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3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式。画面定格，许多老战士、老同志、老民兵、地方支前模范代表和抗战烈士遗属代表出现在观礼台上。他们饱经风霜、白发苍苍；他们神情肃穆、目光坚定；他们是民族的脊梁、胜利的见证。

在80年前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是他们和无数已经牺牲、故去的战友们，以血肉之躯、以忠肝义胆、以舍生忘死、以赤子之心，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七一勋章”获得者郭瑞祥就是这千千万万中的一员。

《环球人物》记者联系上老人家殊为不易，但直到采访当天，他儿子郭江才敢让他知道接受采访的事，“父亲岁数大了，很多话讲不出来，他也着急。要是提前告诉他有采访，他心里就开始回忆，一回忆睡不着觉，血压就高了”。

采访在大连一家医院进行。半个月前，因为血压不稳，孩子们将郭瑞祥送到了医院。走进医院前，《环球人物》记者还在忐忑：老人家105岁了，能聊吗？但见到他就发现，他的记忆远比想象中要好，说话也总是乐呵呵的。

“我们家是‘抗日模范家庭’，家里父母领导得好。”郭瑞祥笑着说。就这样，采访从郭家的老革命——郭瑞祥的母亲开始，一直聊到了2021年建党百年时他在北京受勋，获得“七一勋章”。

郭瑞祥获颁的“七一勋章”。

穷思变

郭瑞祥的老家在河北魏县尹野马村。魏县地处冀鲁豫三省的交会处，是革命老区。1932年，中共魏县地下党领导尹文则在尹野马村建立党支部。

郭瑞祥的父亲是乡医，就在九一八事变的那一年，父亲因得罪地主惨遭毒打，大年初二撒手人寰。父亲去世后，家中生计更为艰难，有一次，郭瑞祥直接饿晕在了路上。“穷则思变。”郭瑞祥说，村里当时有共产党人建立的穷人会，他参加了几次，知道党是代表最广大穷苦百姓利益的党。

1935年，日寇在魏县四处抓捕共产党员，党组织只能秘密开展工作。郭瑞祥积极参加党的地下活动，主动要求承担送情报的任务。“都是秘密地单线联系，连家人都不能讲。”他回忆，他们开党小组会，有时是半夜在荒野里开，有时是在菜窖里开。

党支部很看重这个生活贫苦的年轻人。尹文则成了郭瑞祥的入党介绍人之一。1937年3月，经尹文则和村党支部成员尹凤良介绍，郭瑞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年我17岁，党就培养我。”郭瑞祥的声音里透着骄傲，“共产党是咱穷人的党，为穷人办事。”

入了党，党员的身份还是得保密。这让郭瑞祥犯了难：要交党费了，他不知道怎么向母亲张口。“每月的党费是3毛钱，家里是农民，没有什么钱。”郭瑞祥向母亲撒了个小谎，说自己要去庙里买“宝”。

一旁的郭江向《环球人物》记者解释，当时日寇来了，有的老百姓去庙里买类似于平安符的“宝”，保佑家人平安。郭江话音未落，郭瑞祥就说：“我这个‘宝’可比那些个‘宝’宝贝多了。”

郭瑞祥提起了自己的母亲李秀棠，那是一位活了106岁的老太太，一辈子极度要强。她出生那年正赶上辛亥革命，接下来便是北伐、军阀混战、日寇入侵……一系列灾难就在眼前，不认识多少字的李秀棠加入了村里的妇女救国会。一次夜晚外出活动，她被土匪跟了一路。看到土匪个子还没她大，她反拧住对方胳膊将土匪制服了。

但郭瑞祥当时不知道，母亲其实在1938年也秘密入了党。1943年，郭瑞祥的入党介绍人尹文则因生病暂回老家，“日伪军郭德惠部知道了，到他家抓住他，在魏县第三区把他杀了，尸体扔在哪儿都不知道”。那段时间风声鹤唳，李秀棠大着胆子，伪装成乡医去找尹文则，想找到他的遗体，好好掩埋他。

“遗体没找到，只找到一双鞋。”郭瑞祥说，母亲一辈子都是这样无畏无惧。他参军的时候，母亲也是大手一挥，说“去吧，去参加八路军”。

1945年，平原分局党校四队宣传队在河南林县临淇镇合影。二排左七为郭瑞祥。

战沙场

1945年，郭瑞祥（中）在冀鲁豫军区五分区与战友合影。

入党之后，郭瑞祥参军。初参军，他便担任冀鲁豫卫河支队六分队分队长。“当了个小干部。”郭瑞祥笑着回忆。那一年，当地党组织被日伪军打散，郭瑞祥的上级也不幸遇害。

郭瑞祥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身为共产党员，自己身负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扩军”。他迅速联络老党员和周边村子的热血青年，最终带领40余人的队伍，在1939年加入了魏县的八路军，不久后南下河南濮阳。

