会，运转着，呼吸着，展示着一个正在努力自我叙述的国家形象。这群人中，就有贺萧，她至今都记得，代表团里一位成员的太阳镜不慎遗失在大庆，本以为它就这样留在中国东北土地上，没想到几天后，在几百英里外的另一座城市，那副眼镜由专人亲手送还给她。

那时还在读硕士的贺萧并没意识到，自己正在见证历史，不过半年，美国第三十八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将踏上中国的土地，历史性会面即将上演。而对自己在中国的游历，贺萧只是觉得“不够”，对于她这个对中国有浓厚兴趣的历史专业学生，3周的访问远远不够。

贺萧对中国的兴趣起始于1970年，她刚读大一时，和当时美国许多大学生一样，她加入反对美国发动越战的运动，质疑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就在她读大一的下半学期，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小球”推动了“大球”，贺萧发现，突然间，“报纸上充满了对中国的正面报道”。她开始疑惑，为何在自己受教育过程中，对亚洲特别是中国的了解如此之少，她接触中国历史的唯一经历是在初中时读过赛珍珠的小说《大地》。看了报纸上的报道，她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于是开始选修中国语言、文学、历史等所有她能找到的中国课程。尽管那时，护照上还明确写着“不适用于前往中国”。贺萧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去中国越难，我就越想去。”

大学毕业，贺萧加入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终于在1975年等来了第一次到访中国的机会。4年后，中美正式建交，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开始积极开展活动，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帮助美国学生前往中国留学，正着手写博士论文的贺萧马上递交申请，得到了前往南开大学的机会。贺萧记得，她和另外几个美国留学生一起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待了大约三周，体检、学习适应新环境的课程并等待各自的大学准备好接收他们。当他们登上前往大学的火车，带着一床被子、一个脸盆和一个装满豆子的枕头，她猜想，他们这几个人在当时一定是个奇观。

到了天津，每次走上街头，都会引起人们的极大好奇。为了避免被围观，也为了适应当地天气，她放弃了从美国带来的衣服，穿上了校园里中国学生常穿的服装，甚至有点“矫枉过正”，显得很“老派”。

在贺萧记忆里，1979年的中国大学校园，处处涌动着独特的勃勃生机。人们对带有批判色彩的文学作品抱有极大热情，文学杂志可谓“洛阳纸贵”。谁要是弄到一本刊登了某篇争议小说的杂志，立刻就会成为焦点——大家争相传阅，排着队等候，每个人只有2小时阅读时间，哪怕只能排到凌晨一点到三点这个“垃圾时段”，也甘愿熬夜读完，再小心翼翼地传给下一个人。看着同学们借着这些小说展开激辩，探讨国家当前的问题与未来的方向，成了那段岁月里贺萧特别感兴趣的事情。

中国学生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贺萧成为他们“看美国”的窗口——物价怎么样？有哪些社会问题？普通人的愿望是什么？家里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每天晚上，宿舍一楼的公共电视机前总是坐满了人，大家一块儿追《大西洋底来的人》和《红与黑》。

贺萧甚至能从他们的问题里，反推出世界史课讲到哪里了。“美国学生怎么看待乔治·华盛顿？”她就知道，课上讲独立战争了，改天又有人来问亚伯拉罕·林肯，那一定是讲到南北战争，再过几天，“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名字一出现，就不难猜到，二战部分大概快上完了。被这样认真地请教，有时贺萧心里也泛起一点微妙的为难，她不好意思说：“很多美国人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并不像我们本应达到的那般熟悉。”

贺萧刚进入南开大学的1979年，中国刚恢复高考不久，她有很多同学是下乡知青，他们一边回望自己以往的岁月，一边好奇着中国以外的世界。贺萧感慨：“我们之间对话所展现的开放性、辩论和变革的能力，至今仍是我心中积极参与知识交流的重要典范。”

“研究范围与我的初衷大相径庭”

