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梵，1941年出生于江苏靖江。动物传染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扬州大学教授，全国动物防疫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主要从事畜禽传染病流行病学与发病机理研究。先后研制出用于禽流感（H9N2亚型）、鸡传染性法氏囊病、马立克氏病和新城疫等疫病预防的多种新型疫苗，并在全国范围得到推广应用，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给动物看病，是一个关系到乡亲们能否过上富裕日子的事业。

——刘秀梵

最初开始学习兽医，多少有些阴差阳错的选择和际遇。1960年，我考入苏北农学院（今扬州大学农学院），几经专业调整，最终选定了兽医专业。

那时候，很多人对兽医不了解、有偏见，我选择学兽医一方面是因为农学院兽医专业拥有一批学术造诣高、在国内影响力大的老师。另一方面，我觉得兽医专业属于生物医学的大范畴，学了兽医，将来无论是做基础研究还是做临床兽医，都能有所作为。

在农学院学习期间，我的各科成绩都还不错，在专业课程方面并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这期间，我主要是利用学校的学习条件，做自己认为将来可能会有用的事，大一、大二我花了很多时间学外语，收听中央台的对外广播，练英语。到大二期末的时候，我已经可以阅读专业的英文原版教材了。大三时，我又花了1年左右的时间自学德语，等到大四，我完全可以阅读德文的科技文献了。大学期间，我阅读了国外很多关于兽医的文章，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大家对兽医的固有偏见。

一

1965年，我正式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闲暇时间顺带帮周边的老乡给牲畜看病。

记得那是深冬时节，一天，高邮的老乡们辗转找到我，说他们公社生产队的3头牛病得厉害，能不能让我帮忙看看。当时，我还没有正式地独立出过诊，心里也有些忐忑。但看着老乡们着急的样子，我还是决定去试一试。

高邮距离扬州大约有60多公里，我和老乡顶着雨雪赶到高邮，一下车就马不停蹄地到了生产队去查看牛的病情。我赶到时，3头牛已经趴在牛棚里口吐白沫，基本处于生命垂危的状态。生产队里只有这3头牛，在那个年代，它们就是生产力的代表，这牛不但本身价值不低，还负担着挣工分的重任。

初步检查后，我向老乡询问了3头牛发病的经过。原来，这段日子里牛身上不断长虱子，为了灭虱，饲养员就用有机磷农药和凡士林混合，配制成了膏剂给牛涂上。然而，没想到由于农药毒性太大，3头牛在涂抹膏剂后不久便出现了各种病症。

有机磷农药中毒——诊断明确后，我赶紧将牛身上的药膏清除，并打了特异的解毒剂。为了便于随时观察病情，我主动要求在牛棚里吃住。夜色如水，万籁俱静，身下铺着稻草，身边与牛为伴，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时不时摸黑起身，查看3头牛的动静。

功夫不负有心人，3天后，牛的中毒症状大为缓解。看着一天天康复起来的牛，我悬着的心才渐渐放下了。淳朴的农民们不会用过多的话语表示感谢，只是紧紧攥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

这是我毕业后第一次出诊，也是第一次独立诊断和治疗疾病，整个过程有惊无险。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抛开校园和课本，我对兽医工作有了更加真实可感的认知，也更多了一份对责任和使命的理解——给动物看病，是一个关系到乡亲们能否过上富裕日子的事业。

二

1980年，国家教育部计划选派一批访问学者到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研修兽医生物技术。选拔考试有两项基本要求：一是具备一定的兽医专业业务能力，二是外语水平达标。

于当时的我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报名参加考试，最终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去美国访学的机会。

初到美国，我们需要和各个专业的到访者一起办理一系列相关手续，工作人员看到我的资料，见我是学兽医的，便称呼我为Doctor（医生），而其他专业的学者则大都称Mister（先生）。我当时特别高兴：兽医是个很受尊重的职业，念兽医是很了不起的。

在美国两年，除了外出参加学术会议，我几乎每天都泡在实验室里，主攻“鸡马立克氏病（即肿瘤病）的单克隆抗体的研究”。在北美家禽科学协会第71届年会上，我撰写的关于《鸡马立克氏病的单克隆抗体研究》的论文，引起了与会各国学者的关注。访学即将结束之际，我陆续接到了一些国外的工作邀约，大都能够提供较高的待遇和优越的科研环境，如果要在美国注册攻读博士学位也是没有问题的。

出国访学前，我在国内的工资是每个月80块钱左右，而在美国的两年间，国家每月给予我的生活补助约合400美元。是背靠着国家，我才有机会接触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技术，“学成归来、报效祖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我不能辜负国家的培养和信任。

两年访学期满，我带着当时全球最先进的单克隆抗体技术回到祖国，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可以在国内打开动物疫病防控技术研究的新局面。

