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5年10月19日，吴玲玲看到石溪分校师生在黑板上写满了对杨振宁的悼念。黑板下摆了一排花。（受访者供图）

杨振宁逝世的消息迅速传到了美国。

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以下简称石溪分校）留学的“00后”吴桥城心中一惊。他原本学的是计算机，两年前决定到石溪分校攻读物理。签证官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因为杨振宁。我想去他奋斗过的地方继续他的工作。”由于时差，等吴桥城确认了偶像逝世消息的真实性时，美国已是10月18日凌晨，他从床上爬起来，到杨振宁生前工作过的办公室前献了一束花，又默默地在楼下的黑板上写下一句：C.N.Yang, Good Night.（杨振宁，晚安。）

第二天，住在石溪分校附近的华人吴玲玲散步时发现，那块黑板上已经写满了对杨振宁的悼念，有中文，也有英文。给杨振宁献花的人，也不只是中国留学生，还有许多外国面孔。

石溪分校物理系很快举办了一场纪念活动。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乔治·斯特曼（George Sterman）发言时，身后的屏幕上写着：“永远不会再有另一个弗兰克·杨了。”弗兰克是杨振宁的英文名，石溪分校的老同事们仍然习惯这样称呼他。

“全世界都在‘嫉妒’我们”

1965年，一个轰动美国学界的消息传来：杨振宁决定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到石溪分校任职。

“石溪分校请到了杨振宁，全世界都在‘嫉妒’我们。普林斯顿的人还说他们‘拼死也要留住他’，但杨振宁想换个环境。”石溪分校教授、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前所长皮特·范尼乌文赫伊曾（Peter van Nieuwenhuizen）这样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那一年，杨振宁赴美整整20年了。

抵美的最初3年多，他在芝加哥大学度过。开启“新地图”的契机是1949年，被称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应邀到芝加哥大学作学术演讲。杨振宁对他讲的话题很感兴趣，于是加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物理学大师恩里克·费米告诫杨振宁，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很不错，却不宜久待，因为那是一座象牙之塔，研究的方向太理论化，“很容易向形式主义转变，最后与物理学的实际问题脱离关系”。杨振宁计划只在那里待一年。

1950年8月26日，杨振宁与杜致礼结婚。（视觉中国）

然而1950年，奥本海默邀请杨振宁长期在普林斯顿工作时，他却打破了此前的计划，决定留下。原因有些浪漫：1949年圣诞节假期，他和同事在普林斯顿一家中餐厅吃饭，与他在西南联大附中教过的女学生杜致礼不期而遇。两人互有好感，开始约会了。正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离杜致礼念书的学校比较近。

1957年，杨振宁（右）与杜致礼的肖像照。（艾伦·理查兹 / 摄,图片来自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谢尔比·怀特和利昂·利维档案中心。）

这一待就是17年。

杨振宁一直记得费米的忠告，因此常去不同的大学访问，掌握“象牙之塔”外面的物理学新发展。这一时期成了杨振宁的学术黄金时期。最著名的成果当然是他和李政道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

当地时间1957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右）和李政道。（视觉中国）

两人的论文在1956年10月1日发表时，大部分物理学家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但很快，一位华人女物理学家吴健雄的实验证实了宇称不守恒。在论文发表一年后，1957年，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速度之快，获奖者之年轻，在如今都是难以想象的。

1957年，杨振宁肖像照。（摄影师不详，图片来自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谢尔比·怀特和利昂·利维档案中心。）

然而物理学界有个“段子”：宇称不守恒只是杨振宁的“第二成果”。哪个是“第一”的呢？“杨—米尔斯规范场论”。

范尼乌文赫伊曾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杨振宁在普林斯顿工作时，每年夏天都会去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在那里遇到了鲍勃·米尔斯。“杨振宁多年来都在进行非阿贝尔型的麦克斯韦理论研究，每年都前进一点，但总是没有完全成功。最终在和米尔斯的合作中，他们于1954年一起完成了这个理论。”

