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虎。（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陶虎

1982年出生，江西南昌人，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脑虎科技创始人，公司因柔性脑机接口技术受到关注。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副所长，长期从事生命技术与信息技术的交叉融合研究。

对陶虎来说，那是印象极为深刻的一场手术。他创办的脑机接口公司脑虎科技，迎来了一名患有脑胶质瘤的受试者。在切除肿瘤组织过程中，陶虎和团队成员将脑机接口装置贴在患者病灶区，实时采集大脑一边跳动一边放电的信号。

“我们特别激动，全程30分钟，我们只用了七八分钟训练患者，他就能用意念玩贪吃蛇这种小游戏。”陶虎越看越觉得人类脑电波的波形“真漂亮”。

如陶虎所料，脑机接口技术大有可为。短短一两年后，脑虎科技便迎来了新的里程碑：2025年实现癫痫患者对《黑神话：悟空》等大型复杂游戏的精准脑控操作，其反应速度接近正常人使用传统鼠标的操作水平；继去年底成功实现全球首例脑电实时汉语解码后，近期又与人工智能进一步结合，使大脑语言区受损的患者可借助设备以每分钟307字的速度进行超人类语速交流。

目前，脑机接口被认为是解决渐冻症、癫痫、瘫痪等患者神经功能受损的有效手段之一。不过陶虎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不能仅仅将脑机接口当作医疗工具来研究。“它除了能让患者变成正常人，未来也许还能为正常人赋能。等到技术成熟，正常人或许可以借助脑机接口获得超级视觉、超级听觉、超级体能。简而言之，就是把正常人变成‘超人’。”

做最难的传感器

2019年的一天，陶虎临时接到会议通知，匆匆买了张绿皮火车的站票，连夜从上海赶往江西南昌。

此前，江西赣江新区计划发展集成电路相关产业。陶虎当时所在的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正是中国科学院主要研究集成电路的机构之一。“当地派人过来交流取经。我们所里考虑到，集成电路领域做存储器和处理器的企业比较集中，赣江新区不如去发展传感器，以此为突破口，说不定能做到国内领先。”陶虎说。

但具体做什么传感器呢？当时作为传感技术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又是江西南昌人，陶虎被所里派去南昌“打前站”。火车一路轰鸣，他的脑海中渐渐有了一个想法：做最难的传感器——脑机接口。

彼时，陶虎和团队已经做过脑机接口的动物实验，但动物实验只能证明其安全性，很难证明其有效性。“我们希望人可以借助脑机接口实现运动、语言等功能重建。而要在人身上做科研临床，就必须有一家企业来做技术的载体。”陶虎想，国家未来势必会以应用为导向，而不是以发文章为导向，是时候试试自己的研究能否真正落地了。

不久后，脑虎科技在南昌诞生。“脑虎”这个名字，是陶虎的学生取的。“我希望公司名字里有个‘脑’字。我的名字里有个‘虎’字，我是南方人，n、l不分，念‘脑虎’和‘老虎’是一样的。这个名字蛮好玩，也好记，我们就用了。我的名字在其中，是绑定，也是一种责任。”

随着公司的快速发展，2021年，陶虎在上海创办了脑虎科技总部，并请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同班同学彭雷。彭雷此前是阿里巴巴本地生活服务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到脑虎后担任首席执行官。脑虎科技形成了“研发在沪，生产在赣”的模式，并在不久后获得近亿元投资。

2024年底，脑虎科技成功实现全球首例脑电实时汉语解码。

同样是在2021年，科技部发布“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也被称为“中国脑计划”）申报指南，脑机接口行业乘着东风飞速发展。

“我之前既管研究所里的工作，又管脑虎科技的事，还要搞学术研究。但现在这个形势，不再是我分点精力就行的，不管是技术路线的把握，还是各方资源的对接，都需要我全身心投入。”2024年底，陶虎权衡再三，放弃了研究所里稳定且令人羡慕的职位，将全部精力投入脑虎科技。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并非从科研走向创业，而是从已知走向更大的未知与可能；从实验室里确定的光，走向人类智能边界更广阔的尽头。”

“我最大的天赋是刻苦”

科研和创业用的是两种思维，陶虎心里有时也“打架”。

“做科研时，你总是希望自己的成果是最前沿的，并且通过学术文章告诉大家，你是第一个做出来的，你是怎么做出来的，都会写得清清楚楚。这时你往往会忽略成果的良率，哪怕100次中只做出来1次，只要是真的，那就是做成了。但这在创业中就完全行不通，公司必须保证产品的良率，也不会把自己的核心技术往外讲。”

脑虎科技是一家科研属性较强的公司，有65%的员工是科研人员，来自神经科学、临床医学、微电子、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等不同专业。在脑机接口这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团队成员都“服”陶虎。毕竟在大家看来，他的学术经历是一个天之骄子的故事。

陶虎1982年出生于一个教师世家，从小读书就有天赋：16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习精密机械技术；硕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博士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机械工程专业；2010年，到美国塔夫茨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做博士后研究，之后留校任助理教授。