为了便于开展后续研究，回国前，我购买了一批学术资料和科研必需的试剂，加上托运费，几乎花去了我当年三分之一的生活费。然而，即便有了基础材料，以当时的条件，我们学校还是没有办法马上开展相关研究。筹建专业的兽医实验室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正在我苦恼之际，南京军区总医院的一个靖江老乡联系到我。原来，他们在军区总医院研制乙肝病毒的单克隆抗体，已经做了29次融合都没能成功。我帮他们仔细分析了失败原因，并把此前所用的试剂全部换成我带回的新试剂，终于在第31次实现了成功融合。至此，南京军区总医院也成为国内最早研制出乙肝病毒抗体的单位。

有了愉快的合作基础，我尝试和南京军区总医院提出，能不能在我的实验室建好之前，先借用他们的仪器设备做一些研究，对方欣然同意。

坦白说，此后的六七年时间，我确实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要建实验室，要做科研，还要担任教学工作，林林总总事无巨细，我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其间，我和团队伙伴研制出了鸡马立克氏病病毒、新城疫病毒、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禽流感病毒等7种病原体不同表位的单抗100多种，其中，鸡马立克氏病病毒单抗成为了国际血清分型的标准试剂。

三

做了几十年的动物研究，我其实一直不认为兽医是冷门专业。20世纪80年代从美国回来时，我就开始意识到，随着人们与动物关系的日益密切，兽医与食品安全、公共卫生息息相关，这也是我研究单抗在农业上应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2年左右，我和团队成员就注意到禽流感已经在国内出现，但当时仅仅是局限在广东、广西，传播速度也不快。而在1998年，禽流感突然在全国范围内暴发，从南到北，国内几乎所有养鸡的地区都未能幸免。当时，上海有一家集养殖、饲料和食品加工的联合企业，年饲养肉鸡约6000万只，公司的总经理是我们学校的校友。禽流感暴发后，公司所有的种鸡场和肉鸡场全部被禽流感侵袭，损失巨大。我现在都记得校友找到我们时焦急的样子，一个月损失了几千万元。

禽流感主要分为高致病性和低致病性两种，前者主要由H5、H7亚型禽流感病毒引起，发病率和致死率都比较高；而后者主要由H9亚型禽流感病毒引起，虽然致死率较低，但传播速度快、污染面广。1998年爆发的全国性禽流感正是属于低致病性类型。

当时，我国主要依赖从国外进口禽流感疫苗。为扭转这一被动局面，我和团队成员开始在禽流感流行的主要地区开展H9N2亚型禽流感流行病学调查。我们前后共采集了13个省（市）的病毒，从实验室研究到现场疫情分析，争分夺秒。经过紧锣密鼓、夜以继日的实验，国内第一支禽流感疫苗（H9亚型）在扬州大学的实验室诞生，并于2002年2月获得生产许可，率先拿到国家新兽药证书。此后几年间，得益于疫苗的量产应用，禽流感得到了有效控制。

此后，经过变异的禽流感疫情又在全球范围多次暴发，禽流感等传染性疾病逐步演变成为全球挑战。我和团队虽然在疫苗研发方面不断加大研究力度，但我更加意识到，疫苗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减轻临床症状，降低强毒感染、复制和排出。但另一方面，活疫苗有残余毒力，与野毒重组，与其他病原体和环境因素联合致病，灭活疫苗同样有注射应激等副作用，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劳动成本。

彼时，我国养禽业使用疫苗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三多一大”现象：第一“多”是使用疫苗的病种多，第二“多”是同一种疾病使用的疫苗毒株多，第三“多”是同一种疾病在一个生产周期使用疫苗的次数多；所谓“一大”，就是超过正常需要大剂量使用活疫苗、灭活疫苗。“三多一大”正是过分依赖疫苗、滥用疫苗的结果。

疫苗仅是完整疫病防控策略的一部分，要科学使用疫苗，科学减负，改变“三多一大”的状况。更要对整体免疫程序进行优化，其间包括养殖场的生物安全、发生疫情时动物及其产品流通的限制、扑杀销毁感染动物、疫点的隔离封锁及消毒、谨慎使用疫苗等。

后来，在针对严重危害世界养禽业的烈性传染病“新城疫”疫苗的研究中，我和团队研制的重组新城疫病毒灭活疫苗正是秉承科学减负的理念，这是我国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城疫疫苗，也是国内首个将减少排毒作为检验质量标准的新城疫疫苗，可同时预防鸡群和鹅群中的新城疫。

和动物打了这么多年交道，给动物看了这么多年的病，我对“健康”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生态环境的健康始终是一个整体。记得2021年、2022年，H5、H7亚型流感病毒暴发时，大众不免有恐慌情绪，当时我通过媒体不断发声：暴露人群中感染H5、H7亚型流感病毒的概率非常低，和季节性流感相比甚至可以小到忽略不计，恐慌是完全没必要的。但我们必须加强禽流感病毒的监测，以防病毒变异后可人传人，引发新的流感疫情。

伴随着非典、禽流感等疫情的暴发，如今，兽医专业研究领域的热度越来越高。我真是高兴，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意识到，动物与人处于同一个公共卫生系统，只有把动物疫病的源头问题控制住，才能控制人兽共患病。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实现真正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