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何占豪，1933年出生，浙江诸暨人，世界著名作曲家，中国杰出音乐家、指挥家、音乐教育家，是当代活跃于中外交响乐坛且留存作品最多、作品知名度最广的作曲家之一。

站上指挥台，指挥棒飞舞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旋律，便像两只蝴蝶般，翩飞在舞台上……92岁的何占豪，至今仍有这样的魔力。66年来，他带着这对蝴蝶，走遍世界，让东西方的音乐完美交融。

回到上海，上海音乐学院附近的家中，那里有独属于他的音乐天地——一间不足12平方米的小书房：窗前书桌上，整齐码着作曲资料与电脑；左右书架上，泛黄的音乐书籍、堆叠的唱片依次排开，泛着光泽的奖杯奖状，透着沉甸甸的分量。

然而最令人惊异的，是书桌背后的钢琴上那个相框，里面是一张已经泛黄的简报——《何占豪：创作梁祝，遗憾一生》。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新中国最成功的管弦乐作品之一，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哼上一段。何占豪为何要把这张写着“遗憾”的简报，日日摆在眼前？

端坐在书房中，何占豪与我们讲起了自己的故事，思路清晰得像精心绘制的五线谱。

何占豪（左）与小提琴家吕思清。受访者供图

一张板凳

1933年，何占豪出生在浙江诸暨何家山头的一个农民家庭。田埂上的戏剧小调，是何占豪童年成长中最鲜活的背景音乐。

他的父亲是绍剧爱好者，祖母是个十足的越剧迷。每当戏班进村，他总是背着一张板凳帮忙抢座位。挤在前排听着戏，那些优美的旋律便慢慢“钻”进了他的心里。

1950年，17岁的何占豪考上了浙江省文工团，两年后转入浙江越剧团。

越剧团常与外国交响乐团开展交流演出，让他触动的是，当中国乐队还停留在十几人的同音齐奏时，外国交响乐团已有近百人规模，多种乐器交织出丰富而立体的音色，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表现力。

我们国家的音乐如何能赶上国际水平？

“要改革！”作为乐队队长，他大胆提出要在越剧乐队中加入小提琴、大提琴等，一时在团里引发轩然大波。因为小提琴演奏不出越剧的风格，遭到了演员们的反对。一位浙江戏剧界的领导也说：“这种东西像酱板鸭一样，拉起来卡着脖子，样子也不好看，哪里有二胡优雅大方？”

面对质疑与反对，年轻气盛的何占豪没有退缩，反而憋了一股劲：“小提琴能奏莫扎特，为啥不能奏我们的戏曲？”

“院团琴师贺仁忠对我说，小提琴上怎么演奏出民族风格，我来教你。”何占豪想起，贺仁忠用《二泉映月》来示范。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何占豪找到了西洋乐器和越剧的融合点，也受到了剧团的欢迎。

那些年，为了更系统地提升技艺，他拜了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的一位高材生为师。每隔一周，越剧团演出结束后，何占豪匆匆赶到杭州城站火车站，坐上6个小时的慢车，直奔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次日午后，再慢车回杭州，正好赶上参加晚场演出。几个面包就是途中三餐。这条两地奔波的求学之路，足足走了七年。

老师建议他考上海音乐学院，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令人意外的是，这位非科班出身的越剧乐手，从一众专业选手中脱颖而出，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小提琴进修班。

宣布结果时，老师坦率地说：何占豪，你技术确实欠一点，但你乐感好。

这句话让何占豪明白——那些在家乡戏台前搬着板凳痴望的夜晚，那些在煤油灯下誊抄越剧曲谱的时光，早已将戏曲的魂深深烙进他的血脉。最珍贵的不是娴熟的技法，而是骨子里对东方韵律与生俱来的乐感。

1957年，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后，何占豪和同学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着，铆足了劲儿想为新中国的音乐事业奉献青春。

然而青年们的热血，很快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一次，他们去上海郊区演出，听说来的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当地农民早早将台下的板凳坐得满满当当，很是期待。

可演出开始后，台下观众却渐渐散去，到最后，偌大的场地里竟只剩下一位老太太。

演出结束后，大家激动地围着她问：“老妈妈，为什么大家都走了，而你这么喜欢听我们的音乐？”

老太太不好意思地说：“你们坐的板凳是我家的，等着散场后搬回去哩。”

“好笑吧？这是真事！”何占豪告诉我们，正是下乡演出时这些来自老百姓质朴而犀利的诘问，真正点醒了他。

“我问农民好不好听，他们说好听。我们说懂不懂，他们说不懂。那我说你们懂什么，他说我们懂越剧、懂沪剧，你们能不能演？”