在南开大学研究天津工人，对贺萧来说算一个幸运的意外。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第二波女权运动和“让不可见者可见”（make the invisible visible）呼声正高涨，女性历史领域得以启蒙发展。在研究生阶段，贺萧先是参与了一个关于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罢工女工的研究项目，后来又对1949年前上海棉纺厂的女工进行了一些研究。来中国前，她打算深耕女性史，于是选择天津这座1949年前中国的第二大工业城市，尽管对它知之甚少，这个看似偶然的选择，最终为她打开了一个丰饶且充满趣味的研究世界。

原本她计划寻找天津女工，做一个类似在埃尔帕索所做的项目，但不久就发现，研究计划与实际情况发生了冲突——尽管1949年前上海的许多棉纺厂工人是女性，但中国北方女性进入工业劳动力市场的速度较慢，直到20世纪40年代占工人的比例也小得多。于是贺萧意识到，博士论文研究不可能只关注女工，她开始广泛调研天津工人。她了解到天津一个名为三条石的地区曾有许多小型铁作坊，1949年后建立了一个展示小作坊里工人苦难生活的博物馆，里面保存了大量账簿和记录，尽管已经对公众关闭，但是允许贺萧这样的学者查阅资料。贺萧还对天津运输工人感兴趣，天津曾是全国货物的主要转运点，那个时代的运输工人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混混儿”，有特定的穿着、帮会暗号，用极其复杂的黑话交流。这三部分截然不同的工人群体成为她的研究重点。

1979—1981年居住在天津的这段时间，贺萧每天骑着自行车，花大量时间去南开大学图书馆阅读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地方报纸，到三条石博物馆或者老棉纺厂档案室查阅资料，访谈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工作的退休老工人，摸清了1949年以前天津工人日常生活的历史场景，在这个过程中，她慢慢听懂了天津方言，甚至学会一些本地俚语。

如今翻开《天津工人：1900—1949》，并不会感觉这是一本晦涩的学术论述，而更像是从衣食住行、家庭结构、卫生健康、婚丧礼仪到节日风俗等诸多方面对天津工人生活的细腻深描。甚至包括女性所要面临的“额外卫生问题”——月经，包括工人如何在工头的默许或配合下通过“泡蘑菇”（消极怠工）反抗恶劣的工作条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深究”，城市的“隐痛”得以浮现。在这个惊心动魄却一直以来鲜为人知的近代天津工人世界，正如贺萧自己所表述的，“随着我研究的进展，研究范围变得包罗万象，与我的初衷大相径庭”。

对天津工人的研究，意外引出了贺萧的下一个研究项目——在阅读20世纪30年代天津国民党社会事务局的社会统计数据时，她注意到女性棉纺厂工人并不多，但妓女数量几乎是前者的两倍，尽管这些统计数据可能并不特别可靠。这让她意识到，在一个有许多男性移民且工业类工作到很久以后才对女性开放的城市，许多女性最终从事了性工作。于是，在完成天津工人研究后，贺萧转向了本来就感兴趣的女性史学研究，并把目光对准了底层女性。

最初她打算研究20世纪的上海、天津和另一个城市，但这个计划过于庞大，而上海的资料又比其他地方丰富得多，于是她把目标缩小到上海。这便是中国读者熟知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它也是首部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琼·凯利女性史纪念奖”的非美国妇女史研究作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值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掀起新的思潮，与费正清、列文森等第一代中国学研究者“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模式不同，第二代研究者转向一种更加真正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植根在中国而不是西方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在新思潮影响下，再加上历史学家斯科特提出的社会性别理论，贺萧、伊沛霞、高彦颐、曼素恩等美国的中国妇女研究者把被遗忘、被忽视了数千年的妇女从历史中找寻了出来，更从社会性别角度，重新解说了中国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她们拿出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等著作开创了新一代学术景象。

贺萧研究娼妓这个颇为敏感的话题比研究工人要困难得多，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她用10年时间尽可能多地收集信息。资料来源有两类——改造好了的收容人员口述以及大量书面材料，例如报刊、档案、文章中对此话题的谈论；各类指南和书籍。她发现，除了20世纪40年代各种改革运动期间警察的审问，很难听到妓女自己的直接声音。

