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小时候学语文，都听过“三怕”：一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树人。在这“三怕”里，可能又数周树人让人犯难。鲁迅的文字不仅文白交杂、不时穿插方言，更重要的是往往联系着他当时当刻的思想与情绪。理解鲁迅写作的“语境”，才是走进鲁迅文字的钥匙。

“重新理解语文课”专栏来到了第10期。彪老师说，她最近正好在讲鲁迅的《藤野先生》，鲁迅在这一名篇中回忆了在日本仙台的留学生活，在这段至关重要的日子里，鲁迅与藤野先生的交往，在思想层面也发生着“弃医从文”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古今中外既有的研究、历史记录已有很多。但彪老师关注的，更多的是如何让学生在课堂上对这种转变产生“同情之理解”。

语文课上，讲完了《藤野先生》中的核心事件，我问了学生一个问题：

“如果让你给这篇文章重新拟一个名字，你觉得还可以叫什么？”

我请学生将讨论后的答案写在黑板上，很快，黑板被他们写满了各种奇思妙想：

《我在仙台学医的日子》《仙台回忆录》《重生之我在日本弃医从文》《回忆我的恩师》《藤野严九郎二三事》《我的解剖学老师》……

提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引导学生关注，这篇回忆性散文中，除了记述了我和藤野先生的相识相处，还有很大的篇幅都在记录“我”的求学经历和人生选择，这也就是教参上所说的“明线”与“暗线”交织。黑板上学生的答案一眼看上去五花八门，但仔细一看，就能发现学生已经读出了这篇文章的双线结构：

《回忆我的恩师》《我的解剖学老师》等题目关注的是本文的明线，也就是“我”和藤野先生的交往；《我在仙台学医的日子》《仙台回忆录》《重生之我在日本弃医从文》等题目则关注到了文章暗线，也就是“我在异国他乡逐渐觉醒的心路”。

可见同学们已经感受到，这篇文章不只是纪念一位老师，而是在回答“周树人怎样成为鲁迅”的问题。因此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把《藤野先生》当成鲁迅自传的一部分。

说到这里，我给同学们展示了《朝花夕拾》的目录及其写作时间，问大家：“你们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作者供图。

学生看着这份创作时间表，一开始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无非是一两个月写一篇。但当我把《父亲的病》《琐记》和《藤野先生》圈起来时，学生终于惊呼：“这三篇几乎是一周内写完的！”

这三篇讲了什么呢？讲的就是鲁迅为何想学西医，如何去南京、去东京、去仙台，如何决定弃医从文的故事：

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然而还有“平地木十株”呢，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

——《父亲的病》

原先还有一个池，给学生学游泳的，这里面却淹死了两个年幼的学生。当我进去时，早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还造了一所小小的关帝庙。庙旁是一座焚化字纸的砖炉，炉口上方横写着四个大字道：“敬惜字纸”。只可惜那两个淹死鬼失了池子，难讨替代，总在左近徘徊，虽然已有“伏魔大帝关圣帝君”镇压着。办学的人大概是好心肠的，所以每年七月十五，总请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场来放焰口，一个红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上毗卢帽，捏诀，念咒：“回资啰，普弥耶吽！唵耶吽！唵！耶！吽！！！”

——《琐记》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藤野先生》

读过这两篇文章之后，我们就能理解《藤野先生》开篇的那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实则是起到了承上之“荒诞”启下之“无聊”的作用。见过了给蟋蟀配对的庸医，见过了和尚放焰口的荒诞，紧接着还要见识清国留学生在樱花树下的丑态百出。可想而知，周树人同学心里的失望已经层层累积到了什么地步。而这时，一个颇严谨、又颇热心的藤野先生出现了。

作者供图。

脱离《朝花夕拾》的前后文，很难理解藤野先生对于日本留学时期的周树人的重要意义。当他一路“走异路、逃异地”，见识了许多落后的人，更见识了许多看似进步实则迂腐的人之后，有一个挟着一大摞大大小小的书的、有些古板又有些拘谨的、颇有学究气的教师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万幸，世界这个巨大的草台班子里，还有一个藤野先生。

在仙台的那两年，鲁迅并不只是学习解剖学和临床医学。除了课堂与实验室，他也频频出入留学生聚会、文社活动，与一批思想激进的青年相识，其中就包括后来为革命牺牲的秋瑾。那时的仙台并非政治中心，却是一个思想暗流的交汇处。周树人通过《浙江潮》等杂志接触到了民族启蒙与救亡图存的议题，也正是在此期间，他的民族意识从模糊的忧患感转向了更清晰的反思。最终，在“匿名信事件”和“幻灯片事件”的催化之下，他决定继续“出走”，与藤野先生告别。

写到与藤野先生告别，这篇文章的“明线”与“暗线”汇聚到了一起。

为什么鲁迅没有把文章写成《藤野严九郎》《我的解剖学老师》？

学生自己便知道：因为那样太“单薄”了。

那样的标题只停留在人物传记或职业关系的层面，无法承载“精神启蒙”的意味。“藤野先生”对于鲁迅来说，不只是一个“教授解刨学的人”，不只是一个“关心学生的人”，甚至不只是一个“有学术情怀的人”，更是一个行事风格和理想追求都在那个秩序混乱的环境下显得“认真”过头的人。

所以，当我们把《父亲的病》《琐记》与《藤野先生》并置，看到的不仅是一周内完成的创作奇迹，更是一部浓缩的、充满张力的自我宣言。它讲述了一个人如何从传统与现实的荒诞中突围，如何在人生的“米”字路口中寻找坐标，并最终确认了塑造自己的核心力量的过程。藤野先生之于鲁迅，已不仅是一位恩师，更是黑暗中的持微火者。

而当鲁迅在1926年于厦门重写这段往事时，经历着“女师大风潮”后的纷扰与孤寂，独居于鼓浪屿。北伐军正席卷全国，革命的口号此起彼伏，但他眼中的中国依旧充满麻木与暴力。四十六岁的他，已经历了朋友的离散、学生的误解、舆论的围攻。写藤野，不仅是对一位恩师的怀念，也是对“认真”和内在秩序的召唤，他在反复讲述和确认：我是如何一路走来的，我要如何走下去。

于是，学生那个看似戏谑的标题《重生之我在日本弃医从文》，未尝不是一种理解本文的可能：那个在混乱教室中做出的决定，确乎是一次“精神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