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槟城机器行欢送回国服务机艺工程队一行32人，二排左六为李月美。

李月美（1918年—1968年） 又名李月眉，女，出生于槟城（今属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侨家庭，原籍广东台山。1938年底加入槟城机器行回国服务机艺工程队，女扮男装参加滇缅公路运输工作。

云南瑞丽的畹町，是中缅边境的一个小镇，也是滇缅公路中国段终点的所在地。不久前，《环球人物》记者来到这里，走进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

少有人注意的是，纪念馆入口到出口正好有50级台阶——它代表着南洋华侨机工（以下简称南侨机工）日夜不休，通过滇缅公路抢运的50多万吨军需物资。展厅内，整齐陈列着泛黄的老照片、褪色的工装、带着锈迹的修车工具和一封封家书……墙上的地图标示着当年的运输路线，仿佛穿越时空。

2025年7月27日，一名小朋友站在南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英雄墙”前。

一整面“英雄墙”上，700位留有照片和名字的南侨机工注视着参观者。众多男性面孔中，一名梳着齐耳短发、笑意盈盈的女性格外醒目——她便是李月美，参与打通“抗战生命线”的“当代花木兰”。

“我就是要吃苦才回祖国”

“号外号外，强邻侵略，国祚危殆！”“复兴民族，人人有责，华侨责任尤为重大！”

1938年冬天的槟城，天气一如既往地温暖宜人，可在华侨华人群体里，焦灼忧虑的气氛正在蔓延。战场上的坏消息纷至沓来，祖国的华中、华东和华南地区相继沦陷，全国95%的工业和50%的人口已落入敌手。

和父母一样，李月美每天关注着战事的进展。她刚满20岁，个头超过一米七，是一位英气勃勃的女青年了。“国难当头，女子亦当奋发效力。”七七事变以来，她经常和要好的小姐妹走上街头卖花筹款，支援祖国抗战。

1944年6月的滇缅公路。

这天，槟城机器行的一则招募启事引起了李月美的注意：“年龄20至40岁，品行良好，具有驾驶汽车及精于修车技术……”原来，中国东南海陆交通均被日军切断，抢修通车的滇缅公路成为大西南重要的“抗战生命线”。几千辆汽车和大批物资亟待上路，国民政府却找不到足够的司机和汽修工。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于是发出《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通告。

读完招募章程，李月美自觉各项身体条件都符合，可惜她既不会开车，也不会修车。“短时间内精通修车，恐怕有困难。但开车嘛，问题不大！”她和朋友找来一辆21座的巴士，学了4个多小时已开得有模有样，不久后就从车务局领到了驾驶执照。

“我要报名！”李月美来到槟城机器行的报名点，却被告知“不招女机工”。

“我会开车，身体好，中文流利！”

“那也不行，规定！”面对工作人员斩钉截铁的答复，李月美只好离开队伍往外走。见到那些报名成功的男子，她忍不住投去羡慕又不甘的目光。

“一定要想办法回国服务！”回到家里，看着身形与自己差不多的弟弟锦荣，李月美心生一计。几天后，她剪去长发，穿上弟弟的衣服，特意去了离家很远的一个报名点。

这一次，“男青年李月眉”报名成功了，成为最终被录取的32人之一。出发前，医生统一为队员检查身体，李月美的女性身份不再是秘密。不过，或许是李月美的坚定与机智打动了领队，她“侥幸”留了下来。

身着统一制服的李月美。

回国服务机艺工程队里出现“花木兰”的消息，很快引起了《南洋商报》的注意。在征得领队允许后，李月美接受了采访。

“令尊和令堂对你这次的回国，表同意吗？”

“当然是同意的，而且我们兄弟姐妹共9人，就是为国家牺牲了一两个，那有什么关系？”

《南洋商报》的记者又提到，华侨们生活优渥，滇缅公路的条件却是极其艰苦的。李月美从容地回答：“苦，我是不怕的，我就是要吃苦才回祖国，我为苦难的祖国来吃苦。”

“车在我们的手上，血在我们的胸膛”

1939年春，历经一个多月的颠簸，李月美随队来到了云南昆明。这里汇聚了从新加坡、马来亚（今马来西亚）、暹罗（今泰国）等地回国的大量爱国青年，至1939年8月累计达到3200余人，他们后来被统称为南侨机工。

为工作方便，李月美仍以男性身份示人。她和同伴们首先接受编队训练，白天苦练驾驶技术，晚上挤在亲手搭建的工棚里。昆明四季如春，但相较于槟城而言算是“寒冷”了，战时物资紧缺，能御寒的也只有一条毛毯而已。口粮定量发放，吃饭时一声哨响就马上举筷，几分钟后哨声再响，没吃饱也得放下碗筷起立集合。

南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陈列的滇缅公路运输车辆。（本刊记者 刘舒扬/摄）

训练结束后，李月美被分配到贵州红十字会。她迎来了艰巨的任务：前往滇缅公路运输物资。

滇缅公路修建期间，工人死亡率高达10%。自云南昆明至缅甸腊戍，全长1146公里的土黄色公路如长蛇般蜿蜒，有时宽度仅容一辆汽车通过，有时1分钟内盘旋五六圈。车行一路，要翻过海拔3000多米的横断山脉、怒山和高黎贡山；要横跨水流湍急的漾濞江、澜沧江和怒江；还要穿越亘古荒凉、人烟稀少的“烟瘴之地”。