贺萧说：“大多数女性对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最终位置几乎没有控制权。”对她来说，这些女性如何应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才是她最想知道的。

“人们不该期望事情

能在一夜之间改变”

博士毕业，贺萧进入高校教授中国历史，她发现教材中有个问题：“尽管当时农民占人口的80％，但我们80％的历史材料都是关于城市人，我们对农村人却了解甚少。”作为历史学者，她对类似“大跃进”这样的重大运动如何影响中国农村有了一些了解，也知道农业集体化、改善的医疗保健以及稳定的社会也影响了农村生活。但在她触目可及的范围内，中国农村女性始终是一片空白，不论是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此前的研究都属于城市女性。

1992年，她结识了可以称为中国妇女研究先驱的学者高小贤，高小贤在陕西农村度过童年和大部分青年时光。两人一拍即合，决定一起开展项目，从女性视角出发，探求农村社会转变对妇女生活产生的影响。从1996年开始，两人的调查断断续续进行了10年，她们走访陕西数个村庄，访问了70余位65—75岁的老年农村妇女，寻找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期间的女性记忆。

这些记忆既有日常的鲜活、人生的复杂，也有新旧秩序变换中不同习俗带来的无措。贺萧至今记得接生婆刘西罕的故事——刘西罕出生在1906年，7岁开始做家务，给做产婆的母亲打下手，14岁嫁人，自然而然开始从事接生。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国家对旧式产婆的培训，她成为地方接生站的领导。有文件记载，到1955年为止她接生了41个孩子，其中无一例“四六风”，也无一位产妇发生产后疾病。技术过硬，人又热心肠，带头宣传实践新政策，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她都是国家培养的新式女公民典范。可人们都说，刘西罕最终死于接生。

在一次诡异的接生事件之后，缠扰不去的噩梦拖垮了她的身体，她很快便去世了。

贺萧感慨，几十年之后，已无人能确定她精神创伤的确切来源。但至少可以看出，知识、观念与行为以难以简单归纳的方式流动，而宏大叙述并不能涵盖这一切。“人们不应该期望事情能在一夜之间改变。”贺萧说，即便是国家重大举措或是重大政治事件，也必须与每个人在基层的现实生活相抗衡。作为历史学家，贺萧关注大历史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通过聆听农村妇女自己的讲述，贺萧探究中国女性内心最深处的东西。例如，她们在失去丈夫之后，愿意以旧社会“从一而终”的思想获得尊重、提高社会地位，也愿意接受性别平等的思想，通过从事劳动获得尊重。访谈时，贺萧惊讶于那些农村女性讲故事如此生动，她经常听得津津有味，于是尽量直接采用她们的语言进行写作，而不是“用冷漠的学术语言总结她们的故事”。

2011年，贺萧根据中国农村老年妇女口述历史而撰写的《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出版，并在当年再次获美国历史学会“琼·凯利女性史纪念奖”。回忆那段延续10年的访谈和调研，贺萧非常想念每天一起设计问题、找访谈对象聊天、晚上共同探讨困惑的高小贤，这位一生致力于改善中国农村女性状况的学者于今年4月去世，享年76岁。

如今贺萧已经退休，她见证过历史，参与过历史，更书写历史，所以总戏言自己也是历史的产物。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研究中，此地发生的变化，远比同期美国剧烈得多，社会和学术与往日都有很大不同，贺萧要在一个稍显平稳的环境里，一直关注一个不断发生巨大变化的国度。她感慨：“试图追踪一个如此复杂社会中的变化，实在令人谦卑。”也正因如此，她的研究仍未陷入枯竭。

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她穿梭于历史档案深处和鲜活田野现场而完成的专著，都建立在她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理解和关切之上。站在更为纵深的历史维度，贺萧在亲历种种变迁和极具丰富解释感的世界中，依然关注着中国，继续寻找新的研究项目。在这数十年的历史研究里，她始终想要说的是：“中国社会变化的复杂性让我深信，一个人不可能理解一切，唯有持续的对话、合作和交流才能催生真正的新知。”

发于2025.11.3总第1210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