在美国求学期间，陶虎就开始做人体可集成的电子器件。技术路线分为两个维度：一是从可穿戴的到皮肤可集成的，再到人体可植入的，最后到体内可降解的；二是从肌电到眼电再到脑电。随着科研深入推进，后来这两个维度合在一起，变成人体可集成的脑机接口传感器。

2014年回国后，陶虎依旧深耕传感器技术，带领团队在《科学》《自然》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发表80余篇论文，被引用1.5万多次，成为业界有名的权威“大拿”。

“大家总觉得我最大的天赋是聪明，其实我最大的天赋是刻苦。”陶虎说。人们只看到了他的成绩，却不知道过去20年他没休息过一天，不论春节还是生日，他都在工作。“而且特殊的日子里我可能会工作得更好，我好多论文都是在那时投的。”

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没有业余爱好，“运动和文艺的细胞通通没有”，唯独钟情于美食，喜欢重油重辣。他觉得，吃东西是他最便捷的缓解焦虑的方式。“如果我要出去跑步、旅游，那是需要花费多少小时、多少天的事情。吃东西的话，我只需要几块钱买个冰棍，5分钟吃完。”这导致他工作量最重的那几年，体重也涨了不少。他身高173.5厘米，体重一度达到180斤。不久前，他在朋友圈晒了两次打网球的照片，其中一张配文：“我要瘦成一道闪电。”

陶虎在练习打网球。

陶虎减肥选择打网球，倒也不意外。采访中，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西班牙网球选手纳达尔对他影响蛮大。“我尤其欣赏他的精神，不论外界如何评价，不论经受多少伤病，永远像个斗士不言放弃。”

别把黑科技“炒”烂

陶虎时常一个人去吃火锅。三四年前，他甚至一个人去做了近视眼手术。他孤独、社恐、尖锐，不习惯跟任何人有特别亲密的关系。他说这与童年经历有关。父亲是中学老师，母亲是建筑行业工作人员，工作都忙。因此他在两个月大时就被送去幼儿园，5岁开始上学，少有父母陪伴。

这样的性格也使得他认定什么，就会坚持什么。比如他喜欢剃光头，不管别人说什么，一直坚持。再比如，有人对他说，“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估值都达到600亿元人民币了，只要你学马斯克，我就给你60亿估值”，他也不会被资本绑架，坚信自己的技术路线在现阶段才是最优解。

“马斯克公司走的是深部植入的路线，对大脑单神经元精度解码，但对多脑区、多神经环路的覆盖是不够的。”陶虎打了个比方，把人类的大脑看作一座城市，自己的技术路线是先看城市的全貌、功能的协同，而马斯克一上来就进入“巷战”，希望把红绿灯看清楚，把行人长什么样看清楚。

另一方面，陶虎有出于安全性方面的考虑。脑虎科技和Neuralink虽然走的都是柔性植入这条路，但前者将电极放置在大脑皮层上，而后者要将电极插入大脑内部。“电极是柔性的，大脑也是柔软的，就好像一根线是很难插到豆腐中的。Neuralink的办法就是用钢针把线带进去，再把钢针拔出来。就算植入时没出问题，但人在运动的过程中，如果发生剧烈碰撞，仍然会有风险。在安全性没有得到充分验证之前，我不会投入最重要的‘兵力’去走这条路。”

在陶虎看来，脑虎科技要对标Neuralink，但不要一味地模仿、追随，也不要在对方的优势领域进行消耗战，而要在正面交锋中，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的未来科技曲线。

脑虎科技对外展示的脑机接口模型。

对此，他有自信。“如果脑机接口也像智能辅助驾驶一样有L1、L2、L3等不同发展阶段，那么L1是运动解码，L2是语言解码，L3是视觉解码，L4是对人类情感、记忆、认知的解码。我们现在已经能同时做到L1和L2，其他的也在布局。我们正在冲刺，要做全植入、全无线、全功能的脑机接口，让患者从外表上看起来和常人无异，获得更美好的使用体验。”

同时，他也有担忧。“脑机接口领域，国内外没有代差，但差距在拉大。人家有先发优势，而且后面的资源、决断力、执行力很统一。”为了支持脑科学人才培养，今年9月，脑虎科技向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捐赠了一笔教育基金。“我现在最怕的是，脑机接口像之前的一些黑科技似的，还没做出来就开始‘炒’，最后把黑科技‘炒’烂了。急功近利就容易走偏。”陶虎严肃地说。

很多人问过他，脑机接口究竟什么时候才算“做成了”。他认为，第一阶段是在重大脑疾病上体现其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和独特性，即一种疾病，没有其他治疗方法，只有通过脑机接口使患者极大获益；第二阶段是正常人通过脑机接口获得“超能力”。“到那时，有创无创不是关键，收益风险比才是关键。就像手术治疗近视，如果风险越来越小，效果越来越好，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陶虎相信，3至5年，最多5至8年，第一阶段就会实现。

“对于脑机接口，各方面要更有耐心一点，科技企业也要更有良心一点。”陶虎希望有一天，脑机接口能真正突破人类生存与认知的边界，抵达未知的旷野。

《环球人物》记者 许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