音乐为谁而作？他心里有了答案。

一对蝴蝶

“所以说，是农民教我写的《梁祝》。”

那次下乡演出后，他提笔用越剧音调写下了“梁祝四重奏”——一个被同学们戏称为“小梁祝”的稚嫩作品。

1958年初，上音管弦系领导刘品提出：“小提琴要为人民服务，就必须走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何占豪和俞丽拿、丁芷诺、沈西蒂、张欣、朱英等同学组成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大家决定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选了三个题，一个是全民皆兵，一个是大炼钢铁，还有一个就是何占豪提的《梁祝》。

“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活动旧照，右四为何占豪。受访者供图

没料到，在一次教学改革汇报演出中，他与同学表演的“小梁祝”得到了当时中央文化部领导的肯定，认为用戏曲音乐做素材来写外国的管弦乐作品，以前是没有过的，这是一条路子。

一开始，从未系统学过作曲的何占豪满口拒绝。为了克服他的畏难情绪，刘品做了许多思想工作。一次，他带实验小组成员去温州慰问演出，特意和何占豪挤一间房，深夜促膝长谈。刘品语重心长地说：“贝多芬、巴赫那些伟大的作品，不都是从民间音乐里提炼出来的吗？他们能做到，你为什么不行？”

第二天何占豪醒来时，刘品已经走了，只在床头桌上留下一盘桔子，下面压着张纸条：“何占豪同学，老师和同学都等着我们为小提琴的民族化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贡献我们自己的青春。”

何占豪突然顿悟。那一刻起，不再是“要我写”，而是“我要写”！

当时，上海人民大舞台正在演尹派越剧《红楼梦》。为了搜集创作素材，何占豪接连几个晚上都去听。

“林~妹~妹~呀”尹桂芳情意笃深的吟腔，让何占豪欣喜若狂：“天哪，这句怎么这么有魅力呀！赶紧用谱子记下来。”

他将越剧的哭腔揉进小提琴的揉弦，把戏曲的板式转化为交响乐的节奏。当主旋律在琴弦上流淌时，整个创作团队都听到了江南水乡的桨声、听到了化蝶时翅膀拍打空气的声响。

何占豪笑着打趣：“后来我和尹桂芳老师说，《梁祝》的主旋律，是从您那儿‘偷’来的！”

玩笑过后，他立刻严肃起来，认真地说：“你们一定要记住，《梁祝》协奏曲不是某个人的功劳，是几代人的劳动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除了他和陈钢作为执笔人，当年的领导、老师，还有实验小组的丁芷诺等同学，都该被记在这本功劳簿上。

1959年5月27日下午，《梁祝》在兰心大戏院正式演出。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全场寂静，何占豪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心想：“坏了！观众是不是不喜欢？”

那几秒的时间，仿佛一个世纪那么长。随后，雷鸣般的掌声汹涌而来。直到谢幕，热情的掌声还在继续。指挥破例地把乐曲的后半部分重奏了一次。

从此，《梁祝》这对“蝴蝶”飞出剧院，响彻世界。2007年，它还搭乘“嫦娥一号”绕月探测卫星飞向太空，留下永恒回响。

何占豪说：“《梁祝》的成功，让我坚定了自己的创作方向——把民族音乐推向现代化。”

一只风筝

那么，《何占豪：创作梁祝，遗憾一生》，到底遗憾在哪？

那是多年前何占豪赴港演出时，香港记者写下的报道：何占豪26岁创作出凄美缠绵、哀怨动人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从此蜚声乐坛名扬中外历久不衰，这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成就竟成了何占豪多年来的遗憾。

“可不是吗？媒体都宣传《梁祝》，把我其他的作品都掩盖掉了！”何占豪有点“委屈”。

毕业后，何占豪留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任教，直至退休。他创作了《西楚霸王》《英雄泪》《陆游与唐琬》《重上井冈》《胡腾舞曲》《龙华塔》等一大批音乐作品，不断推动民族音乐语言的创新、提升民族器乐演奏技巧。这些作品，至今仍在各地巡演。

在何占豪自己看来，他的音乐人生清晰地分为两半：前半程，是“外来形式民族化”的大胆奔涌，把西洋乐器的框架装进中国故事；后半程，则是“民族音乐现代化”的深情回响，让传统民乐跟上时代的节拍。

“咱们的民族乐器多有魅力啊！不同的音区、音色，表达起情感来各有各的妙处。”他聊起民乐，“我一直觉得，只有让民族音乐适应时代、贴近当代人的思想情感，真正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才能被全世界看见。”