“杨—米尔斯规范场论”被认为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石之一。

多年后，许鹿希讲道：“邓稼先对于杨振宁先生在学术上的造诣十分推崇。他多次对我和朋友们说：‘如果不是诺贝尔奖规定每人只能在同一个领域获得一次的话，杨振宁应当再获得一次诺贝尔奖。’”

如此成就，让年轻的杨振宁在学界备受瞩目。1965年，物理学家约翰·托尔成为石溪分校校长，他想方设法邀请杨振宁加入。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得知杨振宁有离开的想法，就开始琢磨如何把他留住。“他们想过让杨振宁接替奥本海默当院长。奥本海默亲自找他谈，他说‘让我考虑一下’。后来他告诉对方：‘我不确定我能胜任，但我非常确定我会讨厌这份工作，或者我会是个糟糕的院长。’杨振宁的拒绝，对他们来说是个打击。”范尼乌文赫伊曾说。

1954年，杨振宁的长子杨光诺与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合照。杨振宁曾十分惋惜自己没有与爱因斯坦合影。（商务印书馆7.2021年出版《杨振宁传》（最新增订版））

普林斯顿至今仍留着杨振宁的印记。“学校里有个喝茶的地方，墙上还贴着杨先生的照片。”博士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现任中国科大教授的胡森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杨振宁当年的工作是奠基性的，“普林斯顿现在的核心人物爱德华·维腾，实际上和爱因斯坦、韦尔、杨振宁的对称性思想依然一脉相承”。

“因为杨振宁，它一下子成了灯塔”

2008年，石溪分校教授贾江涌（右二）与杨振宁（右一）合影。（受访者供图）

石溪分校教授贾江涌记得，2008年，杨振宁到石溪分校作学术报告，现场来了近千人。报告结束后，许多学生还跟在杨振宁身后求签名。“当时校长感慨，从没见过哪个做学术的人会受到如此多人追捧。杨振宁身上有一种明星效应。”贾江涌说。

这种特质从1966年杨振宁加入石溪分校开始便展露无遗。

当时，他着手开创一个全新的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所并不出名，但因为杨振宁，它一下子成了‘灯塔’，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因为他在这里，所以他能吸引任何他想要的人来。”范尼乌文赫伊曾说。

可当年，范尼乌文赫伊曾第一次接到杨振宁的邀请时，却拒绝了他。因为石溪太偏僻了，他受邀来参观，看见一片泥地。他的一只鞋丢在了泥里，只能光着一只脚，踩着泥，在朋友的搀扶下走出去。“现在的校园很美，但那时它又丑又荒凉。”

杨振宁也曾扪心自问来到石溪分校是否是明智之举。“每次，我都得到同样的答案：是的，我做得对。象牙塔毕竟不是整个世界，为建造一所新大学而出力，这种挑战是令人兴奋的。”

杨振宁又给范尼乌文赫伊曾打电话，邀请他再来一次。最终，1976年，范尼乌文赫伊曾加入了石溪分校。“多年后，我接替杨振宁成为研究所所长，发现如果有人拒绝了我的邀请，我放下自尊心再去联系那个人，说服他来，真的挺难的。我一点也不喜欢那种感觉，而杨振宁似乎完全不在意——他总是积极面对，再次邀请，往往就成功了。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斯特曼后来接替范尼乌文赫伊曾，成为第三任也是现任所长。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杨振宁是一位极具个性的科学家，一生之中曾帮助过许多人。

对此，范尼乌文赫伊曾也深表赞同。1976年加入时，范尼乌文赫伊曾还是助理教授，提出了“超引力”理论，杨振宁尽心尽力帮他获得学界认可。“那时我们并不是学术中心，而那些身处中心的人通常并不喜欢新来者。如果有一个愿意支持你、帮你说话的人，那非常重要。”

