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3日，冉振芳在大连家中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冯群星/摄）

冉振芳今年103岁了，耳背，即使戴上助听器，耳朵里也像堵了一层棉花。《环球人物》记者扯着嗓门问了他一个问题，他指了指自己的耳朵，摆摆手。记者不得不将问题写下来给他看，采访才得以继续。

不过，话题一旦打开，那些关于抗战的记忆就像海绵里的水一样，一点一点挤了出来。这位出生于1922年的老人还记得，1937年，八路军115师到镇集上宣传抗日，宣传语里有一句话让他振奋——“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之后，15岁的冉振芳参加了八路军。为了参军，他追了部队20多里路。

参军后，冉振芳给白求恩当过勤务员，知道了医生的责任就是“帮病人尽早康复”；为了应对日军的大“扫荡”，他带着伤员们钻深山，从这个根据地“跳”到那个根据地，数次涉险。严峻的形势下，是老百姓让他们住进了家里。

1939年10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白求恩大夫（右一）在救治伤员。

“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抗战的胜利。没有人民群众，也不会有抗战的胜利。是共产党发动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冉振芳说。

追八路

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115师转移到山西五台山脚下休整。11月7日，中共中央指示成立晋察冀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以五台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11月18日，为使指挥机关处于适中位置，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由五台山迁驻河北阜平县城。

从阜平东行约100公里，就到了冉振芳的老家——河北完县（今顺平县）。虽然后来在大连生活过多年，冉振芳说起话来依然带着浓浓的家乡口音。他清楚地记得，1937年，115师一个骑兵营从平型关南下，直接驻扎在了他们村子里，“村子就在镇中心，逢五逢七有大集，人多，八路军就来宣传”。冉振芳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

八路军说了什么，冉振芳记不全了，只记得很受触动。记忆里，当时小镇上还较安定，日军的侵略对他最直接的影响是，他读了6年书的学校不开学了。15岁的少年待在家，心底一片茫然。八路军在镇集上宣传，声音铿锵有力：“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

“所以，我就参军了。”说起这些，冉振芳的语气很平静。

但其实，参军之路要比冉振芳讲述的更波折。他在此前的采访中曾说道，“七七事变后，什么李司令、王司令、赵司令，一堆司令就是土匪，坑害老百姓，又抢又砸，又偷又摸”。但八路军不一样，“一天拂晓的时候，骑兵营就撤了，老百姓还没有开门，他们把借了老百姓的东西都放在门口。该放钱的放钱，放东西的放东西”。冉振芳觉得，“这支队伍好”，便去找，去追……追了20多里路，终于追到了！当时说起这些，他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参军后，冉振芳成为八路军115师骑兵营的一名小骑兵，15岁的他被大家称为“孩子兵”。“我年纪小，他们打枪、去伏击地侦察总不带我。我最开始就在营部打杂，（营部）找了一匹老实的马给我，我个头小啊，要另一个人扶着我上马下马，到了晚上我就喂马。”后来，骑兵营和保定的日军进行了一场小规模交锋，“这场战斗后，营部觉得，‘孩子兵’在这儿不行，得送后方”。

就这样，1938年1月，冉振芳到了晋察冀军区卫生部（以下简称卫生部）。不久，一条消息传来，打破了他心中的平静。

这年2月，日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第一次围攻，仅在中心区阜平县的10个村，就杀害了老百姓542人，烧毁民房5012间，抢掠粮食1万余石。“日军不敢打入军区深部，只得骚扰边远的村子。”冉振芳后来得知，自己完县老家的村子也被烧毁了，“很多商铺，还有一个规模挺大的寺庙，都被烧掉了”。说到这里，在《环球人物》记者面前一直语调平稳的老人家第一次出现了情绪上的波动，嘴里喃喃道：“那些挺好的啊，都给烧掉了。”

“Doctor小冉”

现在，冉振芳的家里，还保留着一些他早年时期的照片。在一张照片里，他戴着一顶五角星帽，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面容清秀，眼神从容。那时，他已经从“孩子兵”成长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军医。冉振芳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自己的成长深受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冉振芳的军装照。

那是1938年6月，冉振芳在卫生部军医训练队学习。一天，医务科长跟他说，队里来了一位很重要的人，让他去给这个人当勤务员。于是，在卫生部驻地——山西五台山脚下的耿镇河北村，冉振芳第一次见到了白求恩，“他个高体瘦，穿了一套灰色八路军军装，脚上穿着一双有朵大红花的草鞋。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

让冉振芳印象深刻的是，白求恩把伤病员看得比谁都重。他常对冉振芳讲，“共产党员决不能搞特殊，我们的责任就是帮病人尽早康复”。前线同志把缴获的日军饼干、罐头送给白求恩，他舍不得吃，全部转送给了伤病员。一次，白求恩从松岩口后方医院回来已经很晚了，却不顾疲劳又立马伏案工作。冉振芳怕他饿，让伙房为他煮了一碗小米粥，他不肯一个人吃，而是喊了“Doctor小冉”（小冉医生）一起吃。