他常年钻研民族乐器与交响乐的融合，坚持给每部作品同时创作民乐版和管弦乐版。于是，《临安遗恨》里，古筝的婉转与交响乐的恢弘在历史时空中对话，诉尽千年愁绪；《茉莉芬芳》中，现代作曲技法让传统音色破茧成蝶，绽放全新光彩。

他还盯上了戏曲音乐创新：“国外听歌剧和音乐会的是同一群人，咱们高雅艺术和民间艺术的观众，却像被线隔开。”他提出“戏曲音乐现代化”，在守住传统精髓的基础上，用新手法、现代作曲技术焕新戏曲——比如用交响乐做越剧清唱剧《莫愁女》，改编“音乐活化石”南音成《陈三五娘》，让千年古乐重获新生。

创作和演出之外，做好音乐传承、提携新一辈音乐人，是何占豪多年来的坚持。

浙江绍剧艺术研究院的阮伟惠，算是何占豪的第六代学生。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时，他曾与9个同学结伴求教何占豪。每周六下午，何占豪都专门抽出时间教他们如何将作曲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整整持续了一年。

这样的课程并非分内事，同学们商量着要付学费，却遭到了何占豪的严厉呵斥：“教你们是想你们学好作曲。要报答我，毕业后多写点佳作才是正经。”

何占豪说，音乐事业要像接力棒一样，一棒接一棒地传下去：“我们老一辈作曲家是‘风’，年轻人是‘风筝’。他们需要努力地把自己的‘风筝’扎好，我们才好用自己作品把他们放飞。如果他做不好自己的工作，不把自己的‘风筝’扎好，我这边一放飞，那边‘啪’一下，他就掉下来了。”

他嘱咐年轻人戒骄戒躁：“要记住，艺术家要为人民做贡献。德才兼备的下一辈艺术家，我希望多多益善！”

在他心中，好作品的评价标准就一个——好听动人。“无论绘景或是诉情，横竖越不过一个‘美’字。”

美从哪儿寻？何占豪会不厌其烦地对年轻人说：“去听听地方戏曲，或是民间小调和山歌，答案统统在里面。”

记者手记

“90后”何占豪

92岁的何占豪常年遵循着一份比“90后”更年轻的作息表——每天傍晚，吃过晚饭后先睡觉，夜里10点半起来创作至凌晨3点，然后微微喝一点小酒辅助睡眠，直至自然醒。

他提出采访时间放在上下午都可以，但是要空出下午4点以后。

这是何占豪的锻炼时间。每天下午4点，他总是雷打不动走到附近的公园，开始自创的健身法：前后左右做一套弯腰动作，再是拉筋压腿大步走，全程1个半小时，风雨无阻地坚持了40余年。

时至今日，何占豪仍然经常上台演出，潇洒自如，帅到不行。我们特别好奇他的养生之道。

“我的养生经就八个字——开开心心，不吃补品。”何占豪看了看我们，好像担心我们要完不成任务了，贴心提醒说，“你们这样聊下去，三天三夜都聊不完咯。”

我们不想赘述他有多年轻。精神矍铄、容光焕发，似乎这些词用在他身上都不够精准。

事实上，交谈中，你会完全忽略他的年龄。

他记性很好，从儿时聆听的戏曲到每件作品的创作都如数家珍；他耳聪目明，腰板笔直，并且很能接受新鲜事物，日常已经在用电脑作曲；他思维敏捷，无论什么问题都对答如流，还很幽默……

他是像小太阳一般的人，总是积极、上进，自身充满能量，还能不断温暖身边人。

他讲刚入学时大家主动汇报恋爱状况，讲一代人的单纯和热忱；他讲最初不肯创作时的倔脾气，“怎么办？我逃掉了”，每一个故事都和他笔下的旋律一样，精彩动人。

讲到尽兴处，他哼起民歌小调：“啷个哩个啷……”再问我们：好听吧？

他的眼里始终有光。我相信很多年后，我想起何占豪，都不会忘记这种坚定自信、炯炯有神的目光。

他的老同事曾经说：“老何，这世界上真正幸福的人只有5%，我觉得你算一个。”

26岁创作出《梁祝》，人生的高光时刻早已到来，你以为何占豪的幸福来自他的经历，殊不知翻阅资料才发现，他也曾经历苦难，但因为乐观通达的个性，何占豪始终呈现出明媚、饱满的生命力。

“也许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只要头顶蓝天，脚踩大地，手里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就觉得满足，觉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