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1874年—1961年） 著名爱国华侨领袖、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今属厦门市集美区），1890年赴新加坡随父学习经商，此后侨居新加坡，1950年回国定居。一生爱国爱乡，致力于推动中国教育发展，领导南洋华侨的抗日救亡活动，并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不朽贡献。

10年前，陈立人在新加坡收到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邀请，赴北京出席纪念活动，但未被告知具体安排。直到抵达北京当天，他才得知第二天要被授予纪念章。他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2015年9月2日上午，秋高气爽，他特地穿了一件中山装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过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2015年9月2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陈立人（二排左五）代表祖父陈嘉庚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身边坐着的大都是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帮助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以及和我一样的遗属代表。我知道那枚纪念章、那份殊荣是属于我爷爷的。纪念章的授予，也是对爷爷以及广大侨胞爱国精神的表彰。”陈立人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陈立人的爷爷就是陈嘉庚，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

南洋华侨空前团结了起来

陈立人生于新加坡，出生时陈嘉庚已回国定居，“我少时对于爷爷生前的事，基本没有太多印象，只见过照片和信件”。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回厦门参加活动，才开始有意识地去深入了解爷爷。之后，他探访爷爷生活过的地方，听父辈讲述爷爷的故事，读爷爷遗留的文字、信件。其中读得最多的就是《南侨回忆录》，“每次读都有不一样的感受，没有一本书能比这部回忆录更能体现他的思想和情怀”。

《南侨回忆录》是陈嘉庚20世纪40年代所写。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沦陷，陈嘉庚避难印尼，写下30多万字回忆录，记录了南洋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种种事情。如今，《南侨回忆录》的一份手稿藏于陈嘉庚纪念馆。

“如果追溯起来，陈嘉庚先生领导华侨抗日可以从1928年说起。”厦门市集美学校委员会副主任、陈嘉庚纪念馆馆长翁荣标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1928年5月，日本悍然出兵山东，武装侵占济南，屠杀中国外交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济南惨案”，震惊中外。消息传到新加坡，当地华侨召开全侨大会，成立“山东惨祸筹赈会”。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他坚定地说：“以我民族之众，知识日开，定有雪耻之日。”他号召侨胞捐款救济死难者家属，并组织华侨声讨、揭露日军罪行。两三个月间，筹赈会就募得130万余元。

1938年10月10日，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大礼堂举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大会，陈嘉庚被推选为主席并在会上发表讲话。（陈嘉庚纪念馆供图）

3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陈嘉庚以福建会馆主席身份召集大会，向国际联盟会及美国总统发电文，请其履行各种条约，维持世界和平。“余明知开会发电虽丝毫无效力，然祖国遭此侵暴，海外侨民不宜塞耳无闻，自应唤醒侨民鼓动志气，激励爱国，冀可收效于将来。”陈嘉庚写道。

又过6年，七七事变爆发，海外华侨迅速掀起抗日救国热潮。陈嘉庚挺身而出，主持召开侨民大会，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星华筹赈会”），并当选主席，承诺本人每月捐款2000元，直至抗战结束。

“当时，爷爷的商业经营并不景气，企业几近停顿，但一直没有停止捐款。他每个月节衣缩食只花2元。”陈立人说。

1938年10月，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以下简称南侨总会）成立，陈嘉庚任主席。他撰文《我持久战必可败日》，“吾侨日前之最大救亡任务，乃在尽天职，加强输财”。此前，南洋已成立许多抗战团体，只是较为分散，南侨总会的成立把南洋华侨空前团结了起来。

在南侨总会的带领下，南洋华侨纷纷解囊相助。无论是擦皮鞋、卖冰棍的，还是开餐厅、做企业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至1942年，南洋华侨抗日义捐达4亿元，认购救国公债2.5亿元。海外华侨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汽车、救护车1000多辆，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多数为南洋华侨所捐。

为何是陈嘉庚？为什么他能团结、凝聚南洋华侨的力量支持祖国抗日？

在陈立人看来，这与陈嘉庚个人品德相关。1890年，陈嘉庚到新加坡协助父亲开拓商业版图，几年后正值风生水起之时，留在国内的母亲突然去世。他遵循礼俗，回乡为母亲守孝3年，等到重返新加坡时父亲的家业垮了，还欠下25万元的巨额债务。

“当时新加坡并没有‘父债子偿’的惯例，他本可以不管，却毅然选择替父亲还债。正因如此，他不仅为自己赢得了信誉，也为中国人在南洋建立起很好的形象。”陈立人说。

于是，他振臂一呼，南洋华侨800万人积极响应，与他同行。

“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在陈嘉庚纪念馆，常年展出的基本陈列中有一部分主题是“纾难救国，民族之光”，以文字、图片、文物等讲述陈嘉庚抗战期间的活动和故事。

“现在回溯起来，陈嘉庚的爱国思想和家国情怀，与他的经历、他受的教育密不可分。他从小接受私塾教育，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铸就了深沉炽热的民族气节和坚贞不屈的民族大义。后来他倾资兴学、教育救国，他领导南侨、抗日救国，都体现着近代以来中国人‘家国同构’的传统。”翁荣标说。