这样亲切称呼冉振芳的白求恩，却曾在一件事上对他大发雷霆。当时，医院的消毒设备很简陋，只能使用“土”办法，先清洗用过的纱布等敷料，再用锅、笼屉蒸，然后放在太阳下晒，以反复使用。白求恩将清洁敷料的任务交给了冉振芳。看着那些沾满脓血和秽物的绷带，冉振芳最初颇不情愿，用一只手扯着绷带在水里撩了撩。这一幕正巧被白求恩看见。他生气了，上来猛地将冉振芳推开，卷起袖子自己洗起来。

冉振芳顿时无地自容：“我就知道自己不对了。外国人都不怕脏，我难道还怕脏？受伤的都是自己的弟兄啊！不应该，就得干！”

后来，冉振芳不仅敷料洗得认真，学习也很认真。《环球人物》记者问冉振芳，军医训练队的学习难不难？他说，自己有一些文化基础，“觉得生理学和解剖学好学。除了这些，还要学病理学和内科”。在借用的村小教室里，读着军区卫生部编的教材，冉振芳完成了一年期的学习，是晋察冀军区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医生之一。

1939年深秋，冷风瑟瑟，山河肃杀。日军开始了冬季“扫荡”。

为了震慑日军，1939年11月7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在河北省涞源县进行了一场反“扫荡”伏击战，即黄土岭战役。作为医生，初出茅庐的冉振芳也上了前线。他依稀记得，伤员从战场上下来后，都会先由白求恩救治，“他带一个手术组，等他处理完了，再由我们来照护”。

时间偷走了冉振芳的记忆。战场上的许多忙碌与紧张，这位百岁老人都记不清了。冉振芳至今仍清楚记得的是，“黄土岭战役消灭了阿部规秀！那是日军的一个中将！”他还记得，就在黄土岭战役结束后的第四天，白求恩因做手术不慎感染病逝。“我知道后心里咯噔一下，十分难受。他将中国人民的正义之战当成了自己的事业。”冉振芳说。

“人民功臣”

战场上，冉振芳见过最多的伤是枪伤。“日军装备先进，八路军武器简陋，所以，我们不打阵地战，打游击战。游击战活下来的伤兵，大多是枪伤，伤势比较轻。”冉振芳说，枪伤好处理，“该断指的断指，该断腿的断腿”，反而是遇到病员不好治疗。“发疟子（疟疾）的，拉痢疾的，人很多，都没药吃。”

没有药，怎么办？当时，有一首《游击队歌》广为流传，歌词正是八路军处境的真实写照：“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冉振芳告诉《环球人物》记者：“1938年至1939年这一时期挺好，八路军打了几场胜仗，缴获了日军很多战利品，东西丰富，药也多。”

“但1939年之后就困难了。”1938年9月至1940年底，日军执行“治安肃正”讨伐作战，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和围攻。1941年至1943年底，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三光”政策，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一步进行大规模的“毁灭扫荡”。1944年以后，日军在战场上逐渐呈现颓势，对根据地的“扫荡”却更具报复性。

“日军没有一年不‘扫荡’，每年至少‘扫荡’一个月，烧光、杀光、抢光。他们直到消耗得差不多了，才会撤回去。一‘扫荡’，我们就带着伤病员跑。”冉振芳说。

“跑”的策略，是“化整为零”“跳区转移”。卫生部将医生分成不同的小组，每组由一名医生带着两名护士、不到10名伤病员，分散转移。冉振芳举例，哪个分区不“扫荡”，他们就趁着夜色摸到那个分区去，等日军“扫荡”结束了，他们再回来。“万幸啊，一个人也没有被抓到。如果被抓到，肯定就被打死了。”回忆当时的经历，冉振芳感慨不已。

1950年6月4日，冉振芳（前排左一）所在的十九兵团专训班内科组合影。

而最让他感慨的，还是老百姓对八路军的帮助。冉振芳说，老百姓不害怕被牵连，伤病员疏散后就住在老百姓家里，“伤病员换了装，假装成老百姓的儿子、丈夫”。老百姓还把最宽敞的房子腾出来给伤病员住，自己就窝在草搭的小棚子里。还有，“伤病员无论住哪个村里，都有老百姓来慰问，送鸡蛋送面粉，宁愿自己不吃不喝也要给伤病员”。

冉振芳说，正是这种军民间的深厚情谊，让部队挺过了大“扫荡”时期。有一年，晋察冀根据地遭遇罕见的旱灾，一人一天只有6两小米的口粮。“吃不饱，饿着也不能犯纪律。”冉振芳当时接到军区的命令，军队不能和老乡争食，挖了野菜也要让给老乡。

天大地大，老百姓最大。冉振芳觉得，在他获得的所有奖章里，最有意义的是一枚写着“人民功臣”四个大字的纪念章。关于这枚奖章被授予的细节，他已经想不起来了。但当记者问道“哪枚奖章最特殊”时，冉振芳说了好几次“人民功臣”。当军医几十载，这在冉振芳看来，最多是“立了小功”，而“人民功臣”是对他最大的赞誉。

（感谢辽宁省大连军分区、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对本篇报道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