在石溪分校，杨振宁是严肃的。他从不多言，从不浪费时间：开教师会议，只讨论最核心的事项，通常5到10分钟就结束，“而现在的会议常常要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给别人写邮件，一般只写两三行，没有铺陈，没有客套，总是直奔主题。

石溪分校物理系系主任、韩裔物理学家郑昌基（Changkee Jung）记得，有一次，他给杨振宁发邮件，邀请他来家里烧烤。杨振宁只回了一句：“I will come.（我会来。）”烧烤前一周，他又发邮件提醒，杨振宁又只回了一句：“I said I will come.（我说过我会来。）”

写论文时，杨振宁也是如此——把所有多余的修饰都去掉，只专注于一个问题中最核心、最直接的部分。这使得他的论文篇幅短小、内容精炼。当年写博士论文时，他第一次只写了3页，泰勒几次打回去让他写长点，但他惜墨如金，最终也只写了10页。

但杨振宁也有活泼的一面。“在理论物理界，许多成名的学者往往非常傲慢，只愿意和极少数人交流。杨振宁先生不是那样的人。”郑昌基说。他会和人开玩笑，也擅长促进沟通，喜欢开放交流。有一回，他在理论物理研究所和数学系之间举办了一个联合讨论会，定了一个规则：如果讲者是物理学家，那么只有数学家可以提问，物理学家不能提问；如果讲者是数学家，那么只有物理学家可以提问，数学家不能提问。

在石溪分校，杨振宁的另一大成果“杨—巴克斯特方程”，开辟了物理和数学研究的新方向。许多研究数学物理的人，正是受其影响。胡森说：“数学跟物理曾经脱节了近50年。因为杨先生的工作，使得规范场跟几何里边的内容全都对上了，让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重新理解彼此。”

“何须惆怅近黄昏”

1997年，贾江涌初到美国，在石溪分校念物理系。他联系杨振宁的秘书说，自己这一届有3个大陆、3个台湾的中国新生，能否请杨振宁先生拨冗来交流一下，为他们未来的科研方向、职业发展提一些建议。杨振宁欣然同意。不过最终，这次交流未能成行——杨振宁病了。

这年11月8日，杨振宁在家中突然感觉胸闷，去医院检查，发现心脏大血管有7处堵塞。医生建议，立即进行心脏搭桥手术。

早在60岁时，杨振宁就意识到，人生是有限的，而他想做的事情还很多。70岁生日庆祝会上，他引用陆游的诗句“形骸已与流年老，诗句犹争造化工”来表明自己的雄心壮志。

“我是1987年来的石溪分校，那时杨振宁已经60多岁了，却仍像研究生一样努力工作。他会把细节一项项算清楚，对于把系数写对、把一个模型的细节弄明白，依然感到兴奋。”曾任石溪分校物理系研究生招生主任的雅各布斯·维尔巴斯霍特（Jacobus Verbaarschot）说。

1997年11月中旬，杨振宁的心脏搭上了四条“桥”。手术很成功，但回忆起来，他的感觉是“奈何桥边猛回首，此身犹在堪惊”。

1999年，杨振宁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退休时，校方为其筹办退休研讨会的大合照。（受访者供图）

他决定于1999年退休。这年1月，他在石溪分校的理论物理研究所上了最后一节课；5月，新所长范尼乌文赫伊曾为他筹办了退休研讨会，“当时来了很多人，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场面很盛大”。那天留下了一张流传甚广的学界大合照，杨振宁站在C位。

就在退休研讨会的晚宴上，石溪分校校长肯妮宣布：理论物理研究所即日改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

“后来有人告诉我，杨振宁说我们不应该这么做，而应该用这个命名的机会来吸引富有的赞助人。然而，回想起来，这是一个正确的举动。我们将杨振宁的名字高高举起，当作我们的旗帜。”斯特曼说。

晚宴上，77岁的杨振宁最后上台讲了话。他引用了两句诗，如今也被石溪分校的师生写到了那块用来悼念他的黑板上——那天，他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紧接着，他又说：“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