“你是不是很会做动员工作？”《环球人物》记者想知道郭瑞祥迅速组织起队伍的秘诀。

“我只上过3年私塾，没文化，不会讲大道理。”郭瑞祥说。他提起一件往事——有一年过年，有个战士想家，没向上级报告就悄悄溜了回去。按当时军队的规定，这算“逃兵”，甚至得枪毙。郭瑞祥把他喊了回来，当天什么也没说。第二天，队伍集合，一列好队，郭瑞祥就让人把他的帽子摘了下来。“我只问他，叫你打鬼子，你怎么跑了？”说完，郭瑞祥看见他哭了，“就又把帽子给他戴上了”。

从小，郭江就听父亲讲这些往事。在他看来，平日里亲切随和的父亲，在战场上有着他不熟悉的另一面：杀伐果断，雷厉风行。

1940年5月，鲁西南地区肖渠战斗打响，日军兵分两路展开进攻。当时战况特别惨烈，八路军正面部队损失了一个营。“牺牲的人多啊……”沉默良久，郭瑞祥接着说，“整个营，连同营长，都牺牲了，他们被鬼子围在沟底，鬼子火力很强，全营只有一个人活下来。”

《环球人物》记者问郭瑞祥：“那你怕不怕？”老人双眼一瞪：“我要杀他们嘞！他们还怕我嘞！”

他当时是新三旅八团一营一连指导员，任务是带一个排的兵力埋伏在长垣县至东明县的公路上，突袭留守的一小股日军。“打死了十几名日军，缴获了十几支骑兵步枪、一挺‘歪把子’机枪。”直到今天，他对这次战斗仍记忆犹新，“在地主家院子里发现一群洋马，一梭子子弹打过去，马受惊跑了出来，我们抓了十几匹，还打死一个看守电台的鬼子”。

往事惊心动魄，郭瑞祥却只是笑了笑。自入伍后，他参加过冀南战斗、反“扫荡”战役、肖渠战斗、曹县东南反顽战役等数不清的战斗。用他自己的话说，“天天打仗，枪不离手，抱着枪战斗，抱着枪睡觉”。

承家训

比身经百战更让郭瑞祥骄傲的是，在抗战年代，他们家被评为“抗日模范家庭”。“我母亲和妹妹后来也参了军，我们一家三口都是八路军。”郭瑞祥说。

郭瑞祥和母亲都在冀鲁豫军区，抗战胜利前却只见过“两面”。郭瑞祥记得很清楚：一次是1942年，他带队去前线送枪支，路上正碰到母亲所在的医院转移伤病员。日军在附近“扫荡”，为了防止自己被抓后枪支落入敌手，他急着把枪藏入枯井，和母亲“没说几句话就分开了”。另一次是他打了胜仗，领到一双布鞋，一看鞋底，上边纳的正是母亲的名字——李秀棠。

上世纪50年代，郭瑞祥与妻子合影。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李秀棠脱下军装回了老家，“全国解放了，仗打完了，我也该回家种地了”。“奶奶就那样离开了部队，她没想着让国家给她安排一个工作。”郭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因为老家十几年没住人，什么都没有了，奶奶曾在一个姨奶奶家生活。

“永远不给党和国家添麻烦。”郭江说，这是一条不成文的家训，家中老一辈是家训最好的践行者。

新中国成立后，郭瑞祥先后担任过贵州军区军法处副处长、昆明军区军事法院副院长、贵州省都匀军分区副政治委员，1979年4月离休。郭江记得，父亲工作很忙。那时候他对父亲的事印象不深，但他深深记得，“我姐用的书包，是父亲用旧雨衣改作的”。

上世纪90年代，郭江和妻子双双下岗。按照当时国家的相关规定，为了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企业可以不安排双职工同时下岗。郭江本可以向上级单位提出申请，父亲却不松口，对他们说：“既然下岗了，也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你们俩就自谋职业。”后来，夫妻俩开了一家五金店，靠着走街串巷卖自己发明的晾衣架，让日子好了起来。

郭江的姐姐郭惠丽复员后才知道，她所在军的军长是父亲的部下。“我父亲从不出头帮她说话，不找关系，不找老战友。”郭江说。

2021年建党百年，“七一勋章”首次颁授，郭瑞祥获此殊荣。授勋当天，郭瑞祥身着绿军装，坐在轮椅上接受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授予的“七一勋章”。党中央评价他是“矢志坚守初心的红军战士”“始终保持红军的政治本色”。

（感谢辽宁省大连军分区、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对本篇报道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