广东江门台山市博物馆研究员叶玉芳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滇缅公路不仅险峻异常，还频繁遭受日军的轰炸与袭击，而南侨机工任务紧迫，驾驶的是老旧车辆，还要超负荷运输物资，进一步增加了运输过程的危险性。

每次上路，对李月美的耐心和体力都是极大的考验——稍有不慎，她就可能连人带车摔到峭壁下或江水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关于那些恐怖的深谷，机工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初一跌下去，十五未到底。”

滇缅公路为中国抗战持续“输血”，被日军视为眼中钉。李月美养成了“千里眼”“顺风耳”，一旦发现日军飞机前来，立即动作麻利地停车隐蔽。若时间有余，她还要用树叶和泥土掩盖车身。

路况糟糕加上时有轰炸，中途过夜或者等待抢修是常事。滇缅公路沿途分布着一些住宿点，但李月美和同事们一样，大多数时候都睡在车厢里，防止车内物资或汽车零件被偷。

李月美默默践行着“吃苦”的诺言，从不嗟叹埋怨。周遭的同事都觉得这位秀气的青年勤勤恳恳、招人喜爱，几乎没人发觉她是女子。

在昆明训练期间，李月美和大家学唱了《出发歌》。有时候，驱车行驶在荒山之间，前方是仿佛永远也走不完的山路，她便会唱起这首歌来提神——

车在我们的手上，

血在我们的胸膛，

我们来捍卫祖国，

我们奔赴沙场……

“李月美是谁？”

转眼间来到了1940年，李月美已在滇缅公路上服务一年了。机工牺牲的消息不时传来，李月美扼腕叹息的同时，也提醒自己要加倍小心。

一天，行至一处急转弯时，李月美不慎翻车，身负重伤、动弹不得。不知过了多久，沉重的倦意令她忍不住想要闭上双眼时，一个声音传了过来：“你还好吗？坚持住！”

来者名叫杨维铨，是一名祖籍海南的南侨机工。他将李月美从已经变形的驾驶室里拖了出来，又带着她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医院。

李月美的性命保住了，女性身份却再次曝光。媒体称她为“当代花木兰”，相关报道轰动一时，著名社会活动家何香凝题写“巾帼英雄”相赠。不过，也因为身份曝光，康复后的李月美没能继续当司机，而是到了机工卫生所改当护士，以另一种形式为滇缅公路服务。

南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馆长罗云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1938年以后，滇缅公路作为中国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陆上通道，输送了约90%的国际援华物资，包括武器、燃油、药品、原材料、工业设备等，仅军需物资就有50多万吨。

“这些物资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持久抗战。从1938年12月滇缅公路开始运输，到1942年5月日本侵占缅甸为止的3年半时间里，除了英国主动切断公路的3个月外，整条公路无法通行的时间只有13天10小时15分钟。为了抢运，约1/3的南侨机工在路上为国捐躯。”罗云辉说。

在李月美的影响下，小她2岁的弟弟李锦荣也于1939年加入了第八批南侨机工服务团。幸运的是，姐弟俩都坚持到了抗战胜利。“华侨机工李月美，热心爱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致勤劳，应予嘉奖……”拿着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特颁发的奖状，李月美百感交集，难掩热泪。

想当初离家时，父亲已是天命之年，母亲也年过四旬了。“该回去和二老以及兄弟姐妹们团聚了。”1946年，李月美踏上归家的路，同行的还有杨维铨——那次生死营救后，两人相交渐深，喜结连理。

全家团聚不久后，李月美和杨维铨前往缅甸定居。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李月美作为华侨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听闻李月美女扮男装回国抗日的事迹，周总理连连称赞：“巾帼英雄！”

在缅甸，李月美和杨维铨以经营咖啡馆为业。尽管日子过得富足安逸，她还是心系祖国。1965年，杨维铨留守缅甸，李月美和10个子女中的8个回到了中国居住。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儿子善国和女儿玲美双双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全家人高兴极了。

出生于1948年的杨善国，如今已不在人世。其妻尹凤娥记得，两人相识之初，杨善国就自豪地说起，“母亲是抗日英雄”。“他晚年时，家里有了智能音箱，每次想念母亲，他就不厌其烦地问，李月美是谁？音箱就开始播报，‘李月美，1918年生……’”尹凤娥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让尹凤娥欣慰的是，孩子们小时候觉得奶奶的事迹“太神奇，不可信，好像有点假”，但近年来也愿意沉下心去了解那段历史了。

“我年龄大了，出行越来越吃力，过去由我参加的纪念活动，逐渐就交给他们代劳了。不管怎样，要把南侨机工的精神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尹凤娥说。

多年来，杨善国和手足一直有桩心事，就是为母亲寻找失散的南洋亲人。如今，牵头人的担子落到了尹凤娥的肩上。“母亲回国后，就和南洋失去了联系。她有8个兄弟姐妹，总该有亲人在的，可惜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尹凤娥想象过团聚的场景：可能是在海南，一起为李月美夫妇扫墓；也可能是在马来西亚，共同寻访祖屋的痕迹……“我们无意寻求帮助，只是想替母亲问问，亲人们生活得好不好？身体可还康健？”

抗战胜利后，李月美（左一）返回槟城与家人团聚。

80多年前，也正是这种感情，支撑着李月美等3200余名南侨机工投身抗日救亡——不管相隔多远，我们始终是一家人，荣辱与共，血浓于水。