抗战时期，为了民族大义，陈嘉庚和一位“老友”断然决裂。此人就是汪精卫。

两人相识于辛亥革命期间，私交不错。1938年10月，日军进攻广州、逼近武汉，时任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流露出投降迹象，和日本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幕后交易，并发表公开谈话，宣称愿意接受各国的“和平调停”与日本的“和平条件”。陈嘉庚获知后，立即致电汪精卫，问此事是否属实。汪精卫在复电中狡辩，称“抵抗侵略，与不拒绝和平，并非矛盾”。两人来回通电5次，陈嘉庚发现“对汪无挽回希望”，复拟一电，怒斥他为“卖国贼秦桧”。

同年10月底，陈嘉庚作为国民参政员，从新加坡发回一份“电报提案”：“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份提案在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获通过，并被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会上，汪精卫高声朗诵出这11个字时，面色突变惨白，在倾听激烈辩论时，神情不安。

著名记者邹韬奋报道了这次参政会，评价说：“这寥寥十一个大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939年，广州失守后，香港积存的2万余吨军火及货物只能转从滇缅公路运入。滇缅公路北起中国昆明，南至缅甸腊戍，全长1146公里，在1938年8月通车后成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它翻越深谷，在崇山峻岭间迂回，路面崎岖不平，且横穿怒江、澜沧江和漾濞江的急流，地势极为险恶。

“在这种环境中行驶，驾驶员必须有熟练技术。但国内缺乏司机，西南运输处致电南侨总会，请求代雇司机及修机人员回国，以救燃眉之急。”翁荣标说。

陈嘉庚接到电函后，迅速与各地侨领进行商讨，立即发出《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通告，号召南洋青年回国支援。

短短10天便招募第一批80人，有教师、医生，也有商人、工程师等，其中不乏家境殷实者。2月17日，第一批南侨机工准备出发，陈嘉庚特为他们举行欢送会，会上讲了归国服务之意义：是保卫国家，为争取民族生存而斗争，是代表千百万侨胞出力，要坚持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1939年，共有3200余名南侨机工，分15批告别自己生长的马来亚（今马来西亚）、新加坡、暹罗（今泰国）、印度、缅甸等地，来到昆明，投身滇缅公路这条运输线上。1939年至1942年，他们运送军需物资50多万吨、汽车1.5万余辆以及各类民用物资。有1000多名机工牺牲在这条公路上，再也没有回去。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39年冬，陈嘉庚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以下简称慰劳团）。目的有二：一是向军政界及民众致敬慰劳；二是了解抗战以来军政如何努力进步，民众如何同仇敌忾，各党如何团结对外，“将诸良好成绩材料带回南洋，向华侨报告宣传，使千万侨众增加爱国热心”。

第二年3月26日，陈嘉庚一行抵达重庆。住下后，陈嘉庚发现慰劳团的接待规格颇高——国民政府20个大小部门成立了欢迎委员会，拨款8万元。他心中不安，第二日便在各日报发表启事，称“愿实践新生活节约条件，且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

在陈立人的印象中，爷爷一生崇尚节俭。“一件破棉背心，他从抗战时期穿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有一个烛台，原本是一个茶杯，把手断了，他就把它倒过来，放一根蜡烛粘在上面。”

从重庆开始，陈嘉庚率团开启了慰劳之旅。9个月间，他们足迹遍布四川、甘肃、青海、陕西、广东等17个省，拜访军政官员，慰问伤兵难民，考察农业、工业、教育、交通、文化、民风、军风等。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到达延安，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陈嘉庚纪念馆供图）

令陈嘉庚印象最深的是延安。

1940年5月31日，他穿过层层阻挠到达延安。欢迎仪式在露天广场举行，台下5000人席地而坐，穿着朴素，满心欢喜。

9天里，陈嘉庚拜会了财政、公安、司法等各界负责人，参观了中国女子大学、抗大第三分校，走访了新市场、铁工厂及印刷厂等。他听到、看到许多新鲜事：商店都是私人经营，政府不与民争利；县长民选；贪污50元者革职，贪污500元者枪毙；总司令朱德和学生一起打篮球……

和毛泽东在窑洞见面时，陈嘉庚被一个细节打动：“南洋女学生来，无敬礼便坐，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又一男学生来亦然。”傍晚，毛泽东请他吃饭，“仅一席设于门外露天，取一旧圆桌面置方桌上，已陈旧不甚光洁，乃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桌巾”。主食是延安比较稀有的白米饭，配菜有土豆、白菜和一盆清炖鸡肉——这只鸡还是邻居大娘送的。

结束访问时，陈嘉庚感叹：“在那里，人人平等，相亲相爱，有如兄弟。刻苦耐劳从事建设，成绩斐然……”“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回到重庆，陈嘉庚发表演讲《西北之观感》。之后，他又在缅甸仰光、新加坡等地一次次介绍国内抗战形势，特别是延安团结一致、军民一家的情况。他得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

“延安之行让陈嘉庚找到了同心同向的同路人，他发现自己和共产党的初心是一样——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翁荣标说。

1942年，新加坡沦陷后，陈嘉庚辗转多处避难，好几次虎口脱险，3年后才归家。消息传到国内，各界团体举行“陈嘉庚先生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送来单条：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50年，陈嘉庚回国定居，再也没有离开祖国，直到1961年逝世。

他的一生，一直坚守着“公、忠、毅、诚”的信条：公——永无止境的奉献；忠——永不动摇的爱国；毅——永不言败的坚强；诚——永不毁诺的铮铮傲骨。

“祖父没有给后人留一分钱，但留给我们一种精神：嘉庚精神，让我们受益无穷。无论是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还是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抑或是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我们都将沿着祖父的道路继续前行。”陈立人说。

2025年8月9日，陈立人在北京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张森绚/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