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在唐山南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永不褪色的记忆摄影展”上，戚辉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张森绚/摄）

8月初，《环球人物》记者在唐山见到了公益摄影师戚辉，他一身休闲装扮，开着一辆越野车，早早地在采访地点等候着。过去的11年里，这辆车陪着他去了河北、北京、天津等地，见证了他寻访、拍摄213位抗日老战士的艰辛历程，车身满是灰尘，车牌也已斑驳发白。

在唐山，有些人通过这个车牌号认出戚辉。有一年，他和志愿者去探望老战士，车坏在半路，一辆警车路过，有位警察下来帮忙，修完给他敬了个礼，说“戚老师，我的父亲也是老战士”。还有一次，他去青龙满族自治县寻访，车内的空调不制冷了，在山里开了好久才找到一家修理铺，修车师傅加好了氟，说什么也不要钱。到家后，戚辉打开后备箱，看到了一整箱矿泉水。

战争年代，战士们抛头颅、洒热血，为胜利贡献了一切。和平年代，他们的故事更需要被了解、被铭记。革命精神代代相传，戚辉说这就是记录的意义。

以下是戚辉的讲述。

不是英雄，是幸存者

决定用镜头来记录抗日老战士，是从2014年开始的。

那个时候，我已经持续拍了十几年潘家口段长城的四时景象，在当地有了一些名气。一天，有人辗转找到我，托我给家里的老人拍一张百年之后用的照片。

老人名叫王永贵，住在唐山市玉田县新丰村。我到他家时，电视里正在播放2010年日本巡逻船在钓鱼岛冲撞中国渔船事件的最新进展——日本政府要求中国船长赔偿包括船只修理费在内的1400万日元。在炕上坐着的王永贵突然气得拍腿，“必须把日本鬼子打服了！”我顺着他的话头问，您打过鬼子吗？

从没对儿孙讲过自己参军经历的王永贵，从后院老房子找来一个布包，里面有6枚奖章和一摞证书，记录了他14年的从军生涯：抗日战争中，他和战友们奋战一夜，攻克了有着重要战略位置的大湾柳树村日军据点；解放战争中，他和董存瑞在同一个连，董存瑞去炸碉堡时，他和战友们在150米外用机枪打掩护。

1958年，王永贵退伍回到农村，再没跟人提起曾经的功勋。他说，打仗时第一批举炸药包的一定是共产党员，英雄都死在战场上了，现在胜利了，我们这些“幸存者”不能再给国家添负担。

我让老人戴上奖章，狭小的农房里，支起三脚架都困难，我单膝跪地给老人拍了照片。

2014年，在王永贵家中，戚辉拍下他佩戴奖章的照片。（戚辉供图）

过了半年，我去冀东烈士陵园瞻仰先烈时，又遇到了一位“幸存者”。老人名叫左廷权，当时已是淋巴癌晚期，家人用轮椅推着。给战友献花时，他右臂不能回弯，我上前询问，才知他的右臂在抗战时被子弹打伤过。

后来，我多次去探望左廷权，逐渐拼凑出了他的抗战故事。1943年，他加入晋察冀军区13军分区一区队三连，先后参与了9次伏击日军的战斗。战时物资短缺，一个连只有两挺机枪，无数战士用血肉之躯保证了任务的完成。仅甸子村突围战一场战斗，左廷权所在的连队就有46位战士牺牲。他对我说，“很多战友都没能看到鬼子投降的那一天”。

2016年4月7日，左廷权去世。弥留之际，我也在场，他安慰家人：“不要哭，我要归队了。”

我从未想过，在我生活的这一座城市中，会有这么多热血、感人的故事。我决定去了解老战士，去记录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

“家国仇恨，顾不上怕”

工作之余，我读了30多本与冀热辽地区抗战相关的书。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19块主要抗日根据地之一，冀热辽地区作战条件非常艰苦。在很多老战士的记忆里，战斗打响前，每个人会发3发子弹。为迷惑敌人，他们常把高粱秆剪成子弹大小，填满身上的弹夹。

弹药匮乏，更要讲究战术。在战场上失去右腿的夏士峰告诉我，一定要等敌人走近了再打，子弹打完了就拼刺刀，实在没胜算再扔手榴弹，趁着扬起的烟雾马上撤退。遇到战机轰击，则要迎着炮火跑，这样就能跑到已经炸出的弹坑里，准备下一轮进攻。

我寻访的老战士中，获得军功章最多的是郭振江。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小，很难把他和骁勇善战联系在一起。“战场上都是个子高的先中弹，冲锋的战士都是我这种身形。冲锋也有方法，挺着胸膛向前面冲，那是找死。要会跑会跳，我蹦着就能把敌人打趴下。”郭振江骄傲地说。

“上战场的时候会不会害怕？”这是我问每位老战士的问题，所有人的答案都一样：家国仇恨，顾不上怕。

1944年，唐山市丰南区王各庄一村的刘沛玉加入丰玉宁支队，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他参军的消息很快走漏，日军在村口杀害了他的父亲，两个哥哥也被折磨得只剩下半条命。“我每次打仗都抱着必死的信念，要让鬼子血债血偿。”

1945年，17岁的王永贵第一次参加战斗，腿肚子直打哆嗦。敌人的机枪猛烈扫射，一起参军的本家兄弟浑身是血地牺牲在他身旁，他热血上涌，站起来和战友一起冲锋……

在那段艰苦岁月里，冀东地区有30多万人加入敌后抗日武装，投身革命的浪潮。了解得越多，我越明白自己记录的不是个人的故事，而是中华民族的气节和脊梁，他们应该被更多人知道。

“老战士坐第一排”

在记录老战士的第五个年头，我寻访、拍摄过的6位老战士受邀去北京参加纪念冀东革命抗日根据地成立80周年座谈会。

当他们缓缓走进会场时，全体参会人员起立鼓掌，大家都有一个共识：今天没有军衔高低，老战士坐第一排。

他们中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张军。他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最危险的时候全连只剩下两个人。退伍后，他回村担任村干部职务。我们见面时他已经95岁了，住在市区的疗养院，但每到村委会换届选举，他都会回去投票。有一年，我陪他回村，在村委会广场，他敬了个军礼，我按下快门，飘扬的国旗和他喊了半辈子的喇叭成了最好的背景。

张军在村委会广场敬军礼，戚辉拍下照片记录了这一刻。（戚辉供图）

和张军一样收起赫赫战功、回到农村继续投身乡村生产建设的老战士还有很多。

令人欣慰的是，公众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高。

2018年12月11日，老战士刘沛玉在家中去世。他和老伴无儿无女，我在朋友圈发出悼念的消息，第二天出殡，有170名市民自发前来吊唁，在他家门口排起了一条长长的队伍。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11年里，我寻访了213位老兵，现在只有7位还在世。我的工作也从最开始的寻访、记录，变成了关怀、探望和照顾。我希望每一位在世的老战士都能保重身体，多看一看大好河山，等“归队”时可以好好地跟战友们讲一讲，今天的祖国不负所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